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并行發展的時代，民族（或國家）文化之間的張力日益凸顯：一邊是交流越發頻繁、聯系愈加緊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得以提出和實踐；一邊是退群毀約、優先獨大，霸權主義和民粹主義依然存在。文學雖然是在言說中表達獨特審美內容，卻無法脫離社會文化而獨處。在全球化時代，文學與世界的關系更加密切。如何界定世界文學，如何理解民族文學（或國別文學）之間及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系，是我們需要不斷思考的重要問題。

世界文學：全集、選集和交集

“世界文學”常見的含義有三種：第一，各民族和國家文學一般意義上的總和；第二，各民族和國家文學的經典杰作，為不同時代和民族的讀者所喜愛；第三，一種體現世界意識或跨文明交流的特殊文學或研究方法。其實，“總和”“經典”“交流”三個關鍵詞都可看作文學“聚集”的方式。我們不妨將其概括為“全集”“選集”和“交集”三種類型：“全集型的世界文學”重在囊括盡收，凸顯世界文學的多樣特征；“選集型的世界文學”重在篩選評定，凸顯世界文學的經典特征；“交集型的世界文學”重在交流比較，凸顯世界文學的交互特征。

“全集”型的界定似乎最為穩妥，但是從認識或者接受的角度來說，要想真正把握這種大全式的文學，實屬艱難。這種數據化的操作，看似聚集，實則分散，容易帶來世界文學的碎片化。可見，無論對于民族還是對于世界來說，文學畢竟要有所選擇。接下來的問題是，由誰來選、怎樣選？如果說，民族文學的經典可以由這個民族的人們來評定，那么，跨越民族、語言、文化諸多界限的文學經典由誰來評定，評價的標準又如何制定呢？一個彰顯文化差異的情況是，某個民族認作經典的作品，未必能在其他民族那里引起同一效應。《紅樓夢》在國外的傳播與接受情況就是一例（參見陳眾議、高照成《消費主義與“世界文學”》）。與此相反，在國外備受青睞的作家及其作品，在本國卻待遇懸殊。拜倫在非英語世界和英語世界的接受情況就是一例（參見高旭東《誰是世界文學：英語世界還是非英語世界？——以拜倫在英語與非英語世界的評價反差為中心》）。其中的一個焦點問題是，民族之間的價值判斷是有差異的。以誰的主張為準，這是“選集”型的界定面臨的困境。“交集”型的界定不再執著于總體還是精華的問題，而是注意到全球化語境中跨文化交往的現實。這種現實最能體現人們生活的世界性特征，身處其中并且展現這種現實的文學無疑是典型的世界文學。可是，在凸顯互動與對話的同時，我們不能漠視世界文學本身所具有的多樣性和差異性。

立場轉換：從文明沖突到同一世界

世界文學應是站在世界的立場上既致力于加強認同，又在彼此間有所區分的文學。界定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文學，關鍵是理解“世界”的意義，弄清楚“世界”和“文學”如何關聯。世界文學說到底反映的是全球化時代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就是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的分析不能拘囿于文學之內，我們不妨在更加廣闊的當代文化視野中來審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冷戰時期，文化成為西方中心論者競相關注的領域，他們試圖借助文化話語轉移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矛盾及意識形態策略的關注。冷戰結束之后，利用文化差異，“文明沖突”的主張大行其道。例如在亨廷頓那里，文化差異便成為不同文明之間發生沖突的口實，而這種沖突反過來強化了同一文明之內文化間的認同。也就是說，身處同一文明，文化之間沒有本質上的差異；身處不同文明，文化之間不能從根本上互相認同（參見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但是，更為根本的問題是：所謂世界文明的類型，本身就是立場選擇和利益劃分的后果；所謂世界文明的沖突，本身就是價值預設的產物。這種選擇、劃分和預設的邏輯便是西方中心主義。

當下，我們仍要警惕以文化霸權、資本控制和去民族化、去本土化等形式表現出來的西方中心主義，也要在思想上破除中西二元對立的慣性思維。我們認為，世界是由多個民族構成的，每一個民族都是當然的主體，都是不可替代的。但是，這些主體不是一個個的孤島，相互隔離、各行其是。各民族之間雖然呈現出諸多文化差異，但由于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因而形成了互動關聯的生活共同體。在全球化發展的新階段，這個共同體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是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因此，各民族在面對文化差異時不能走極端、搞對立，而是需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態度，尊重差異，互相認同，共建“和而不同”的世界。同一世界由此而形成。

世界文學：生活共同體之文學

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經歷了從文本創作到傳播、接受（批評），從生產到營銷、消費等過程，是人們生活的重要方式和組成部分。對于文學來說，“世界”當然可被視作一種意識、一種方法或一種視域，但是，它首先呈現出來的是文學的活動及其場域。如同民族文學那樣，世界文學屬于人類生活本體的存在。至于如何認識其狀貌、描述其歷史、建設其學科、講授其課程，才能把握住這個本體，可以見仁見智。這是首先要明確的一點。

在同一世界中，文學如何“聚集”呢？民族及其文學是根基。每一民族的文學都是世界文學的基本因子，其存在權利不容剝奪，其作用不容忽視，其地位不容替代。與“全集”“選集”型的界定有所不同，我們既承認民族文學的基本地位，又加以篩選，但這項權利要交給各個民族自己。民族文學在域外的接受或影響，則是另外一種情況。無論是否被其他民族認可，每個民族歷經時代檢驗而自行確認的文學經典，是世界文學的基本組成部分；每個民族文學在域外的傳播、接受和影響，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跨越民族、語言、文化界限的全球化文學，是世界文學的特色組成部分。在多重的境遇中，世界文學的地域性和全球性、差異性和同一性得以顯現。

需要指出的是，差異性不等于互相隔絕、不可通達，不同于“我族中心”之類的本土主義；同一性不等于消除界限、抹掉差異，不同于“一家獨大”之類的霸權主義。在構建世界文學的過程中，我們首先要在思想上破除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正視和尊重民族文學之間的差異。差異是世界文學的本體特征之一，也是其生命力的重要標識。實際上，對差異的標舉，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屬于對話的（參見金惠敏《差異即對話：一份研究綱領》）。

差異和同一為世界文學之內，亦即民族文學之間的對話設置了情境。站在包容差異、致力認同的世界立場上，民族文學不能因為自己接受了其他民族文學的某些作品，就強行要求這些民族數量均等地接受自己的作品。民族文學要想走出自身地域，既要符合對話的問答邏輯，也要符合交往的互動原則。走出去，既是主動推介、尋求對話的過程，也是主動接受、做出應答的過程（參見方維規《何謂世界文學？》）。但是，民族文學也不能一味跟著別人的指揮棒（如評定獎項之類）跑來跑去，這無異于拔民族文學之根而助長文化霸權主義之苗。我們再也不能把某些民族的文化，特別是某些強勢文化的認可當作世界文化的等價物了。這并非否定這些民族的文化，而是說，某個或某些民族的文化不能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同一世界的意義上，沒有差異則無所謂真正的對話。

在全球化發展的新階段，我們應堅持“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原則，包容差異，致力認同，在多極化和多樣化的世界中建構生活共同體之文學。其中，跨越民族、語言、文化等界限的全球化的現實生活，無疑是我們不斷建構典型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的真正源泉，也是民族文學研究、域外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轉向世界的根本動力。這些應成為當下的世界文學所具有的視野和胸懷。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