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帕特里克·懷特 出版社： 浙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01-01 ISBN：9787533958732

一把解剖靈魂的手術刀

——《風暴眼》譯后記

1973年，瑞典皇家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澳大利亞作家帕特里克·懷特”，因為“他史詩般的和擅長刻畫人物心理的敘事藝術，把一個新的大陸介紹進文學領域”。這一年，正好是《風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懷特的第九部長篇小說出版、發行的一年。懷特是一位才華過人的多產作家，迄今為止，共發表了十一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六部劇本和一部自傳。這些作品大多以澳大利亞為社會背景，反映澳大利亞的生活方式，但寫作風格和藝術手法卻同傳統的澳大利亞作家大相徑庭，不論在遣詞造句或結構布局上都獨具一格，既明顯地存在著歐洲傳統文化的影響，又鮮明地反映了作家自己的個性和創作特色。

懷特的父親是一位澳大利亞農場主，母親也出身于富有的農場主家庭。懷特于1912年出生于英國，當時他父母正旅行歐洲，在倫敦逗留。

懷特的童年是在澳大利亞悉尼的鄉間度過的。童年時代的懷特身體羸弱多病，但思維敏捷，觀察入微，想象力過人。他自幼酷好讀書，喜愛文學，九歲時就陶醉在莎士比亞戲劇的劇情之中，萌發了創作的激情，上中學前就憑借豐富的想象力創作了名為《墨西哥大盜》(Mexican Bandits)的劇本。十三歲時，懷特赴英國讀中學。度過了他稱之為“監獄生活”的四年以后，回到澳大利亞。這時他頭腦中逐漸產生了當作家的念頭，對今后的生活道路作出了選擇。他在自傳《鏡中疵斑》中寫道：“我在離開深惡痛絕的英國中學，回到時刻懷念的澳大利亞之后，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愿望是成為一個作家。不，與其說是逐漸意識到，倒不如說是一種需要。我周圍是一片真空，而我的天性正需要這樣一片天地，以期可以滿懷激情地生活。”在回到澳大利亞后的兩年中，他按捺不住心頭的創作沖動，嘗試著寫過三部小說，但因功力有限未能問世。

可是，懷特并沒有因此而喪失信心。1932年，他再赴英國，在劍橋大學皇家學院專攻現代語言，并開始大量閱讀法國和德國的文學作品，游歷了許多歐洲國家，受到良好的藝術熏陶。他曾一度偏愛戲劇，希望成為演員。這一切對他后來的創作無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大學畢業后，懷特沒有立即返回澳大利亞，而是決定留在倫敦，以實現當作家的夙愿。1939年，他的第一部小說《幸福谷》(The Happy Valley)問世，兩年后又發表了《生者和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這兩部小說雖未引起評論界的重視，卻奠定了他走上文學道路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服役于英國空軍情報部門，被派在中東一帶工作，直到1948年才回到澳大利亞。同年，第三部小說《姨母的故事》(The Aunts Story)發表。這次重返祖國，是他創作上的一個重大的轉機。懷特自己認為，回澳大利亞對他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因為藝術家“絕對不能離開哺育他們成長的故鄉故土，哪怕是墨爾本人行道上的塵埃、悉尼陰溝里的垃圾”。由于懷特把創作的根基深深地扎進自己熟悉的土地，從而使他很快進入了文學創作的高峰時期。

懷特早期師法英國作家喬伊斯、伍爾夫和勞倫斯的風格技巧，深受歐洲傳統文化的影響，但他是一位獨樹一幟的現代派作家。他的作品不以情節取勝，而以人物的塑造、心理的刻畫和靈魂的解剖見長。他筆下的人物往往是一些性格孤僻、行為乖張，與現實生活格格不入，為社會所遺棄的人。實際上，懷特似乎認為自己最易于在這些窮途末路、無依無靠的人身上發掘出他所向往的人性，從而刻意表現人世間的敵視、丑陋、罪惡和荒謬等現象。在《幸福谷》中，懷特描寫了一批毫無生活情趣、無所適從、麻木不仁的人。他們希望找到彼此間有意義的聯系，卻一直徒勞無獲，找到的不是無情的冷漠就是露骨的敵視。在《乘戰車的人》(Riders in the Chariot)中，懷特描繪了令人心寒的人毀滅人的場面，那里的人們幾乎都嗜血成性。書中的老處女哈爾小姐的話是發人深省的，“人會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事去殺人……也許就因為天氣不好，也許僅僅是飯后不適”。總之，在懷特的筆下，人都是惡的，社會總是充滿了敵意和仇視。

然而，懷特創作的基本主題卻在于： 探索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尋找生活的真諦。在小說《姨母的故事》中，懷特描寫了一位孤獨的未婚婦女追求人生意義、愛情和滿足的一生。她的追求，其實可以看作是懷特本人的追求。然而在世風日下、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他是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真諦的，只能在黑暗中探索，見不到光明，陷入迷惘和消極悲觀之中。正是由于這種悲觀情緒，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才總是與社會格格不入，而且具有矛盾的兩重性： 從肉體上說是活人，從情感上說只是死人。懷特這一觀點在《生者和死者》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和D. H. 勞倫斯的觀點極為相似。

也許正因為如此，有的西方評論家對懷特持全面否定的態度，認為他的小說“異常地富有敵意”，是“歇斯底里的厭世之作”，有的甚至說他是“蓄意制造混亂”，而更多的評論家則對他的寫作手法提出異議，抱怨他的作品過于冗長、晦澀、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