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性的事件改變了兩個家庭的命運：老于攜秋分帶著已參加工作的大兒子和小祺回關里奔喪，留下大女兒小吉照看家；老相和莊紅的女兒小慧陪中學同學小吉看家。晚上兩人煤氣中毒同時慘遭不幸。相家除了女兒小慧還有一個智障兒子大頭，相家因失去女兒小慧，母親莊紅也精神失常。于是秋分便決定將自己家的小女兒小祺送給相家，以補償相家失去女兒的痛苦。這是《秋分》的基本情節。

過繼或收養題材在古代文學、特別是明清白話小說中非常普遍。比如《三國演義》中劉備過繼劉封、關羽過繼關平，《水滸傳》中高俅過繼高衙內，《說岳全傳》中周侗過繼岳飛等。但這種過繼并不典型。比較典型的是明清白話世情小說，如《醒世姻緣傳》《儒林外史》《醋葫蘆》《品花寶鑒》等，都有詳盡的過繼敘事。這類小說既有充滿了虛構的可能性，同時，由于社會歷史、特別是制度的原因，過繼和收養在社會生活中的存在也是事實。其中“立嗣承祧”就是基本母題之一；所謂“立嗣承祧”，就是承繼奉祀祖先的宗廟，如《儒林外史》第二十五回：“此后成人婚娶，俱系鮑文卿撫養。立嗣承祧，兩無異說”；二是由于財產繼承制度使然，“承祧繼產”也是這類小說常見題材。由此可見，過繼、收養成為小說題材，與社會歷史文化有密切關系。另一方面這一題材為文學想象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從敘事角度來說，過繼作為現實生活中的特殊事件，與之相關人物的各種心理會引發不同的行為，從而推動敘事的發展。同時，由于過繼中當事人姓氏、身份等的變化，而形成變幻多姿的敘事可能，使小說的傳奇性或懸念有極大的可讀性。

但是，《秋分》與“立嗣承祧”或“承祧繼產”，也就是香火和財產都沒有關系。與之有關系的是小說“硬核”人物于家母親秋分。小說兩家有九個人物，于家老于、秋分、寶子、小吉、小祺；相家老相、莊紅、大頭、小慧。但小說用《秋分》做題目，不止顯示了秋分在小說中的權重，重要的是故事是秋分的視角和心理展開的。兩家的家庭事故出現后，是秋分提出將小女兒小祺送給相家，也就是過繼給相家。理由當然不是因為小祺是女兒和父親老于更親，和自己差了一層。這主要是秋分的個人性格使然。秋分是什么人？她是煤礦道清溝的能人，不僅在家里是說一不二主事的人，在礦上作為瓦工，一分鐘可以碼十幾塊磚，與男瓦工一起比賽曾獲得過礦上第六名。她男性化的性格起碼在表面上鮮有兒女情長婆婆媽媽。但是，秋分畢竟是母親。表面上她波瀾不驚，但心里不啻為驚濤駭浪。小祺偷偷跑回家，她將小祺交給來找小祺的老相手里后，眼淚“大顆大顆掉落”下來，相家為了斷掉小祺和父母的聯系，要搬出礦區到縣人參廠打更。搬家路過于家時，秋分和小祺不啻為訣別。秋分“回身朝著自家大門走去，她腳步踉蹌地走著一邊痛苦地自語道：小吉你為什么要死啊，你讓我死了多好啊。”在秋分心里，如果小吉不死，就不會有小祺現在的命運。大頭死后相家希望大頭和于家的小吉結為冥婚，甚至把小祺還給于家也可以。老于想用死人換活人。可秋分說：“活人死人都是我女兒，我不拿死了的女兒做生意，你們就死了這條心吧。”秋分作為母親的愛，不僅在小祺身上，同樣也在死去的小吉身上。小說最感人的是小祺結婚。老相說：“明天姑爺開車過來。秋分怔住了，如同在寂靜的院子突然被一聲吶喊唬住了似的，慌在了那里。”一個細節，將秋分對小女兒的思念寫得一覽無余——她手忙腳亂全然失了方寸，她要回家為女兒準備吃喝，要殺雞。然后，她“兀自站在屋子中央，抻了一下衣角，習慣性地往上捋了捋頭發，好像他們此刻就站在門外。”無論多少年過去，秋分從未與女兒分開過。小說對人性、特別是母女骨肉情的書寫，令人潸然淚下。

進入當代之后，由于社會歷史環境的變化，關于過繼、收養題材日漸稀少。偶然出現也與“立嗣承祧”“承祧繼產”無關。比如東西的小說《篡改的命》。汪長尺突發奇想地用“篡改命”的方式結束悲慘命運，他將兒子汪大志過繼給一個富貴人家。作為底層的邊緣群體，一個重要的特征是他們缺乏或者沒有實現自救的資源和可能性。這一特征決定了他們貧困的承傳性。因此，東西設定的汪長尺“篡改命”想象的合理性就在這里。汪大志的命在汪長尺這里被“篡改”了，但是，汪大志真的能夠改變他的命運嗎？汪長尺是一個農家子弟，高考超過上線二十分不被錄取。不被錄取的理由是“志愿填歪了”。汪長尺的父親汪槐決定去找“招生的”理論，經過幾天靜坐示威抗議，但汪長尺的大學夢還是沒有解決。汪槐從招生辦的樓上跌落摔成重傷。從此，汪長尺就命定般地成了屌絲命。為了還債、養家糊口，也為了改變下一代的命運，他決定到城里謀生。但他不知道，城里不是為他準備的。生存的艱囧使他的遭遇遠遠超出個人的想象：替人坐牢；討薪受刀傷；與文盲賀小文結婚后，為了生計賀小文去按摩店當按摩師，然后逐漸成了賣淫女。破碎的生活讓汪長尺眼看到，汪大志長大后就是又一個自己。于是他鋌而走險把兒子汪大志送給了富貴人家。賀小文改了嫁，汪長尺多年后死于非命。這是一出慘烈的悲劇。小說具有鮮明的社會批判性。權力關系和貧富懸殊使底層或邊緣群體的生存狀態日益惡劣不堪。貧困使這個群體的下一代少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沒有良好的教育，就沒有改變命運的可能。這是汪長尺要篡改汪大志的命的最重要的理由。但篡改汪大志的命，只是汪長尺的一廂情愿。且不說汪大志是否從此就改變了命運，是否就能過上汪長尺期待想象的生活，僅就汪長尺、賀小文失去汪大志之后的日子和心境，就是汪長尺想象不到的。不只他失魂落魄魂不守舍，賀小文壓根就不同意將汪大志送人。當汪大志被送人之后，賀小文也棄汪長尺而去改嫁他人。

《秋分》與《篡改的命》的旨意完全不同。無論是于家還是秋分，沒有因小祺命運問題過繼給相家的訴求。其實于家的家境還要略好于相家。小祺過繼給相家，與秋分的性格或東北鄰里相處的方式有關。兩家男人同在一個礦上，兩家女兒是中學同學。兩家的關系已遠不是“遠親不如近鄰”，其親密性勝過許多沾親帶故。小說關于東北工人家庭日常生活關系處理的書寫，其真實性毋庸置疑。特別是在物質生活相對貧乏、人際關系相對簡單的歲月。那里確有令人追懷的真情，鄰里、同事如親人般的誠摯。但是，它形成的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也從一個方面控制了秋分，這就是她理解的做人的原則。她決定將小祺送給相家的直接理由是：相家“就這么一個健康孩子還因我家走了”，她說服老于的理由是：“咱不能這么做人啊，人家那是唯一的女兒啊。老于說：我們也就剩下一個女兒了。秋分看著在炕上已經睡熟的小祺說：就這么定了”。當小祺幾次跑回家里，秋分堅決地將其送回相家，理由也是：“既然把女兒給了人家，就得講信譽，鄰居們都看著呢。”這時我們發現，秋分為了同情相家失去唯一健康的孩子，不欠相家的情分，小祺是作為秋分解脫心理歉疚和失衡的籌碼付出的。她寧愿個人承受再次失去女兒的痛苦，也不情愿相家承受痛苦。因此，秋分作為母親有無疆的大愛，但也確實有不能彌合的性格分裂。當然，這個日常生活倫理也有它的不真實性。比如，每年家家都要淘炕洞，秋分不待老相吱聲，便到他家后墻，打開一個洞，把炕灰扒出來。當老相要到街里買些酒菜，老于拉住他說：干點活買什么菜呢，晚上還是去我家喝酒。這時秋分說“可真實在，那個莊紅我說不吃她真就不做了。老于在廚房里忙著說：他家有個病孩子，平時都拱不攏嘴，哪有閑錢請吃飯。秋分說：就你大方，就你有錢”。當小祺和男朋友回道清溝要看母親被莊紅發現時，“莊紅嘆了一口氣說：這是早晚的事，女兒大了，該回去找母親了。”這當然不是小祺要“復姓歸宗”，她是真想自己的生母了。這些情節從一個方面表達了日常生活意識形態有虛假性的成分。另一方面，秋分的憤憤然，并不是一定要吃老相家一頓飯，那里也隱含了她對相家收留女兒的復雜心理。一個人最大的痛苦莫過于內心的糾結、矛盾和難以取舍。即便做出取舍，內心的痛處依然難以平復。秋分就是在這一心境中度過了十幾年。小說發現人物性格的內在矛盾并無法化解，是《秋分》的一大發現。

但是，小說有明顯的戲劇化成分：相家女兒小慧煤煙中毒死去之后，她的大頭哥哥也因腦梗阻死去；于家的小吉和小慧一起煤煙中毒死去之后，哥哥寶子也因疲勞駕駛沖下欄桿下肢癱瘓。這里的問題不在于情節的極端化，而在于人為的痕跡過于明顯。接踵而至的不幸，使心理和精神不堪重負的兩個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死亡事件的不斷發生，只是強化了小說的悲情色彩，而對人物塑造或情節推動并沒有實際意義。這與東西的《篡改的命》對偶然性和戲劇性設置并不相同。汪長尺高考被人頂替、進城替人坐牢、討薪身負重傷、被人嫁禍殺人、結婚妻子做了妓女、兒子送給的竟是自己的仇家……一系列的情節在邏輯上合情合理。那里也充滿了偶然性和戲劇性，但使小說充滿懸念和令人欲罷不能的閱讀期待。這方面《秋分》戲劇化合理性還不那么縝密，還是需要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