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普通事物具有持久的哲理意義和充分的精神價值？天才如詹姆斯·喬伊斯的探索也并非一蹴而就。在他的早年手稿《斯蒂芬英雄》中，斯蒂芬路過伊克利斯大街一所房子時，聽到臺階上一對情侶模糊不清的對話，雖然引發了他“看來正是代表著愛爾蘭癱瘓癥的那些棕色磚房子里的一座”的感慨，但沒有下文作進一步解釋，對于讀者來說依然毫無意義。這樣的記敘既缺乏形式又沒有實質內容，要窺見房子里的秘密，需要比實錄更多的東西。十年之后，喬伊斯以獨創的意識流敘事方式，使得住在門牌為七號的棕色磚房子里的布魯姆夫婦的內心世界完全裸露出來。只是在這之前，他需要經歷一段漫長而曲折的發現自我的旅程。

作為事實意義上的第一部長篇，自傳體小說《斯蒂芬英雄》標志著喬伊斯寫作生涯的一個新開端，是他對自己早期經歷的一次總結性嘗試。這部洋洋灑灑的作品中有關主人公學生時期的篇幅，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中與之相對應部分的五倍。在后者中只是暗示出來的事件，在前者中又獲得了充分的描寫，即便是斯蒂芬的家人和朋友也都依據自身的價值而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如此不經選擇而鋪展開來的敘述，于對喬伊斯個人生活感興趣的研究者來說，自是多多益善，同時也給后人留下一個解讀喬伊斯后面兩部著作的契機。與精雕細琢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相比，天然無飾的《斯蒂芬英雄》自有其魅力所在，但這并不能讓斯蒂芬免于成為作者態度和想法的木偶，更不能使得《斯蒂芬英雄》成為一部成功的小說。

或許是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卻一時又不知該如何處理，喬伊斯干脆把斯蒂芬拋開，轉而去集中表現他所反抗的那種環境，從而完成了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的創作。我們在其中讀到的是小街陋巷的故事與渾渾噩噩的人們，散發霉味的房間與囿于其中的生活，自然主義的寫實底下是象征主義的潛在暗流，甚至還能發現《尤利西斯》中那種詼諧戲謔的敘述手法、暗含寓言目的的故事以及晦澀難懂的神話典故。喬伊斯獨特的想象力和表現力在這部作品中初露端倪，“愛爾蘭作文天才”的文字才華也自是可圈可點，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未來的大師其時的敘事藝術還乏善可陳。敘述雖然巧妙卻也不免趨于平淡，人物造型盡管豐富卻難掩其蒼白無力，諸多短制大都是人物速寫和場景片段，難有完整的敘事架構和飽滿的情節鋪陳。

出現在全書之末的《死者》是被普遍認為超越了這些局限的一篇佳構。集中的敘述場景中是血肉豐滿的人物，層次分明的故事包含于完整的敘事結構中。前面鋪張的晚會描述和繁瑣的人物刻畫所渲染出來的熱鬧和虛榮，與后面主人公的孤寂和真切以及因死者而來的樸素和隱喻死亡的雪景，形成鮮明的對照。《死者》之前的所有篇什，也都在這個敘事跌宕起伏、錯落有致的杰作中，匯聚成一部激蕩回響的壯麗終曲。更為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將一位才智水平非常接近喬伊斯本人的主人公介紹給讀者。

失意的大學講師和文學雜志撰稿人加布里埃爾，不但在《都柏林人》中是個極為重要的人物，即便比之后來出現在《尤利西斯》中的布魯姆也毫不遜色。敘事在精心的戲劇性和聲與細致的心理洞察之下，將加布里埃爾自負而任性的防線逐步崩潰的過程展示得異常復雜而痛苦，還有他意識到妻子的淚水是為一位早逝情人而流時所受到的沖擊，以及起初表示孤立和離異而后又表現為英雄式的孤獨，乃至最后表現生命和死亡相互依賴的雪的意象，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喬伊斯小說敘事藝術的操練終于在《死者》中得以完成，整部《都柏林人》因此有了立足的根基，而喬伊斯作為小說家的事實也同時獲得確證。

喬伊斯在寫作《死者》時要比加布里埃爾年輕而且激烈得多，還沒有成熟到摒棄他高傲而不妥協的態度。如果說這種態度在《都柏林人》中還是以他的冷眼旁觀都柏林城的蕓蕓眾生，那么到了《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里則決定犧牲客觀地呈現一個又一個情節或人物的方法，將筆墨盡可能多地潑灑在主人公的意識里，廣泛的現實生活由一個視點來控制和安排。發生的一切依據他的敏感程度記錄下來，事件也只是在有助于他的內心發展時才有意義。其余人物也相應地只存在于斯蒂芬的腦海中，猶如他筆下的人物，除了名字和說話方式，無需更多闡釋。

這樣的敘述方式使得閱讀的過程猶如通過鑰匙孔，而不是一扇敞開的門來觀看房間里的情形。我們有限的視覺所能感知的東西無形中又增添了幾許不祥的預兆或一些希望的遐想。《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也因為可控的焦點而比《斯蒂芬英雄》具備更多的敘事強度和聚焦性。與此相應的是，外部的戲劇退居于后，內心的獨白突顯在前，事件的呈現也不是通過事無巨細的描述，而是借以貌似不經心的暗示。如果說敘事方式的轉變使得從《斯蒂芬英雄》的原礦石中提煉出來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更具藝術價值，那么兩部作品名稱的不同卻也是喬伊斯做出的一個明智而不可忽略的變更。

我們在《畫像》前三分之二的篇幅中看到的斯蒂芬是一個處于迷惘之中的孩子，是一個受到青春期風暴沖擊的中學生。圣誕節晚餐上與人激烈爭吵顯露他的獨持己見；遭到教鞭屈打之后去院長那里討公道是為倔強的表現；好勝心強的他非常在意學業成績是否超過別人。但同時他也是柔弱的，時常被同學捉弄欺負；是循規蹈矩的，上床睡覺前要做完一整套祈禱；吃不得苦的他在學校冰冷的床上想著家里的種種溫馨。錯綜復雜的象征手法和縝密安排的敘述變化，絲毫沒有削弱我們進入他感情世界的力量。敘事如果僅止于此的話，我們或許會指責喬伊斯為何花這么長的篇幅描寫一個微不足道的外在環境的受害者，而且還是用如此細膩抒情的筆觸。他完全可以寫一個像《都柏林人》中那樣的短篇來打發掉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

斯蒂芬形象的準確定位就跟其真身喬伊斯一樣，是一個有文學才華的青年藝術家。混跡于都柏林小市民堆里的斯蒂芬，其最為英雄的行為乃是違抗母命拒絕成為斯蒂芬神父。因信仰危機而導致的內疚心情和對上帝赦免的渴求，還有阿奈爾神父地火一樣的布道力量，都反襯出對教會進行尖銳批判的斯蒂芬是極具勇氣的，其最后與家庭、祖國和教會的分道揚鑣，更是孤注一擲的。遠走異鄉的他如喬伊斯一樣，要以特定的藝術形式“盡可能自由和完整地表達自己”。小說敘事結束時，義無反顧的青年藝術家大步向前、旁若無人地去擁抱他的命運，而他用于“自衛”的三種武器是沉默、流亡和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