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為人類的歷史長河進行文字記錄，這個過程，因為不需要史學家那樣詳實嚴謹的記敘，因此，文本的使用可以有非虛構或虛構，也可以有非虛構與虛構交織融會。但不管如何展示，都不會完全脫離作家本人的根性源頭，那就是，作品最終會烙下與作家有關的民族性、地域性及歷史留痕。作家呂翼應是最具有以上特征，且自覺肩負起本民族責任的彝族作家。

《比天空更遠》是一部長篇小說，歸屬兒童文學，是呂翼的最新力作。作家屬于從小接受漢語言教育，不會使用本族母語和文字的人，所以，他的漢語書寫，沒有民族母語作家那種需要通過母語成句，再進行自我翻譯而造成語言思維轉換障礙的過程。小說的敘事跌宕起伏，情感豐沛，語言通暢、生動。《比天空更遠》的故事真實采用的是新中國解放前，劉伯承將軍率隊過彝區，與彝族果基家支首領小葉丹歃血結盟的歷史事件及其派生出的后續影響。作品為忠于歷史的時間線，全書采用1956年前彝族的舊稱“夷”。（1956年，毛澤東主席建議將 “夷”改為“彝”，遂稱彝族，意為房子（彑）下面有“米”有“絲”、有吃有穿，象征興旺發達）。書中以白彝少年覺格的視角，講述了上世紀50年代初，在蒼茫的大涼山區，一個叫苦蕎地的彝族寨子，發生的黑彝、白彝和娃子間的內部糾葛，以及與國民黨駐扎軍隊的外部斗爭。最終，覺格阿爸曲木率領的解放軍，感化了黑彝羅火頭人，完成了苦蕎地寨子的和平解放。

《比天空更遠》在小說的敘事中，有極強大的民族性體現。作家在小說開始，就對彝族階層起源做了詳細描述，將當地獨特的民族整體生存形式躍然于紙，從中說明了彝區的政治生態。這也意味著告知讀者，彝人自古分階層的價值觀、世界觀、生活觀將直面革命性的改變。作家以彝族這個特定的等級制度為出發點，讓作品發展的走勢被整體帶動。由族群歷史淵源發散而成的枝節，為小說中白彝少年覺格與黑彝少女史薇之間的友情，與阿媽的母子親情，以及彝人曲木和漢人鐘皓的兄弟情，鋪設了故事延續的復線型情節安排，這樣的寫作姿態很符合昆德拉的復雜多樣性范式。

優秀的民族文學作品，必定會如實描摹民族日常、宗教信仰、族群生命觀、民族意識及部族文化，其目的，是為達到民族性的綜合展示。本小說在形式上不算特別新穎，作品中，白彝覺格和黑彝史薇依本民族習俗不能上學，小說就此以兒童視覺呈現出解放戰爭中少數民族悲歡離合的生活畫卷，書寫了彝族地區的少年兒童蒙昧混沌的苦難和對美好生活的熾熱向往。新中國的建立和新生活的到來，必將徹底改變彝家對世界的理解和對未來的認知。民族性的強調，民族語言的準確使用，是小說故事起伏及向外延伸的支點，還是故事中各橋段啟、承、轉、合的中心。如果背離了彝族特有的民族元素，這個小說的構建就會失去光亮和意義。身為彝族后裔，呂翼清楚知道這些元素符號的使用與闡釋，他自然地將小說文本植入其間，完美地達到了書寫經驗帶來的、不需要猜測和臆想的結構進程。一部反映民族徹底摧毀奴隸制的小說，如果沒有澎湃的民族性，就將失去根基。呂翼以他生活的烏蒙大地為基點，把目光溯回和放遠，于是，他字里行間的族群天空就寬廣無限。他與族群對視，與族群交談，與族群相守，之后，落筆處必定是族群的存在。所以，在寫出族群和自己的民族生命體驗中，如此水到渠成，又如此令人難以釋懷。

《比天空更遠》中，地域性描寫的體現也是作品成功的綜合保障。我曾說過，小說是呂翼在文學世界里存在的方式 。他的小說創作不屬于先鋒范圍，中規中矩，典型的傳統小說，一直追求全知的敘述視角。小說的人物、時間、地點、物件、專稱都有現實寫照，這在民族文學作品中，文體的自覺性應該就是其特有的地域性界定。我讀過呂翼以母族為載體創作的幾部小說，前有《疼痛的龍頭山》《馬嘶》《馬腹村的事》，近有《比天空更遠》，這些作品的地域性描寫都非常明顯。眾所周知，彝族在我國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區）的高原與沿海丘陵之間。其中，大涼山地區是全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地，也是直接從奴隸社會跨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地區。其特有的地域性事物眾多，小說就涵蓋了多方面的講述，如：神話傳說中，天神叫恩梯古茲、生育神叫格非神、惡鬼叫阿多納；稱蕎麥為蕎子；將肉切成坨塊清水煮，叫坨坨肉；男人頭頂留著天菩薩；男女都披羊毛披氈；畢摩念的驅鬼經是：“你若要回來，/除非騾子下兒，/烏云生菌子，/石頭開鮮花/騾子長尖角……”除穢經是：“妖魔鬼怪出不出？/兇星邪神出不出？/窮鬼餓鬼出不出？/三魂七魄出不出？”等等。這些大涼山彝區特有的區域說詞，被作家用各種不同的日常組件還原進文本，就是為增強小說創作中的地域性重量。通過這些說詞的原形描述，讓讀者產生回顧或問詢，并再現出此地域環境里人與事與物的活動場景，強調了此地域的文化內涵，構成了語言、思想、社會矛盾的內在沖突和外向爆發。

地域性是一個民族繁衍生息的區域內各種要素總稱，地域、環境能夠對民族文學作品的整體風格產生影響，由此能讓作品具有其鮮明的個性特征。例如，小說中反復出現的火塘，就是地域性特征的代表之一。彝族的信仰里包含火崇拜，是一個火的民族，自視為火的子孫。家里的火塘永遠不能熄滅，那是火神居住之地，是祖先神靈取暖的地方。所以，當鄧白嘴在火塘上躥來躥去時，立刻引起了爾沙管家的憤怒，這為后續羅火頭人接受和平解放的理念埋下了伏筆。在以苦蕎地寨子為代表的大涼山，頭人、家支、蕎麥、雄鷹等詞語，傳遞出來的是彝區自古固守的常態延續。小說是漸變與激變的戲劇性藝術，地域性元素引起的演化，能夠激發小說內在戲劇性的發展。呂翼在以上意義之下完結了他的小說建設，這個故事的走向也成就了作品打造的存在感。小說中講述的族群過往，真正成為了新中國發展建立過程中，彝族社會意識變革的縮影。從這個層面來看，這部小說也是一部民族進化史。呂翼通過這些地域性元素的放送，表現了奴隸社會時期大涼山彝族民眾愛國意識的覺醒，也同時重溫了彝族人民對新中國解放事業的巨大貢獻。

在大涼山當時的社會制度下，參加解放軍的成員，或參與解放工作相關事宜的進步人士，主要以彝族階層中地位略為低下的白彝為主，黑、白彝的階層不同，個體思想的思考狀態就不同，而更底層的娃子，盡管已對黑彝奴隸主產生不滿情緒，但仍然沒有擺脫壓迫的覺悟，仍然在慣性思維中把黑彝視為自己的主子而效忠。小說豐富的歷史內容的梳理，是為更好完善人物的靈魂、意識和心理動態，并且能突出作品的寫實技巧，使故事的敘述更為合理。這與注重探索形式的先鋒小說區別明顯。作家在作品里的心靈呈現和人性探索，對大多數讀者來說，更契合眾生現實主義審美感受。

與西方文學的理性相比，中國文學更側重抒情，這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影響的結果，作家會以自己的情感牽制作品的走向，這是優點，也是劣勢。尤其在歷史體裁的作品中，過度的情感會削減作品深度。還好，呂翼沒有落入這種俗套。

作家在歷史細節蘊含的事物中尋找意義，從更深刻的歷史意識源頭用歷史發展的延續性，把握歷史精神中的重要關系，以深刻的邏輯定位和情感投射出多層次多維度的構境空間，以歷史人物事件間的關聯網絡，在歷史條件下形成動態關系和生活結構。社會現實文化的建構，是與歷史有著密切聯系的記憶，這就是本部小說里歷史留痕在作品中體現的作用。因此，歷史是一個與文化、意識、語言、行為不可脫離的范疇，對歷史的理解，不能等同于線性進化。

這部小說緊緊扣動了歷史的脈絡，將因為語言與地理因素等造成的大涼山地區的落后、蒙昧，從社會體制上進行剖析，對作品人物的設計就不只局限于本民族。從歷史進化的角度來看，正是不可抵擋的現代文明的介入，使得彝區在極短的時間內進入到現代社會，瞬間完成了政治歷史的變革。

長篇小說的寫作，可以讓作家熱烈奔放，小說的枝節也可以長出許多，這能讓小說的大樹更為粗壯。呂翼近年來對不同的小說人物刻畫、情節設計更趨于深刻及豐富，作品的語言節儉、大量使用短句式，加快了作品節奏。作品越來越精致和豐滿，體現了作家的自我成熟。他真正做到了以文脈去與世界溝通，讓作品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