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論者所說的近現代民歌運動，多指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起的歌謠收集整理運動，其實不盡全面。近現代民歌運動歷時半個世紀，北大收集整理歌謠只是其中一個具體事件。這個運動持續時間長，有發起人，有代表性事件，有具體綱領，有陣地，有成果，而且對后世影響顯著，是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民族救亡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確切意義上的近現代民歌，是指1900年至1949年間各地流行的民歌，1840年至1900年是近現代民歌的準備期。1900年代，以醒民救世為目的，梁啟超、李伯元、陳獨秀等人在其主持的《新小說》《繡像小說》《安徽俗話報》上，相繼開設“雜歌謠”“時調唱歌”等專欄，收集刊載民歌、擬民歌；上海報人張丹斧與錢芥塵，更是創辦雜志《燦花集》，專門刊登文人創作的以改良社會輸灌文明為宗旨的時調俗曲，可以視作近現代民歌運動的起點。1900年以前的民歌俗曲，只是傳統韻文的配角，是以民間身份，扮演著隱性文化、亞文化的角色，它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輝煌，也即不可能走上文學活動的舞臺中央，即使是被稱為“我明一絕”的明代民歌亦不能外，《詩經》是特例中的特例。1900年代，石印、鉛印技術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應用已經成熟，與此相呼應，中國近世報刊業開始發韌，受眾面逐漸擴大。因為民歌時調來自民間，天然地具有易于為廣大民眾接受的特點，因而成為文人借助全新傳播手段（報刊等出版物）,向民眾灌輸自由、民主、道德、自治、救國等新思想的載體，民歌自此開始介入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發展進程并扮演重要的角色，近現代民歌運動的種子開始萌芽。

1910年代，知識分子倡議“到民間去”，北京大學成立歌謠研究會，在全國范圍征集整理“近世歌謠”。魯迅在《擬播布美術意見書》中提出，“當立國民文術研究會，以理各地歌謠、俚諺、傳說、童話等；詳其意誼，辨其特性，又揮而光大之，并以輔翼教育”。1920年代，《歌謠周刊》創刊發行，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投身歌謠收集與研究工作，民歌有助文化啟蒙與文學發展、社會改良的作用，得到空前重視，民歌俗曲的傳播與接受日新月異，繼北京之后，上海各書局競相編輯、出版民歌時調集。據筆者個人所見，1920年至1949年，30年間由上海出版的以“時調大觀”“時調新曲”等為名的民歌集達100余種300多冊（其中一種《時調大觀》全套50冊），發行量無法統計，影響遍及全國城鄉。德國哲學家赫爾德以為，在文藝復興時代以后的世界上，唯有民歌依舊保持了早期詩歌的道德效力，因為它以口相傳，和曲吟誦，并負有實際功能。作為大眾文化的代表，近現代民歌體現了鮮明的“道德效力”，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空前緊密，民歌不再是“私情譜”的代名詞，它在保持原有言情特色的同時，強勢回歸先秦時期即已確立的“采詩觀風”干預現實的傳統，實現自身的轉型。事實證明，近現代民歌的轉型，與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轉型息息相關，相輔相承，也即民歌是推動近現代社會文化進步的有生力量之一。

在此過程中，民歌的內容與研究都呈現多樣化色彩。研究方面，以《歌謠周刊》《民俗周刊》為主要陣地，顧頡剛、劉半農、鐘敬文等人是以歷史學、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的方式與理念整理研究民歌俗曲。內容方面，《時調大觀》一類出版物中，既有《孟姜女過關》那樣的舊調，也有《煙花女子嘆十聲》《怨郎十嘆》《探清水河》一類揭露社會不公、傾訴男女悲情的哀鳴，更有《勸青年十杯酒》《救國五更調》《倡用國貨五更調》一類醒民救國的響亮篇什，社會新聞人物如康小八、閻瑞生、王蓮英、蔣老五等的慘痛遭際頻頻被編入民歌中供人傳唱，警示世人。民歌本身的發生發展，思想文化思潮的裹挾，進步知識分子的鼓吹推動，在文學史、文化史、音樂史的多重場域中，近現代民歌成為一個獨特的存在，已經具有完整的文學文化乃至社會運動的意義。

一是綱領。近現代民歌運動有綱領。如《新小說》《繡像小說》《燦花集》等所說的采擷時事，醒人耳目，移風易俗，以補時艱，即是明確的綱領。運動進行過程中，綱領得以修正，內容有所補充。1922年，周作人在《歌謠周刊·發刊詞》中稱征集研究歌謠目的有二，一是學術，二是文藝，文藝排在學術之后，概因其時西學東漸，風云激蕩，亟須建構新興學科如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的研究范式，歌謠恰好是最可利用的工具。1936年，胡適在為《歌謠周刊》所擬《復刊詞》中，則重點突出文藝的作用：“我們現在做這種整理流傳歌謠的事業，為的是要給中國新文學開辟一塊新的園地。這園地里，地面上到處是玲瓏圓潤的小寶石，地底下還蘊藏著無窮盡的寶礦。聰明的園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時，他的發現越多，他的報酬也越大。”時隔10多年，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國勢危如累卵，民族存亡未卜，一切文藝、文化均成為宣傳與鼓動的工具——同是工具，性質已經完全不同，民歌運動承擔的使命隨形勢發生變化，亦在情理之中，此時若仍強調學術優先，才是不合時宜。但是“文藝的作用”，仍在先驅者所說“以補時艱”的范疇之內，梁、黃等人倡導的“小說革命”“詩界革命”，本身就包含了文藝救世的內容，其在《新小說》設立“雜歌謠”專欄，也是細化其文學觀念的舉措之一。

二是代表性人物。近現代民歌運動的代表性人物可分三類。一是自覺的倡導者、引領者，如上說梁、黃、陳、張，他們有著明確的理論主張并身體力行，起到了旗幟與標桿的作用。二是積極的推動者、參與者，如周作人、魯迅、胡適。某種程度上，推動者、參與者扮演的是接力的角色，缺少他們，運動或會難以為繼。三是以實際的工作，為民歌運動開拓疆域夯實基礎者，如鄭振鐸、顧頡剛、朱自清、胡懷琛、鐘敬文諸公。鄭、顧等先生的工作，大大提升了近現代民歌運動的專業化層次與學術水準。

三是陣地。新興報刊如《新小說》《繡像小說》《安徽俗話報》《燦花集》《歌謠周刊》《民俗周刊》，包括為北京大學歌謠征集處刊發征集歌謠聲明的《晨報》副刊、《新青年》等，成為近現代民歌運動的重要推手，它們為民歌整理與研究成果的發布、為民歌運動鼓吹參與者聲音的發表，提供了強有力的平臺支撐。

四是成果。以數量論，僅我所得這50年間的民歌時調出版物，即有2000余冊，汰除重復，存世數量仍然驚人。個人著述有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朱自清《中國歌謠》，胡懷琛《中國民歌研究》，劉半農、李家瑞《中國俗曲總目稿》，劉半農、常惠《北京小曲百種》，李家瑞《北平俗曲略》等。這些著述，確立了民歌整理與研究的現代學科地位。

五是影響。既是運動，必須持續一定時間，有一定的覆蓋范圍，對當時乃至后續時段的文學、文化、社會生態產生一定的影響。近現代民歌運動前后持續半個世紀（若是加上準備期，則達百年），范圍遍及全國城鄉，發起者、參與者有知識分子，更有普通民眾，既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民歌傳播接受運動，也是一場多學科融合互動的學術運動，同時還是有著實踐意味的文化啟蒙與社會改良運動，由李景漢、張世文編選，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的《定縣秧歌選》等系列著述，即是民歌參與文化啟蒙社會改良進程的實例。

近現代民歌運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長久的。洪長泰《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探討20世紀初五四運動至抗戰前的民間文學運動及其影響，以為這場運動由北京大學的幾位青年民俗學者發起，他們批評儒家傳統及貴族文化，主張“到民間去”，找尋中國文學的真正寶藏。他們認為民歌、傳說、兒童文學和諺語等是平民的“真聲”，也是中國文學的精粹部分；他們還認為，這些平民文學種類長期受到上層儒家精英文化的輕視和壓制，正在迅速消失，故應該抓緊搶救，努力搜集，恢復它們原有的光彩。這場民間文學運動為后來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文化下鄉”運動開啟了先河。筆者所說的近現代民歌運動，與洪著所說“民間文學運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洪著云民間文學運動為“‘文化下鄉’運動開啟了先河”，當然合乎史實，私意近現代民歌運動的余波，實際上可順延至“大躍進民歌”時代。對“大躍進民歌”固然有不同的評價，而其為現實服務、為時代發聲的主旨，與近現代民歌運動先行者以民歌干預社會文化進程的用心，何其相似乃爾。不獨如此，2017年1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工程，進一步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傳統民歌是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總結近現代民歌運動的背景、得失、意義，對新形勢下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落地，仍然具有實質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