有這樣一種說法，認為文學應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也有人熱衷于表現“自我”而反對“宏大敘事”；還有人受后現代主義的影響，熱衷于表現世界的荒謬性和人的渺小和無助感。而所有這一切，都和當前抗疫斗爭中涌現出的英雄人物及其精神風貌是南其轅而北其轍的。黨中央所采取的果斷措施和堅強領導，逆行而上不怕感染的白衣戰士，無數的志愿者、兄弟省市及時快速地支援武漢和湖北，自愿捐助的黨員和廣大群眾，在抗疫斗爭中正在譜寫著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贊歌。可歌可泣的現實，正在向我們的作家發出熱切的召喚。對作家來說，我們沒有理由和“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要保持的應該是“零距離”，時時刻刻都要密切關注現實，并站在國家、民族、世界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來思考現實，認識現實，反映現實。

現實主義文學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反映論，認為文學是現實（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反映現實有其特殊性，一是形象性，二是主體性。所謂“主體性”，是說文學不是對現實的直接反映，而是通過作家的主觀來反映客觀現實，因此其作品就深深地打上了作家主體的烙印。所以，文學反映現實的前提，是作家主體對“現實”的理解和認識，或者可以說，作家所反映的“現實”，是作家所理解和認識的現實。而作家對現實的理解和認識，可能是正確的、深刻的，也可能是不正確的或是膚淺的。面對復雜多變的現實生活，作家若想正確的而不是錯誤的、深刻的而不是表面和膚淺的，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抗疫文學所面對的疫情，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且，它不僅僅是一場突發性的全球性的公共衛生事件，而是波及到經濟、政治、國際關系、外交、社會制度、社會心理、文化傳統、人性等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許多問題和矛盾，都是前所未遇的新問題、新矛盾，而且相互纏繞，犬牙交錯；而網絡信息有真有假，迷霧重重。在這種情況下，作家能否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而不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是對作家的知識儲備、學養、智力，以及藝術洞察力和概括力的嚴重考驗。

對于作家來說，對現實只有理性認識或者搜羅到一大堆素材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要伴有深切的“情感體驗”，使理性認識“情感化”；同時作家的“真情實感”又應當水乳交融地溶化在鮮明生動的具體形象之中。單有理性認識而缺乏深刻的情感體驗，則會導致作品的理念化；沒有經過作家真情實感浸泡過的生活素材，是難以動人心魄的。所以，作家對現實這種“情理相溶”的認識過程是頗為艱難的。然而這正是“文學思維”的特點和要求。

所謂“以文學的方式進入抗疫現場”，就是強調“抗疫”文學的“文學性”。所謂文學性，簡單點說，就是真實、形象、生動、深刻。因此，抗疫文學不能喊口號，不是簡單的“緊跟”、“配合”和“宣傳”；對英雄人物的描寫要深入其內心世界，不能滿足于羅列現象層面的“好人好事”；尤其要注意避免概念化和理念化。總之，抗疫文學要真實、形象，具有文學的深度。

文學反映現實，但更重要的是能夠“說明”現實。抗疫文學亦應如此。文學要不要“說明”現實呢？能不能“說明”現實呢？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現實主義認為“應該”而且“能夠”，后現代主義的回答則是否定的。而導致如此的對立與分歧，在于各自的哲學與世界觀的不同。馬克思主義揭示了社會、歷史、自然界的發展有其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任何事物都是本質與現象、偶然與必然、個別與一般的辯證統一。而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認為，世界和人的存在是荒謬的、碎片化的，無規律可尋的；人是被“拋”在這個世界上的，是孤獨、渺小、無助和無能為力的。如果按照這樣的世界觀來反映當前的抗疫之戰，其作品所傳達和表現的，必然是“負能量”的，必然是悲觀、恐懼、無奈、無為的精神狀態。在疫情暴發之初，由于新冠病毒是一種傳染性極強、極快，死亡率很高的新型病毒，當時社會上產生慌亂、恐懼、悲觀、無助的情緒，這是難以避免的。這樣的社會情緒當然可以表現，但如果僅僅表現這樣的情緒，那就是一種非常有害的“片面性”。因為，還應當看到更主要的一面，即在這場抗疫的人民戰爭中，中國人民所表現出的不怕犧牲、逆流而上的必勝信念和無私無畏的奉獻精神和美好人性，是更加值得大書特書的。

文學作品若想避免片面性，能夠“說明”現實，需要撥開現實中的層層迷霧，去偽存真，揭示出事物的發展規律、本質、必然性和時代特征，并且是通過現象揭示本質，通過特殊、偶然揭示其中的必然和一般（普遍性），并具有“整體性的真實”，而不是片面的“局部性的真實”，是本質的真實而不是現象的真實；不僅要讓讀者看到“現實”是什么樣子的，還要讓讀者明白“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的。這樣的作品，才能正確地反映現實、“說明”現實。

現實世界是復雜萬狀、亂象叢生的矛盾體，若想看清其中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把握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就要研究現實中的各種各樣的矛盾及其相互關系。如果能在紛亂如麻的多重矛盾中發現其主要矛盾，就看清了主流和支流；在分析具體矛盾時，若能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質或真相。舍此，竊以為別無它途。當前我們面對的現實，如前所述，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新矛盾，其中有許多未解之謎，需要我們去研究、思考、反映、說明。

那么，強調文學作品反映生活的規律、本質，會不會導致作品的概念化、雷同化、單一化、簡單化呢？我的回答是：不會。道理很簡單，一是因為文學是通過現象揭示本質，所描寫的是具體形象，即便看法大致相同，不同的作家所捕捉、選擇或虛構的具體物象也不會相同；二是因為同一本質，可以在千萬種“現象”中體現出來，因此揭示了同一本質的文學作品，由于各有其特殊性和偶然性，就具有了各自不同的特殊性和新鮮感，所以也不會“雷同”；三是文學通過主觀（作家）反映客觀（現實），甚至是寫同一個人物，不同的作家的感受也是會有差異的，尤其在“情感體驗”方面絕對不會如出一轍，一千個作家寫同一人物，他們筆下的人物也會各有各的風采；四是現實生活的“本質”,不是單一的概念性的抽象存在，而是具體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是“一”與“多”、特殊與一般的辯證統一。現實世界萬物并存，而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本質、規律，因此現實生活不是只有一種“本質”，而是“多”本質；但這些不同事物的不同“本質”，由于共存于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又有其內在的關聯性，即人們常說的“共性”，即一個時代的總體走向和時代特征，所以事物的“多”本質又統一于“一”，“一”就是“共性”和普遍性，但這個“一”，又只能在多事物的多本質中存在，就像“樹”這個概念，它既是各種“樹”的概括，又不是實體性的存在，所以概念性的“樹”是看不見的，我們看見的都是具體之“樹”。由此可見，現實生活豐富多彩，氣象萬千，而人就生活在家庭、社會、職場、順境、逆境、親情、愛情、友情、善惡等各種矛盾關系之中，而所有這些，都是現實主義文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素材和描寫對象。所以，現實主義的優秀之作，不僅反映生活，還能夠說明生活，但同時又是獨特的“這一個”。

就抗疫文學來說，要求作家在短時間內寫出精品力作是不現實的，但只要我們的作家堅持深入現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觀察、體驗、思考現實，那么我們所期待的既反映現實又能說明現實的厚重之作，就一定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