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蓮娜·奇若娃

20世紀90年代以來，“女性作家群的形成與女性文學的崛起”成為當代俄羅斯文學的一個亮點，女性作家希冀用女性獨特的視點——女性獨特的文化立場來贏得女性在歷史言說中的權力，書寫幾百年來未被揭示的女性生命體驗。2009年“俄語布克獎”得主奇若娃就是其中值得關注的女作家之一。葉蓮娜·奇若娃（Елена Чижова）是當代俄羅斯著名作家，其作品《男大寺院》和《女犯人》先后入圍2003年和2006年“俄語布克獎”短名單，《女性時代》榮膺2009年“俄語布克獎”。

《女性時代》以作者本人的親身經歷為基礎，敘寫了幾代俄羅斯女性在20世紀社會動蕩、風云變幻的時代大背景下所經歷的不幸遭遇和多舛命運。記憶是歷史的基礎，歷史正是藉由記憶，將已經消失的過去保存下來，并定格為永恒。正如張隆溪所言：“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必然是重視記憶的民族，無論是個人記憶還是集體記憶，無論是愉快或者痛苦的記憶，也無論是積極開放的或受到壓抑而隱秘的記憶，都是記憶鏈條的環節，而歷史就有賴于這記憶的鏈條。記憶的鏈條斷裂，歷史也就斷裂了。要恢復歷史，就必須修復而且保存那記憶的鏈條。”奇若娃將一向被歷史湮沒的社會底層女性群體重新置入公眾的視野當中，讓一向失語的俄羅斯女性在新的時代重新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小說語言平實，敘事手法獨特，感情真摯，內蘊深刻。筆者將從女性的“苦難”書寫與創傷復原兩個層面切入，對作品進行解讀與剖析。

故事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蘇聯的一座公寓里。安東尼娜是從農村被招募到列寧格勒的青年女工，在一次等車過程中邂逅知識青年格里戈里，兩人之間有過一段短暫的交往，后因思想觀念、城鄉差異等原因而分道揚鑣，留下一個不期而至的小生命——小女孩秀贊娜。秀贊娜身體孱弱，經常生病，且患有啞癥，7歲之前一直都不會說話。安東尼娜既要照顧孩子又要工作，忙得焦頭爛額，身心俱疲。這時，同住一所公寓的葉夫多基婭、格利克里婭、阿里阿德娜三位老人主動伸出援助之手，自愿承擔起照顧和培養秀贊娜的任務。她們秘密地給她進行了洗禮，洗禮后的名字叫索菲婭。安東尼娜被超負荷的工作折磨得筋疲力盡，不久便罹患癌癥撒手人寰。三位老人費盡周折，得以繼續撫養和教育索菲婭，后者長大后成為了一名杰出的藝術家。

女性的“苦難”書寫

葉夫多基婭、格利克里婭、阿里阿德娜三位老人在緩緩的回憶中，敘說著女性個體愛的傷痛和生命的悲苦，展示了三位老人各自迥異的復雜人生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農業集體化、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等20世紀一系列重大的社會歷史事件在老人的敘述中若隱若現，反復被提及；同時，作家通過對幾位女性日常生活的描述，再現了20世紀60年代蘇聯的歷史。三位老人身世坎坷，她們出生于沙皇時代，在戰爭中失去了丈夫、兒女、情人，“沒有任何親人。丈夫和孩子都失蹤、死去了。連孫子們也不在人世”。三位老人孑然一身，顛沛流離，家破人亡，身體羸弱，但她們依然頑強地生活在赫魯曉夫時代。

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浸透著她們生命的掙扎與孤獨，三位老人承受著心靈的痛苦與精神的寂寞，遭受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她們忍辱含悲，歷盡艱辛，孤立無援，那種喪失親人之痛刻骨銘心，一直難以忘懷。盡管如此，三位老人依舊豁達樂觀地對待生活，她們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一味沉溺于苦難的敘說，而是以略帶自嘲的口吻力圖淡化苦難給她們帶來的痛苦與創傷。相似的遭遇和同病相憐的命運將她們連結在了一起，在常人無法想象的痛苦中，她們盡己所能，給予單身母親安東尼娜以物質和精神上的幫助與慰藉。

別爾嘉耶夫曾經說過：“俄羅斯文學不是誕生于喜悅的創造力的過剩，而是產生于個人和人民命運的痛苦和苦難，產生于拯救全人類的探索中。”《女性時代》正是這樣一部關于女性“苦難”述說的文學作品，更具體說來，是關于20世紀上半期蘇聯生活以及生活在蘇聯制度下不同年齡段的女性的生存故事。小說通過幾位俄羅斯女性刻骨銘心的生存之痛折射出歷史之痛，通過個體生命的悲慘遭遇與苦難命運的書寫，溝通了與歷史的對話，讓凝固的歷史事件在女性的記憶里復活，凸顯出沉重的時代在女性生命中留下的永恒創傷與印記。

創傷復原

重拾親情是三位老人走出創傷陰影的一大法寶。由于戰爭期間親人們的相繼亡故，老人們遭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悲傷，不幸成為動蕩歲月中被時代遺棄和孤立的女性形象群體，經歷了人生路上令人窒息的苦難和殘破的愛情，其身心被時代的風雨蹂躪得千瘡百孔，飽受多重創傷的折磨。她們過著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自從開始照顧索菲婭之后，老人們丟掉了往日的孤獨、痛苦和憂傷，不但享受到了親情，而且刷新了自己的存在感與成就感。作品聚焦幾位女性洗衣、做飯、排隊購物、照顧孩子等這些庸常的生活瑣事，使得她們的故事更多了幾分安詳與從容。在這一緩慢行進的歷史文本中，作者將生存的溫暖賦予這幾位頑強而柔韌的女性。但在其靈魂深處仍然保存著人性最溫暖最神圣最善良最美好的部分，不失女性的善良與柔韌，沒有悲觀，更沒有絕望，始終堅持著對生活的善意，在苦難中抗拒命運，捍衛尊嚴。她們相互激勵，互相汲取生存的熱量，溫暖彼此孤寂的心靈，讓人性的溫暖點亮純潔的精神燈塔，人性中善的力量從此消弭了惡的存在。幾位來自不同階層、有著迥異的背景的人組建了一個新的家庭，她們三代人延續著一段活著的歷史，是時代的代表、時間的見證。不同的命運線于此交匯，新生的希望之火點燃了早已在苦難中冷卻的心靈，她們都被冠以一個相同的稱名：女人。

由于社會地位和文化修養的巨大差異，幾位女性的價值取向、知識結構、思維方式不盡相同，但其基本的價值尺度和道德準則卻是驚人地相似：她們性格樂觀、開朗豪爽、敢作敢為、樂于助人、勇于承擔。三個老太太的退休金加上安東尼娜的工資，是她們全部的生活來源，生活相當拮據，盡管如此，但她們對生活沒有絕望，沒有詛咒命運的不公，更沒有一味沉溺于悲傷之中。相反，她們精神飽滿，積極活躍，辦事果斷，將全部的愛都傾注到小姑娘身上。自從答應照顧索菲婭之后，老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單純而快樂，她們生活中惟一的聚焦點便是如何最好地為索菲婭營造一個溫馨幸福、無憂無慮、童話般美好的成長氛圍。她們更關注從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擷取記憶，挖掘自己內在的體驗和情感，衣服、玩具、線團、新年樅樹等都成為作者用來投射老人們感情的事物。

當時蘇聯幣制的改革，老人們的退休金愈發貶值，為了讓索菲婭能夠吃好穿好，外婆們節衣縮食，精打細算，以滿腔的愛心和獨特的智慧為原本艱辛灰暗的生活涂上了一抹亮色，讓這個溫暖友愛、浪漫溫馨的五口之家成為幾位飽經生活磨難的女性的療傷之地。

對小姑娘的愛心付出，使得她們在艱難的生存中找回了親情和希望。親情的魔力與愛的滋養是支持老太太們重新開始新生活的重要力量，對索菲婭的愛成為她們對這個世界惟一的感情寄托。關注當下幸福體驗，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充實起來。在這種積極心態的支配下，她們教索菲婭認字、讀書、繡花，給她講故事，陪她散步，帶她去劇院看戲。她們沒有沉溺于自己生活中悲慘的一面，對于過往的創傷性經歷沒有一味怨天尤人，而是用輕松愉快的心態直面生活中的各種不幸和遭遇，盡可能多地給自己尋找生活的樂趣，以往生活中那些悲傷與不快，似乎煙消云散。

透過幾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她們彼此之間的互動，作品展示了生命傳承背后一種高貴的力量——愛的力量。這種頑強的愛的力量是一種生命延續與情感相遞的聯結，“它未必強大，但足以抵御外界的風雨；它未必張揚，但足以帶來內心的撫慰，它的柔韌堅守著女性生命最后的光明，堅守著時間將賜予后代女性的最終公正”。

“一個背負起歷史重負與反思責任的作家，一部展示出沉重的歷史背景中個體生命的彷徨、困頓、掙扎或者說以肉身背負起其全部記憶的作品，將必然具備歷史蒼茫醇厚的韻味與人性深邃豐滿的內質，并以此建立起其經久不衰的美學特性。”作為一個具有歷史反思精神的作家，奇若娃在對“小寫”歷史的敘述中，實現了對時代的批評認知與人性深度挖掘的完美統一。歷史是深邃厚重的時空體，個體生命總是不斷地被卷入到對新的歷史洪流的塑造中去，在歷史與時間面前，沒有性別的差異，沒有年歲的隔閡。相互扶助提攜的人的身影蹣跚走進歷史的深處，而彼此創造的溫情則克服了時間的短促，成就了記憶的永恒，并最終成了歷史內核的真正載體。敘述歷史的話語在新與舊的時代交割之中，在生與死的輪回往復之中，在苦難與愛意的糾纏下愈發明晰，愈發響亮。所謂女性時代，并不是只屬于女性的時代，而是女性作為歷史的一個不可缺席的主體而存在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