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真的太快了，朱子奇同志1920年4月13日生，到現在整整100歲了。他走的時間是2008年10月11日，至今也有11年了。但對他的離去，我們都毫無思想準備，因為在我們的印象中，他仍然是那樣充滿活力，積極樂觀，完全是生機勃勃的年輕同志的樣子。我們都認為他還會與我們共事多年的。當然世事難料，人都有最后這一天。在我們的腦海中，子奇同志能夠永遠保持著他那生動活潑的樣子，也就很不錯了，可以說是彌足珍貴了。

我與子奇同志的認識，是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與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簡稱“和大”）合并成新的對外友協之后。1971年底，我從干校回到北京，調到對外友好協會工作。那時有些缺辦公用房，與外交部擠在一起。工作開展得很快，又缺足夠的翻譯干部。而“和大”業務沒有了，卻在王府井北京飯店對面，有一處鬧中取靜、花園似的漂亮辦公場所，而且有大批經過鍛煉的、高質量的翻譯干部。兩個單位的領導，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很快就愉快地合并了。這樣，我與子奇同志就同在一個單位工作了。

但在這之前，我與他就有一次偶然的聯系。 一次令人印象深刻而愉快的邂逅。我與朱子奇同志的認識和接觸時間不算長，但是卻有著不太平淡的經歷。下面我將把我對他的印象，分幾個方面，表述出來，與大家分享。

一、激情澎湃、政治情緒飽滿的革命歌者

子奇同志是一位寫政治題材詩歌著名中外的國際詩人。只占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他是“老延安”，在延安學了俄文，給他以后參加國際活動和翻譯有了資本。他1949年10月至1956 年5月做任弼時的秘書，一同赴蘇聯工作學習，有條件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十二月的莫斯科”。在1966年以前，他一直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和亞非團結委員會中國方面的負責人。平反以后，在對外友好協會和中國作協工作時，子奇都負責國際方面的工作。這時他有機會參加國際活動，出訪了全世界40多個國家，寫了三十多個國家，并在莫斯科、維也納、布拉格、開羅常駐工作。他的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獲得過多項中外榮譽獎，享有國際聲譽。

子奇同志詩歌創作最大的特點，是充滿激情地歌頌黨的偉人，歌頌黨和黨的路線。關于為人的事，他寫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李米特洛夫、毛主席、朱德、任弼時、周恩來、鄧小平……歌頌黨的事，反映黨的重大活動，如幾中全會、建黨多少周年，黨的多少大召開前，都有他詩歌的記錄。有人半開玩笑地說過，如果把他的這些詩排列起來，可以看作是黨的詩史。至于黨的路線，特別是50年代以來，國際共運中的路線斗爭，他的詩就寫了二十件之多。據不完全統計，他出版的詩集有十來本，翻譯詩集和散文集各五、六本，還有一些文論和紀實文學，可以看出他的創作是多么豐富多彩了！

至于朱子奇同志詩的風格等問題，我不想做具體評價，我再三再四強調的，是他創作的態度和精神。我認為最可貴的就是他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革命精神。他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而是從始至終畢其一生， 都是用最飽滿的政治熱情，來歌頌黨和黨的領袖人物，歌頌黨的崇高事業。這是最難能可貴，也是最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一種精神。尤其在今天，許多年輕人受不良風氣影響，娛樂至死，對比這種歪風邪氣，我們對子奇同志對黨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不是更應該在全社會發揚光大嗎？

二、單純、樸實的普通一員

上面我說到與他有過一次印象深刻的邂逅，就是指這一次。那是文革期間，在蘇聯召開裁軍會議之后，國內興起批判王稼祥同志的“三和一少”（后升格為“三降一滅”）。記不清是在哪里召開了一次正式的大會，我那時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工作，由單位派我去做大會批判發言的記錄。與會的都是國際問題方面的名人、專家、領導。參與做記錄的，我記得還有和大的資中筠和田惠珍女士等。我們記錄完了，已經發言者本人過目認可后，在抄清上報。我經手的就有朱子奇同志的發言。同時也還有別的幾個人，其中有中聯部的王力（文革中有名的王關戚“王八七”）。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這兩個人對記錄稿截然不同的態度。王力退回的記錄稿改得面目全非，這并非說明我的記錄有何不當，或缺失，而是他將會上沒說的，又大段大段添加，說過的卻大砍大刪。我們只負責技術整理，對此毫無辦法，只能按他修改的超清上交。而朱子奇的那份可以說只字未改，很快簽名退回。這也不是說明我記錄有多好，而是反映出此人很痛快，不在小節上計較。更重要的是實事求是，對自己說的采取負責任的態度。那時候我雖然不認識他，但對此人從此得出一種很單純、很樸實的好感了。

三、平易近人的延安老干部

我到對外友協，先在綜合研究室工作。那是文革剛結束的特殊年代，因此工作中也就有一些特殊任務，其中一項就是對有些剛解放、還沒有分配工作干部的安置問題。我們綜合研究室就分來幾位這樣須“過度”的司局級干部。有三位是外交部的原參贊，另外一位就是原“和大”駐外機構的代表朱子奇同志。我們是個處級小單位，卻要領導幾位司局級干部。當時也不好分配什么具體工作，便籠統出個題目，讓他們自己選看材料，各自從不同側面研究一下，蘇聯是如何變修的。幾位參贊心領神會，每天輕松自在，喝茶談天。朱子奇同志卻認真對待，每天兢兢業業，看材料，寫調研，忙忙碌碌。他不但工作認真負責，對一些社會活動也是積極參加。當時各單位內部還在修防空洞（毛主席號召“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嘛），需派人輪流參加。社會上也不時有一些義務勞動，如去郊區幫助收麥，到城里某個工地勞動等。遇到這些事，子奇同志都是搶著首先報名參加。老少邊窮地區需要幫助的事項，或遇自然災害需要捐助的，他都慷慨解囊，盡量多捐款幫助。由于他各方面表現不錯，所以在由我擔任支部書記的綜合研究室支部，于1976年9月24日通過了恢復他的黨員權利——這是在我碩果僅存的小本上居然查到的確切記錄。

以后他被正式分配了工作。當時對外有些成立了一些地區處，負責與世界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對外友好工作。在會與處之間由常務理事一級的干部來分管。1978年朱子奇是分管歐洲處的常務理事。我也從綜研室轉到歐洲處（因錢李仁與我為正副主任，錢調走，綜研任務結束而撤銷），在子奇同志領導下工作了。在那個年代，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曾經就是這樣的微妙。

四、善于接受不同意見的領導

80年代初，中國作家協會也恢復了工作。作家和文學作品的對外交流日益增多，迫切需要加強和規范作家協會的外事活動。周揚和張光年等同志指名將子奇同志調往作協負責這方面的工作。他大概感到作協的外事干部還需加強，又先后從外交部和對外友好協會，把金堅范（他從使館回來，在外交部大分配）和我要了過去。我因為一直喜愛文學，也想業余寫點東西，而在辦事部門保密限制很嚴，什么材料無法自己保存，都要上交存檔。便也動心想調動一下。在王炳南會長很不高興的情況下，經過反復做工作爭取，終于在1982年同意我離開友協去了中國作協。從此，我又在子奇同志領導下（他是作家協會負責外事的常務書記），開始做文學領域的外事工作。

朱子奇同志為人單純，沒有城府，絲毫不像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無論對人對事，他總保持著一副朝氣蓬勃、熱情澎湃的樣子。他作風粗獷，領導也是放手和粗線條的。畢竟多年并不在文學領域工作，有時難免出現記憶上的小差錯。對復雜的意識形態問題，有時處理的略顯估計不足，同志們都毫無顧忌地向他提意見，他都心悅誠服地接受。大家與他共事非常愉快。我與金堅范因為同他相識更久，提起意見來更加尖銳，不留情面。他更是誠心希望我們能夠這樣做，有時還專門請我們到他家去，充分聽取意見。所以我們與他之間，除了上下級外，更是忘年的諍友關系。

不錯，今年是朱子奇同志的百年華誕！

但是，說也奇怪，不管是一百年還是多少年，在我面前晃動的他，在外貌上，依然毫無老態，完全是中年、壯年的樣子；在精神狀態上，更不像老干部，仍是單純的、平易近人的、毫無城府的、熱情澎湃的模樣。這就是朱子奇同志！永遠的朱子奇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