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20世紀的中國現代作家來說，旅行活動是其生活經歷與文學經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旅行實際上成為現代作家觸摸時代、感知社會和承擔責任的一種實踐方式。“五四”以降，本著“文化啟蒙”的時代氣韻，現代旅行書寫所呈現的固然多是對自然山水的沉浸與游賞，但在深層次上卻是以游記的方式解放傳統禮教束縛下的人性，突破傳統倫理閾限下對人空間上的綁定，完成對自由和愉悅生活方式的全新塑造。現代作家的旅行書寫因此獲得了一種突破傳統文化與社會禁錮的審美解放意義。

在現代中國的大變局中，傳統的鄉土倫理受到強烈沖擊，地緣和血緣對人身體的束縛在松動，旅行逐漸成為一種尋找新生活和享受新生活的社會流動方式。在這一過程中，異地的風景、別處的生活，不斷豐富著現代作家的生命體驗和文化態度。然而，僅僅將旅行活動視作審美形式，強調其對人性的喚醒和對現代生活方式的建構意義還遠遠不夠。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大的政治主題是民族與國家救亡圖存的話，那么，在列強環伺、民族受辱、內亂頻仍的歷史語境中，中國文學的現代書寫事實上都繞不開這一鮮明的時代主題。換言之，“路在何方”“走向何處”成為現代作家創作的母題。

“路”指向的是國家民族的未來，尋路也是旅行的方式。對于中國現代作家來說，無論是20世紀20年代對蘇聯的訪問，還是30—40年代對中國西部邊疆的考察，特別是對延安的向往，都包含著他們對中國未來的探尋。同時，這些活動不僅凝聚了一大批懷著青春夢想和社會變革理想的優秀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啟蒙文學的精神內涵。

20世紀20年代末到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作家的旅行活動有兩個重要中心，一個是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蘇聯，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20年代開始，涌現出一大批關于俄蘇的旅行游記，如《餓鄉紀程》《赤都心史》（瞿秋白）、《游俄國見聞實錄》（李仲武）、《赤俄游記》（抱樸）、《歐游漫錄——西伯利亞游記》（徐志摩）、《歐游隨筆》（蔣廷黻）、《蘇俄旅行記》（丁文江）、《萍蹤寄語》（鄒韜奮）、《蘇聯紀行》（郭沫若）、《蘇聯見聞錄》（茅盾）等。通往俄蘇的旅行是中國現代作家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將革命作為救國圖強的一種現代性方案，對成功案例進行的實地考察、借鑒和思考。

20世紀30年代開始，延安革命根據地開展民主政治和土地改革運動，呈現出嶄新的社會面貌和精神面貌，激發了現代作家內心的理想主義激情。“到延安去”成為30年代響亮的時代強音。奔向延安的旅行，無異于一場革命的朝圣。這體現出他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強烈認同。

許多現代作家直接投身革命，奔赴戰地。他們的旅行足跡伴隨著強烈的家國情懷和現實批判，為革命語境下知識分子的文學寫作提供了充滿召喚力和預見性的精神文本，讓他們在冒著生命危險穿越火線和政治封鎖的路途上，呈現出激越的浪漫主義書寫。通向紅色圣地的旅行，既是一次地理上的跨越與突破，也是一次角色上的轉換。對于大多數經歷過新文化運動的現代作家來說，更意味著一場精神上的轉變。這背后正是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發生的文學轉型與社會語境的轉變，即倡導“個體”與“個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學，在歷史的烽火面前，轉向強調“群體”與“民族解放”的革命主義文學浪潮。取消高高在上的城市優越感，走向鄉村，走向革命大眾，走向水深火熱卻斑斕壯闊的大眾生活。同樣是將鄉土作為寫作對象，革命文學卻做出了兩個深刻的改變：一是通過實地考察走訪，以更加真實而透徹的方式面對鄉土的貧困，同時，將貧困視為革命的重要對象與動因；二是在考察走訪過程中重新把握中國農村問題，在革命立場上判斷出中國農民已然覺醒，并成為革命的尖兵。

而像李公樸、黃炎培、趙超構、范長江等從國統區來的知識分子，以及《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人斯諾，他們大多通過對延安紅色根據地的考察與訪問，對外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政策和社會理想。這又吸引了更多知識分子對延安的向往。

另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30年代開始，對西北的游覽與考察蔚然成為當時中國的一種時代風尚，其旅行軌跡一般是從京、滬等中心都市走向西部邊陲，而其旅行作品又通過京、滬、寧、漢、渝等地的媒體和出版社向全國傳播。這些作品中有馮玉祥的《川南記游》、李金發的《國難旅行》、李燭塵的《西北歷程》、高良佐的《西北隨軺記》、黃汲清的《天山之麓》、張恨水的《西游小記》，以及備受歡迎的范長江的《中國西北角》《塞上行》等。西北游記的出版一時間成為文化界的盛景。

旅行熱背后是一股強烈的加深對中國西北認知的需求。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正是20世紀30年代隨著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建立，中國政治中心整體向西。現代作家超越西部落后于東部的慣常認知，奮力重建起全新的民族共同感，從而在戰爭語境下統一抗戰意志、凝聚家國情感，達到抗擊外侮的目的。

中國古代文學對西北地區的想象多以荒涼、悲愴為主，主要表現為以陽關、玉門關等地為書寫背景的邊塞詩與送別詩。抗戰時期，現代作家對西部的旅行書寫，在力圖喚醒國人對故土、家園、祖國、邊疆等空間地域的精神想象的同時，也催生了堅毅、團結、勇敢等情感力量。他們對西北風光的敘述，無論是自然風景，還是人文景觀，都充滿著對民族的忠誠、對國家的熱愛、對共同命運的擔當，展現出一種崇高而壯麗的美學風格。

現代作家基于家國情懷的旅行，不僅僅是社會學、人類學意義上的調研記錄，更是歷史與傳統的對話。在西北大地上，涌入現代作家視野的，不僅僅是遼遠蒼茫的高原和矛盾復雜的社會狀況，還有回蕩在歷史遺跡上的金戈鐵馬和英雄記憶。在敵寇鐵蹄面前，這塊土地曾經閃耀的光榮與夢想，借助旅行的再挖掘被重新表達和釋放。這對重塑民族凝聚力、提振民族意志，無疑起到了重要的宣傳動員效果。這樣的旅行書寫昭示出深刻的文化地理學意義：風景不是自然存在，是我們對現實的理解與闡釋發現并創造了風景。由此，現代作家的旅行活動，更像是一場關乎現代中國命運的文化選擇和社會實踐，深刻影響著現代文學的價值內蘊和藝術品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現代作家旅行活動與文學關系研究”（15CZW03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吉首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