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那個早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發起者陳獨秀抵滬，入住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6月，陳獨秀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開會商議，決定成立黨組織；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經征詢李大釗意見，定名“中國共產黨”，陳獨秀任書記。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亦即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據李達回憶：“當時黨的上海小組的工作分兩部分：一是宣傳工作，一是工運工作。”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誕生后，對于傳播先進思想尤為重視，在新聞出版方面積極耕耘。

中俄通信社舊址原貌

中俄通信社始發紅色電訊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籌建期間，就在來華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中文化名吳廷康)幫助下，創辦了中俄通信社。

中俄通信社設于霞飛路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由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楊明齋負責，樓上一個亭子間就是他的辦公室兼臥室，里面僅放一張床和一張寫字臺。

中俄通信社的主要任務是向共產國際和蘇俄發送通訊稿，報道中國革命消息，同時，向中國人民披露十月革命后蘇俄的真實情況。稿源大部分取自共產國際資料和赤塔、海參崴、莫斯科的報刊，少量轉譯英國、美國、法國進步書刊里的內容。那時，黨組織創辦的外國語學社也設于漁陽里6號，楊明齋常發動學員幫著收發、抄寫、油印和校對。

1920年7月2日，上海《民國日報》“世界要聞”欄目第一次發表中俄通信社的《遠東俄國合作社情形》，相隔10多天，又發表《中俄通信社俄事消息》。從此，中俄通信社的稿件不斷亮相于國內報紙(《新青年》也曾發表其稿件)，受到各界關注。

在上世紀20年代初，中俄交通未完全暢通，兩國之間的消息傳遞比較困難。北洋政府和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為了蒙蔽人民，竭力歪曲十月革命，攻擊社會主義制度。那時，中國各地報紙登載的“世界要聞”，幾乎都得自西方通訊社，而它們對于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抱敵視態度。針對這種狀況，中俄通信社在1921年1月19日發給上海《民國日報》的稿件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年來各國多注意于俄國之布爾什維克。始而懼，繼而研究其主義，終則多發表其主義如此。其中加以主觀的意見者，自然不免互相矛盾……吾國人士知其主義者日多一日，然而能知構造新俄之工具究竟如何者尚屬寥寥焉。”為了使中國人民比較全面了解蘇俄，中俄通信社陸續向各報提供《勞農俄國之新教育制度》《勞農俄國的實業近況》《新俄國組織匯記》等稿件；為了介紹列寧生平事跡，中俄通信社相繼向各報提供《列寧與托洛次基事略》《列寧答英國記者底質問》《列寧關于勞動底演辭》《列寧小史》等稿件。在楊明齋精心策劃下，中俄通信社有計劃地選送大量稿件，為人們了解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提供了生動材料。

李達的《回憶黨的早期活動》提及：中俄通信社“牌子是沒有掛”，“在1921年暑期間終止了”。據考，中俄通信社在上海《民國日報》登出的最后一篇稿件，是1921年5月4日的《俄國貿易之過去與現在》，至此它在該報總計發表新聞稿和電訊稿近70篇。1921年春，由于外國語學社的多數學員被分批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楊明齋也離滬，中俄通信社基本停止活動。中俄通信社存在期間，之所以把上海《民國日報》作為主要陣地，自然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邵力子擔任該報總經理和“覺悟”副刊主編是分不開的。

應當指出，從1920年11月底開始，上海《民國日報》還出現華俄通信社(或上海華俄通信社、華俄社)的稿件。華俄通信社與中俄通信社不能畫等號，它是由蘇俄直接管理的，如1921年5月17日的《廣東群報》(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主辦)曾發表《本報記者與華俄通信社駐華經理之談話》，文中說明“華俄通信社是達羅德(總社在赤塔)、洛斯德(總社在莫斯科)兩個通信分社合并而成的”。當年，華俄通信社不僅在上海有機構，在北京、哈爾濱、奉天(沈陽)等地都設立了分社。該社在上海《民國日報》發表稿件，止于1925年8月1日。華俄通信社雖與中俄通信社有區別，卻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它的一些工作。

修繕后的《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新青年》第八卷第五號封面

《新青年》升華為最早的黨刊

許多人都以為，《共產黨》是第一本中共黨刊。其實，這并不準確，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共產黨》前兩個多月，《新青年》已改版為其機關刊物。

《新青年》（第一期刊名為《青年雜志》）于1915年9月15日在滬創刊，由陳獨秀主編，上海群益書社發行。陳獨秀此時寓居上海嵩山路南口吉益里（今太倉路119弄）21號（原建筑已不存），這里也即編輯部。以《新青年》問世為標志，對中國現代歷史進程具有重要影響的新文化運動興起。

1916年冬，陳獨秀赴北京為雜志籌集資金。剛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求賢若渴，決定引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陳獨秀卻表示要返回申城，繼續主編《新青年》。蔡元培希望其把《新青年》移到北京，并表示將給予支持。陳獨秀接受誠邀，《新青年》編輯部北遷。

1919年5月，五四運動爆發。《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其中發表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它堪稱中國比較系統地介紹、分析馬克思學說的開山之作。翌年初，陳獨秀在武漢作題為《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的演講，提出要改造社會就要打破不合理的階級制度。回京后，他受到警察的監視、騷擾，為了安全起見，由李大釗護送至天津。1920年2月，陳獨秀重返上海，寓居老漁陽里2號。此系兩樓兩底的石庫門房屋，樓上為臥室和書房，亭子間放雜物，底層客堂是《新青年》編輯部和開會之處。不久，陳望道、沈雁冰、李漢俊等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出版“勞動節紀念號”，登出孫中山“天下為公”和蔡元培“勞工神圣”的題詞，刊載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等10多個城市和地區工人現狀和勞動狀況的調查報告和照片；陳獨秀發表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理論直陳時弊；李大釗發表的《May Day運動史》，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來歷和意義。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亟須一份機關刊物，據李達回憶：“宣傳方面，決定把《新青年》作為公開宣傳的機關刊物，從八卷一號開始。”《新青年》的改版籌備僅用一個月，它從1920年9月1日起呈現新貌，仍由陳獨秀主編（至年底，他赴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雜志由陳望道負責）。這期雜志封面正中有地球圖案，從東西兩半球伸出兩只強勁有力的手緊緊相握，“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此時，《新青年》增辟“俄羅斯研究”專欄，連續發表30多篇譯稿和文章。陳望道晚年說“開辟‘俄羅斯研究’專欄，就是帶有樹旗幟的作用”。同年12月，《新青年》為了抨擊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開展大討論，發表陳獨秀的《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李達的《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和《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等。

在進行改版之際，《新青年》脫離上海群益書社，自建單獨的新青年社。而且，設立總發行所于法大馬路279號（今金陵東路近福建南路處），由蘇新甫主管。除了《新青年》，新青年社還發行面向工人、店員的《勞動界》和《上海伙友》。1920年8月15日，《勞動界》創刊號出版，封面標明“總經售處上海法租界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這應是“新青年社”初次見諸媒體。從1920年秋開始，新青年社又陸續推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叢書”，書目廣告列有近10種，實際付梓8種，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有：李季譯、蔡元培寫序的《社會主義史》，黃凌霜譯、張伯堅校的《哲學問題》，惲代英譯的《階級爭斗》等。

“新青年叢書”第八種《階級爭斗》封面

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號在滬付排時，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警探以“宣傳過激”為由，到印刷廠將全部稿件搜走，又查封新青年社總發行所，該社不得不遷往廣州。翌年7月,《新青年》休刊。1923年6月，中共三大作出決議，重新出版《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理論性機關刊物，并由月刊改為季刊，由瞿秋白主編。

《新青年》是中國近現代一份內涵豐富深刻、影響廣大深遠的雜志，它開啟了民智，振奮了國魂。可以說，它由一份著名雜志發展成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機關刊物，進而又曾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絕非偶然。

《共產黨》被毛澤東譽為“旗幟鮮明”

當年，《新青年》是公開出版的雜志，在社會上影響很大。根據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理論學習和指導工作的需要，理應還有一份內部刊物，據沈雁冰回憶：“那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正忙著籌備出版一個黨刊，李達任主編”，“這黨刊后來取名《共產黨》”，“它專門宣傳和介紹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

1920年11月7日，《共產黨》在滬問世，由李達主編，這份月刊作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理論機關刊物，在全國秘密發行。它的封面上方以大號字配以英文“Communist”（共產主義），辟有“世界消息”“國內消息”“中國勞動界消息”等欄目，卷首有社論式的千字《短言》。創刊號的《短言》指出：“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一切生產工具都歸生產勞動者所有，一切權都歸勞動者執掌”。第五期的《短言》則闡明：“我們共產黨在中國有二大使命：一是經濟的使命，二是政治的使命。”

《共產黨》封面

《共產黨》著重宣傳列寧的建黨學說和關于共產黨的基本知識，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建黨經驗，批駁了社會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堅定了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信念，探討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李達主持下，該刊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政治宣傳緊密結合在一起，既發表探討黨的基本理論的文章，也登載《國家與革命》（第一章）和《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美國共產黨黨綱》等一系列文獻；同時，還報道過上海、唐山等地的工人運動，對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進行指導。它不僅向中國共產主義者提供必讀的教材，也成為中國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進行交流的重要平臺，所以很受歡迎，一期最高發行量達5000多份。李大釗組織發起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曾在一份《通告》中向會員和進步學生推薦該刊。毛澤東在給蔡和森的信中，則贊譽：“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

在《新青年》和《廣東群報》上，曾多次登載“《共產黨》月刊社”的刊物要目。然而，為了防備遭破壞，《共產黨》編輯部地址不公開，它先設于老漁陽里2號，后來遷到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為之撰稿、譯文，一概不署真名，如李達用“胡炎”和“江春”，李漢俊用“汗”和“均”，沈雁冰用“P生”，施存統用“CT”。

李達主編《共產黨》冒了很大的風險，如第三期付印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來干擾，并將重要文章《告中國農民》搜去。他憤怒地在空白頁印上“此面被法巡捕房沒收去了”，這是黨刊以“開天窗”形式揭露和抗議敵人壓制言論之始。《共產黨》共出版6期，最后一期印著“1921年7月7日出版”，而所載罷工資料則涉及8月的事情，因而它應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才停辦的。1922年7月21日，馬林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說：“我們試著讓《新青年》與《共產黨》月刊合并為一個刊物。在我離開以前，《共產黨》已停止出版。”這表明，《共產黨》停辦的原因，是曾考慮將它與《新青年》合并。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100周年之際，回眸其在新聞出版方面的銳意進取，不禁使人感慨良多：中俄通信社是中國第一個紅色通訊社，也是江西瑞金紅色中華通訊社（新華社前身）的先聲；改版后的《新青年》，堪稱中共黨刊的發端；《共產黨》則第一次在中國樹起了“共產黨”的旗幟，成為黑夜里的明亮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