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晚年所居的海淀承澤園小區，是北大離退休教師的住宅區之一，它位于蔚秀園、暢春園西側。為避免影響頤和園和佛香閣的景觀，這里的樓層較低（僅三層），卻花木繁盛，別具一格。每家居住的面積不過70余平米。由于多年的相識與交往，鄰友中給我印象頗深者，有俄語系的三位先生：左少興、顧蘊璞、臧仲倫，我暗自稱他們為“園內俄語三杰”。他們仨有幾個共同特征：一，都是南方人，且年齡相同或相近，顧、臧同年，左比他們倆年長一歲。二，都是俄羅斯語言文學方面著名的專家學者。三，都致力于將教學、研究與翻譯結合，著作等身。四，都外文與中文兼秀，翻譯與著述俱翠。他們個性鮮明，且各有特別突出的專長。臧仲倫，性格內向、沉穩，埋頭苦干，日夜兼程，翻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作品，還翻譯了普希金、果戈里、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以及高爾基等經典作家的作品，共計達1500余萬字。2007年被中國翻譯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同時，他著有《中國翻譯史話》等。不幸，他已于幾年前駕鶴仙去。顧蘊璞，則性格外向、活躍，樂于助人。他以“俄羅斯詩歌翻譯家”著稱。代表譯作有《萊蒙托夫詩選》《葉塞寧詩選》，曾編纂《萊蒙托夫全集》（5卷本），并有《萊蒙托夫研究》等專著。1997年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2014年獲俄羅斯作家協會頒發的“萊蒙托夫獎章”。

這里著重談談左少興先生。今年，他已年近90，江西永新縣人。微胖的中等身材，不論在北大校園，還是在承澤園內，遇見他，總是那么精神抖擻，談笑風生。回到家中，他便俯首書案，或精讀古典，或辛勤筆耕，從不中斷。由于身患痛風頑疾，腿腳行走不便，他時常依仗自行車。前些年，他每天騎車到校園內活動、鍛煉。近年來，他只能以車為杖，推著自行車在承澤園內漫步或與人交談，仍然是一副瀟灑、樂觀的姿態。

我認識左先生，是1970年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大五七干校。按軍事連隊編制，他屬第九連，我屬第八連。一次因水稻種植的澆灌，需要搶制一批水泥管，便從兩個連隊各抽幾人來制作這種管子。我與他從此成了“戰友”，一起勞動了一段時間。那時，我們才30多歲。當時的勞動相當艱苦，但精神卻也悠閑。制作水管需要扎夯和澆灌水泥，我們常一邊扎夯，一邊談笑，或呼喊著勞動號子。大概是由于我身材比較瘦小，他常叫我“小張”，我叫他“老左”。時光荏苒，幾十年了，我們都已年過80。有一次，我與一位客人因事奔走在校園內，老左騎著車老遠地看見我，竟舉著手大聲高呼：“小張！”客人十分驚奇地問我：“怎么還叫你小張？”我只好尷尬地回答：“唉！一直就這樣，他叫慣了！”

● 中國的古代俄羅斯語言文學巨匠 ●

說起俄語，上世紀50年代初，由于強調學習蘇聯，俄語學習成全國一大熱門，各大學公共外語課，普遍設置俄語，成為“第一語種”。老左于1954年8月由武漢大學本科畢業，分配到北大俄語系任助教，正趕上這一熱潮，并一輩子與俄語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俄語系條件優越：一是聘請的蘇聯專家較多；二是還有一批從蘇聯留學回國的青年學者。系里設置了文學和語言兩個研究生班。同時，系領導還決定，由語言教研室三位青年教師（包括左少興）脫產學習，要求他們在蘇聯專家回國后，能頂上專家所授的課程。1956年初的一天，當教研室主任田寶齊教授把脫產學習和承擔任務的決定告訴左少興時，他并沒有思想準備，當田先生還說讓他專門學習古代俄語時，他就更加感到愕然了。他心想，“我的現代俄語水平還亟待提高；恐怕難以學好古代俄語；而且，這門課也是冷門，我擔心學而難以致用。”這種顧慮難免，我們中國人學習母語的古代語言文字，都常感困難，更何況是俄羅斯的古代語言文字呢？但老左經過反復考慮，特別從外語界前輩學者如李賦寧先生學習和講授古代英語、英語史的經歷中得到啟發，自己雖然缺乏李先生在耶魯大學英文系研究院學習、研究的有利條件，但終究有蘇聯專家的指導，只要主觀努力，就會勤能補拙，勤也能補“缺”的。這決定了他一生治學的專業方向。

學校和系里為他先后安排了兩位蘇聯專家授課。頭一位給他與田寶齊教授上“小班”課，不久田先生因病退出，專家便只對他一人講授俄語歷史語法，并批改書面作業。他奮力攻讀，只用了四個月的時間，便做完了供蘇聯高校學生用的古俄語練習集。另一位從校外聘來的專家，每周一次來校授課，聽課者又只有他一人，主要講解古俄語文獻，并質疑、答疑，使用當年蘇聯教育部審訂的高校教材《古俄羅斯文學選讀》。實際授課時間只有16周。利用這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他爭分奪秒地攻讀了大量俄語文獻資料。1957年下學期，他便為俄語系高年級學生開設了“俄語歷史語法”課程。

到50年代后期，由于國際關系的變化，俄語學習的熱潮逐漸淡化下去，大學的公共外語課也由英語代替了俄語。而且由于社會政治動蕩的大環境，俄羅斯語言文學的教研實際中斷了20多年，直到80年代，俄語系開始招收碩士生和博士生時，老左才重新開設“俄語史”“古代俄語”“俄語古文閱讀”等選修課。他還給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現代俄語語法”課。每當他回想起當年受到的特殊教育和培養，便覺得理應運用自己學到的知識，更好地回報社會和北大。1996年，他與北大歷史系教師合作翻譯了《俄國史教程》（第三卷），其中便包含大量的古俄語文獻資料。1997年，他編著了國內第一本《俄語古文讀本》。2003年，他又對黑龍江大學李錫胤教授的古俄羅斯愛國主義英雄史詩《伊戈爾出征記》譯注本做了精細的編審校改工作，等等。

2015年出版的《俄語的數、數詞和數量詞研究》，是老左在現代俄語詞法學方面的代表作。中國人學習俄語，對于數和數量詞的結構和應用，常常感到相當困難，就連俄語專業的師生，對于某些疑難問題，也苦于找不到準確答案和解釋。老左正是緊密配合教學的需要，針對學習中的疑點和難點，經過數十年的積累材料、反復研究和推敲，才正式形成和出版了這部專著。此書在出版之后，受到俄語學界的高度評價，對俄羅斯語言文學的教學、研究和翻譯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十七世紀俄國文學作品選讀》是老左的另一部重要的編譯注著。這是他在新世紀一開始就試圖著手編譯的讀本。在他退休多年之后，正當80高齡之際的2009—2010學年度，又接到俄語系的“特聘”，給系里碩、博研究生和外校進修生開設“古代俄羅斯語言文學”課程，在講授中便有意識地使用了《選讀》中的某些“文本”或片段。在80高齡之際，使他感到重新與青年學子一起，感受青春活學，真是“學到老”“老來學”，又一次“教學相長”的受教育的好機會。十七世紀的俄國文學作品，正是以普希金為起點的俄國近現代文學的重要淵源，卻尚未正式進入我國俄羅斯文學史家的視野。因此，老左的編撰和選譯的意向，如他所說，正是“處于當前教學科研現狀和客觀需要的考慮”。

此外，他的重要譯著尚有《從東方到西方》《契訶夫作品集》等。2018年又出版60萬字的巨型新版譯著《文字的歷史》。同時他還在各類刊物、報紙上發表有關俄羅斯語言文學的論文數十篇，并不斷應邀到系里和校內外授課或講學，為教學、科研和培育人才，仍不遺余力地投入工作、思索與探究之中。

承澤園內的居民，在交談議論中涉及他時，總不時地發出贊嘆：“他是一個真正做學問的人！”

● 教育者“受教育”的典范 ●

老左在俄語系正式從事教育工作40多年，退休后又繼續奮斗20余年。老左在60多年的教研生涯中，總是勤勞、虛心地主動接受多方面的教育。同時，他把踐行受教育的經驗和體會陸續寫成文章，在《北京大學校報》上，開辟一個“受教育記”的專欄，前后發表文章15篇。其要義約略有幾個方面：

（一）求教于“一字之師”

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是翻譯家兼教育家嚴復，嚴復關于翻譯有一句名言：“一名之立，旬月躊躇。”國內翻譯界也流傳著一句話：“富于千篇，窮于一字。”老左對此深有感受。

上世80年代，他因講授“斯拉夫—俄羅斯”語言及其歷史的課程，苦于材料不足，連日忙于在北大圖書館內搜尋。后找到一本用俄語寫的內有“斯拉夫—俄羅斯文字”專門章節的書——《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從多種角度描寫了世界古今各種文字的歷史，材料豐富，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國內尚無此類書籍出版。老左鄭重地向北大出版社提出翻譯此書的意向，并征得同意。但是要把這樣一部涉及面很廣的學術專著，正確無誤地譯成漢語，難度很大，其中各國名詞術語不僅量多，而且大都用俄文字母拼寫譯出，有些在國內的語言詞典中，簡直“查找無門”。在譯到印度古代文字時，曾碰到兩個用俄語拼寫的名稱，在最權威的《大俄漢詞典》中也查不到。若按俄語字母拼音譯出，則根本不解其意。老左便專門去向外語界前輩學者季羨林先生求教。經季先生指點，此詞在我國已有現成譯名，并被普遍采納，且已“約定俗成”。季先生說：“一名已立，慎勿他移”（或“他譯”）。后來，他又從北大專攻印地語的殷宏元教授那里了解到這個詞的拉丁（字母）名稱。因此，由嚴老校長的“一名之立，旬月躊躇”，到季老先生的“一名已立，慎勿他譯”，便成了老左激勵、警戒自己的座右銘。

其實，老左在北大還有更多的“一字師”或“多字師”。又如裘錫圭（中文系，古文字學）、楊業治（西語）、劉麟瑞（阿拉伯語）、殷宏元（印地語）、王廷榮（法語）、趙登榮（德語）、葉奕良（波斯語）、崔榮林（日語）、張會成（阿拉伯史）等學者專家。他從他們那里不僅學到了相關的語言文字歷史的知識，而且學到了嚴謹求實的治學風范和認真負責的工作作風。

老左在北大前后住過三“齋”（備齋、才齋、全齋）和三“園”（鏡春園、燕東園、承澤園），其中在承澤園住的時間最長，至今已有28年，“近水樓臺先得月”，他就近在園內求教的師友也較多，他又名之曰“園中師”。

2012年老左出版了譯著《從東方到西方》，書中談到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文化同漢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傳至西歐的歷史，其中涉及的知識面極廣，特殊的名稱、術語極多。為了完成這一譯著，老左除了充分利用校圖書館的豐富藏書外，還多次首先請教了園內師友。其中有已經作古的中文系周強、沈天佑教授，出國的東語系樸忠祿教授，北大出版社王世厚編審，以及非本園的原考古學系主任李伯謙教授，等等。

所以，校內外的一些朋友常對他說：“不在北大，你是譯不出像《文字的產生和發展》這一類書的。”誠然如此，北大作為歷史比較悠久、學科和語種比較齊全的綜合性大學，擁有一批學識比較淵博、功底比較深厚的人才。他們往往樂于切磋學問、共同探索、追求真理。像老左這樣具有語言文字天賦，又刻苦鉆研的學者，在這塊廣闊的園地里，四處拜師，虛心求教，便更是如魚得水，自由馳騁了。他把自己鍛造成了古俄語專家，決不是偶然的。

（二）倡導嚴謹學風

老左認為，他在北大所受教育最值得珍貴的，是北大的學術傳統，特別是嚴謹學風。這方面他特別注重學習前輩學者的治學風范。他首先推崇北大前西語系（現英語系）的三位已故著名學者朱光潛、楊周翰和李賦寧先生。老左身在俄語系工作，未能置身課堂聆聽他們的講授，但從閱讀他們的著述、參與學術活動和實際接觸中就可體悟到他們的人格與學風。他尤其贊賞李賦寧先生在《吳門問學小記》中的一段話：“我非常感謝清華大學外文系的優良傳統和吳達元老師的辛勤嚴格的教學，使我的法語基本功打得比較好，這對我以后深入學習西方語言文學是完全必要和非常有利的。首先我學會了一絲不茍的嚴謹學風，對準確和不準確，像對真理和謬誤、是和非、美和丑、善和惡一樣，加以涇渭分明的區別，而且做出了選擇，養成了習慣……”老左把這當作自己治學的“要領”，奉為圭臬。楊周翰先生的學術專著《十七世紀英國文學》，被譽為“新中國成立后英國文學研究領域中最有份量的學術力作”。鑒于英國文學方面的通史著作已出不少，楊先生主張多出一些斷代史，又鑒于17世紀英國作家的作品大都沒有中譯本，青年學生比較陌生，楊先生又建議，盡量多譯些文學作品的選段。老左認為，這對“俄羅斯文學史”的編寫和選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并且這也表現出楊先生的嚴謹求實的學風；因此，應當盡心盡力地寫出更好更完整的斷代國別文學史——《十七世紀俄國文學》。

老左極為推崇朱光潛先生。朱先生的學術造詣和學風嚴謹是密切聯系的。在翻譯方面，他總是一絲不茍，精益求精；對待他人的翻譯，他也是嚴格要求，與人為善地批評缺點、錯誤。在1983年的一次座談會上，有人在論文中主張把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anthropological principle”譯成“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與會的朱先生嚴肅地批評了這種觀點和譯法。隨后，朱先生又繼續撰文，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說明此詞絕不是“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而只能譯為“人類學原則”。他要求大家老老實實下功夫，使學術走上正軌。朱先生這種“一字不茍”的嚴謹態度，對老左的學術翻譯和學術批評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

因此，在以上兩個方面之外，老左還特別學習了馬寅初校長所說“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的精神，他堅決抵制，公開批評了學術上的不正之風，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

鑒于老左的重大成就與貢獻，2012年，北京大學校方和外語學院授予他“老有所為先進個人”獎；2019年，他獲全國“俄語教育終身成就”獎，接著又獲北京大學離退休教師“學術特別貢獻”獎。老左獲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何在？一曰本人的高度勤奮。他心無旁騖，完全癡迷于俄語，特別是古俄語。并致力于古代語言知識和現代語言知識的結合,俄羅斯語言與文學的結合,俄羅斯文化國情與歷史的結合。二曰北大的有利條件。最初的蘇聯專家指引，館藏的豐富圖書資料，多學科、多語種的學者、人才，更有自由而嚴謹的學術氛圍。這些優勢，烘托著老左成為重量級學者。三曰家和萬事興。家風家教嚴謹，全家生活和諧美滿,使老左始終能集中全力于學問。這也是他在”古稀”和”耄耋”之年在學術研究上能充分發揮余熱和作出重大成績的重要原因。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