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

范伯群先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他主要從事魯迅、郁達夫、冰心、高曉聲、陸文夫等中國現當代作家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致力于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研究，并作出卓越貢獻。

范先生對新文學的研究擲地有聲，對通俗文學的研究更是“填平雅俗鴻溝”，改寫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其研究貢獻、勤勉學風、人格精神永遠垂范后學。

智慧守元氣

1945年，14歲的范伯群離開出生地浙江湖州，到蘇州念書。從此，這座秀雅的江南古城留住了他大半輩的人生。

到了蘇州，范伯群就讀于私立樂群中學初中部和伯樂中學高中部。學生時代的他意氣風發，精神昂揚。1949年9月，他作為學聯代表參加了蘇州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迎接新中國到來。

1951年，范伯群考取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復旦大學讀書的時光讓他找到了人生志趣。當時，在復旦中文系任教的有郭紹虞、朱東潤、劉大杰、吳文祺等著名學者，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蘇步青、陳建功、吳敬璉等教授相繼調入復旦大學，這些名師的指導陶冶著范伯群的大學時光，尤其是賈植芳先生的到來，對青年范伯群影響深遠。

賈植芳在復旦開設“現代文學作品選讀”“俄羅斯、蘇聯文學”等課程，范伯群和曾華鵬、施昌東成了賈植芳最欣賞和器重的學生。大三下學期，賈植芳給范伯群他們布置了畢業論文，范伯群的論文是寫《王魯彥論》。

作家研究，為范伯群的學術事業打下了最初的堅實基礎。2008年，賈植芳逝世，在追悼會上，范伯群代表弟子發言：“我是1952年拜在先生門下，成為他的學生的。在這56年的歲月里，追隨先生左右，我時時深感，能成為賈先生的學生，對我來說，是人生莫大的幸福！賈先生不僅教我們如何‘開’學術研究之‘竅’，更是言傳身教，教我如何才能做一個光輝的人。”

受到賈植芳的影響，范伯群也用他的一生“寫出了一個光輝的‘人’字”。

臨近大學畢業，正當充滿期待的學術前景展現在范伯群面前時，賈植芳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被捕入獄。因為和賈植芳密切的師生關系，范伯群經隔離審查后離開了復旦。

青春年代的燦爛前景突然之間變得一片晦暗。“任港沒有碼頭，我在船員的幫助下，先用一根繩子將鋪蓋行李吊到小劃子上，然后再將我吊下去，小劃子搖到岸邊，我踏上了南通的土地”。1955年，本該登上大學講堂的范伯群被分配到南通中學當起了一名語文教師，以后的二十年，他的人生處在壓抑之中。

然而，踏實認真的工作與不凡的才華，讓范伯群贏得了學生的敬仰。南通中學的學生后來有的當了小學校長，有的當了中學校長，他們如今都已八十多歲高齡，但仍會從南通跑到蘇州，仍會寫文章感念師恩。

中學教師的工作，沒有終止范伯群對學術的信仰。1956年，他開始和同窗好友曾華鵬合作，撰寫作家論。1957年，《人民文學》第5、6期發表了他和曾華鵬的研究成果——4萬字的《郁達夫論》。秦兆陽在《編后記》里說：“我們愿以發表《郁達夫論》作為一個開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夠對我國現代以及當代的許多作家進行深入的研究。”

《郁達夫論》不僅是范伯群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也是新中國學術界研究現當代作家的“一個開始”。而這位站在學界潮頭的研究者，當時只有26歲。

從《郁達夫論》開始，研究冰心、王魯彥、蔣光赤、葉紹鈞的論文一篇接一篇寫了出來。范伯群因成績突出，被調入江蘇省文聯理論研究室。然而，勤奮努力帶來的有所起色的人生事業又被打斷，“文革”開始了。

范伯群進了“五七”干校。天生的不屈、樂觀的韌性，讓他依舊能在那樣一個艱苦躁亂的年代沉下心來讀書。“在干校只能讀一種書，那就是‘毛選’。但由于毛主席說要‘讀點魯迅’，這樣我就將《魯迅全集》搬到了干校。白天做‘杭唷杭唷派’，晚上就在燈下讀魯迅的著作。當對我的監督勞動放松一點時，星期天就允許我自由活動了。我就借了一輛自行車，騎車直奔鎮江碼頭，買一張渡輪票，推車上了六圩。再一口氣飛車到達揚州師范學院，找到了曾華鵬。我們兩人交談時都感到在這精神生活極度貧乏的日子里，我們得保持自己的‘智力活動’的元氣。”

在“精神生活極度貧乏的日子里”，魯迅成為范伯群的精神支撐與智慧動力。“文革”后，一篇篇研究魯迅作品的論文發表，1986年范伯群與曾華鵬合著的《魯迅小說新論》一書出版。這部書既是一部魯迅研究史上得風氣之先的重要著作，也是一位時代知識者堅韌學術生命的見證。

雅俗雙翼飛

1978年，范伯群調入江蘇師范學院，即后來的蘇州大學，開始了高校教師的生涯。這距離1955年他離開復旦時懷揣的夢想，已過去了20多年。其后來收入《魯迅小說新論》中的系列論文的最初一篇也于這時發表。

1978年，《文學評論》第4期刊出《論〈藥〉——魯迅小說研究之一》，這是“文革”以后復刊的《文學評論》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引起當時百廢待興的學界的極大關注。從1978年到1986年，范伯群與曾華鵬合作的魯迅研究成果接連不斷問世，“以魯釋魯”，既為“文革”以后的學術界提供了研究的思想方法，也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示范，開啟了新時期文學的一重帷幕。

與魯迅研究成果同時問世的還有《王魯彥論》《現代四作家論》《冰心評傳》《郁達夫評傳》等著作。它們的出現不是草率成之，而是經過了近三十年的積累、思考、寫作與沉潛，一旦許可，便噴涌而出。范伯群智慧的元氣終于可以發揮出耀眼的能量。

1960年，范伯群被調入江蘇省文聯理論研究室，后來還兼任《雨花》雜志編輯部理論組組長。在江蘇省文聯工作期間，他和艾煊、陸文夫、高曉聲成了朋友，經常在一起切磋交流。1979年，范伯群評論艾煊《碧螺春訊》的文章發表在《新華日報》，1981年發表《陸文夫論》，1982年發表《高曉聲論》，之后有多篇當代作家評論問世。

作為批評家的范伯群，對于他同時代的作家有一種了解的同情，時代的共同際遇，讓他在這些當代作家身上照見了彼此的心靈。范伯群撰寫的當代作家評論深刻精準又滿含情意，具有當下意識，又承負歷史重量。

作家與批評家的位置是相互的，批評家可以借鑒作家的創作經驗，作家可以成就批評家的眼光見識。當范伯群在學術研究之路開疆拓土之時，作家艾煊發表評論文章《找回另一只翅膀》，用一個生動描述來形容范伯群孜孜以求的學術之路。

而這“另一只翅膀”就是通俗文學。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組織編輯“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分配給蘇州大學現代文學教研室的任務是編《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正因如此，范伯群開始了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的研究。

范伯群對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研究的貢獻主要在于五個方面——

一是整理史料，奠定通俗文學研究以至現代文學研究的基礎；二是開辟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研究領域，糾正長期以來對通俗文學的偏見，還其本來面目；三是確立通俗文學的歷史地位，它和新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兩翼；四是樹立“多元共生”的文學史觀，構建新的方法論體系；五是重新衡量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起點，提出諸多重要的具有影響的學術觀點。

《禮拜六的蝴蝶夢》《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多元共生的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歷程》《中國市民大眾文學百年回眸》《晚清民國通俗小說論稿》《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鴛鴦蝴蝶派作品選》《周瘦鵑文集》以及“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等等，一部又一部著作和史料集改寫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改寫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格局。

范伯群由此成為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人。

除好友艾煊之外，范伯群最在意的還是賈植芳先生對其研究的評定。1999年，賈植芳為《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寫序道：“由于某種歷史的‘誤解’與‘誤導’，我們的文學研究曾經自覺地將俗文學這一支系排除在現代文學研究的視野之外，即或偶爾提及，也是當作文學史的逆流來批判的。這種誤解出于一種偏見，偏見導致無知，而無知又進一步導致了偏見。要破除這種偏見和無知，就不能不采取一種研究的態度。范伯群們現在做出的成果，其意義正在于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找回另一只翅膀’。”

這一肯定充分確立了范伯群通俗文學研究的學科價值。同樣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中，范伯群寫道：“近現代文學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種共識，應該將近現代通俗文學攝入我們的研究視野。純文學與通俗文學是我們文學的雙翼，今后編撰的文學史應是雙翼齊飛的文學史。”

從魯迅到通俗文學，范伯群的學術成就彰顯出雅俗雙翼飛的宏大氣象。但是“雙翼”畢竟是“兩只”翅膀，雅俗之間不應壁壘分明。1983年，范伯群發表論文《魯迅論鴛鴦蝴蝶派》就展現了雅俗文學之間的交互性質。

范伯群為自己的學術論著自選集命名為《填平雅俗鴻溝》，堅定表明“填平有期，填平必定”的信念。《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面世之時，范伯群已53歲，自此“填平雅俗鴻溝”的努力一直堅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

遇逢心有寄

不管處于什么樣的人生境遇，范伯群總是盡己所能，做出最好的成績。剛懂事就遭逢日寇侵華，災難歲月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播下了堅毅的種子。大學畢業后，遭遇種種磨難，但他初心不改：“我是用青春活力和求知欲望逐漸醫好我心靈的創傷的。”

干校期間，范伯群喂豬養鵝，看守菜園，當食堂伙夫，做好了以后從干校“畢業”開個包子鋪的心理準備。不過，他滿腦子想著的還是如何讀魯迅、如何寫文章。這期間和他一路偕行的是同窗好友曾華鵬。

范伯群和曾華鵬的深厚友誼是當代學術界的佳話。范伯群說他倆是患難之交，也是一對“雙打選手”。離開復旦時，兩人相約，今后一定要相互扶持，回到文學崗位。從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他們發表的論文、出版的著作，都會同時署上兩個人的名字。這些論文和著作，既是二人精神交流、保存智慧的結晶，也是抵御磨難、共同奮斗的見證。

雖然分處兩地，二人卻書信不斷。年輕時，可以一輛自行車、一張輪渡票，知己相聚首。年老后，出行不便，就每天電話，互問短長。他們一生真誠的友誼是兩個純粹靈魂的相遇，能夠化成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人生信念。

即便生活艱難，只要有信念支撐，就會存在精神樂園。20世紀80年代的寫作研究歲月，范伯群是在蘇州觀前街附近的一條巷子里度過的。范伯群把一張床、一張桌安放在四平方米的過道內，這就是他的“蘇州四平園”。時光輾轉，七八十歲，他還是獨居在一間小屋里，一張床、一張桌，一部部厚重的書，一篇篇有分量的論文就這樣寫了出來。誠可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

1983年，范伯群被任命為蘇州大學中文系主任，從和曾華鵬的“雙打選手”逐漸成為一名學科帶頭人。在范伯群任系主任之前，蘇大中文系還一直承襲著師范院校只重教學的狀況。“江蘇師范學院”轉變成“蘇州大學”，這其間也傾注了范伯群個人不可磨滅的貢獻。

范伯群心胸開闊，視野宏大，為了系科發展，他培養人才、申報項目、引進專家。1986年，蘇大中文系有六名正教授，是當時全校正教授最多的一個系。他領銜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被列為“七五”國家社科規劃重點項目，成為首批十五個國家重點社科項目之一。

范伯群擔任系主任的五年間，中文系的科研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科研立系”的思路奠定了蘇大中文系在全國高校學界的地位。1990年，蘇大獲準建立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點，范伯群成為這一博士點的創點導師。而中文系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古代文學都被列為江蘇省重點學科。

2001年，范伯群退休。他在《“過客”：夕陽余暉下的彷徨》中說：“通知我退休時，我也十分訝異，剛工作不久，怎么就要退休了？”然而，退休歲月成就了范伯群學術研究的又一高峰。他在文章中多次談到退休與研究的關系：季羨林“從70歲到90多歲高齡，除休養之外，他在退休后，至少有20年用在手不釋卷和筆耕不輟的勤奮中，20年就是5倍于大學本科學習的時間。他就又進了5次‘季羨林自修大學’；就研究而言，他就等于做了20年‘季羨林研究院’的專職研究員。這大概是世界上檔次最高的大學與研究機構了。”

以敬重的學者為榜樣，范伯群也建造了自己“檔次最高的大學與研究機構”。他更以熟悉的作家為楷模：“冰心說過：‘人生從八十開始。’她活到99。如此說來，我們都還在人生的起跑線上等待發令槍響起，我們也還有編織青春之夢的很漫長很漫長的時光。”

摒擋了繁雜的行政工作，卸下了負重的俗事困擾，范伯群開始了新的學術生命。

2007年《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出版，這部書解決了文學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為歷史“存真”，是范伯群一生最重要的學術專著。時年，他76歲。2009年《多元共生的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歷程》出版，標志著范伯群對于雅俗文學關系、文學史認知觀念的最終定型。從“雙翼齊飛”到“多元共生”，既是范伯群對自己學術思想的概括，也是他晚年對人生經驗的一個總結。

明月正東升

范伯群對于學術事業的虔誠用心，從青年到暮年，從未止息。2013年，《填平雅俗鴻溝》一書出版，82歲的范伯群在《自序》中寫道：“填平這條鴻溝的艱巨而細致的工程也自有后來人。過去常在‘夕陽無限好’之后，緊接著加上‘只是近黃昏’的輕輕的一聲嘆息。但我堅信，在‘夕陽無限好’時，一輪‘明月正東升’。”這正是范伯群的晚年心志。

“明月正東升”應該有兩層意思：一是表明范伯群對自己學術事業的孜孜以求，即便到了晚年，依然壯心不已；二是表達出作為導師的范伯群對“后來人”的希望，他希望自己開創的學科領域、治學路徑能由弟子們接續下去，一代又一代，發展創新。他說：“太陽與月亮的交接班，就體現了這生生不息的代代相傳，真可謂‘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范伯群是博士生導師，也當過中學教師，培養了一批批本科生、研究生。這些學生有的成了博導，有的成了企事業單位的領導，還有的已功成身退，但不管學生們取得多大成績，他們都會把師恩感念在心。

師者仁心。范伯群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在教學上嚴格要求，在生活上關愛備至。只要學生開口求助，即使只是家事，他都會傾力相助。他的一位夜大的學生回憶道：“30多年來，我與范老的交往頻繁數以百計，皆為私交，無一公干。范老平易近人，毫無文學大咖的架勢。每次相見，他總是以禮相待，問長問短，從寫作、工作到家事，無所不及。有時候，范老還與我分享他的秘密，對我付出了寬厚、仁愛、平等之心，讓我如沐春風，深感溫暖。以至于我在他的面前，能夠敞開胸懷，無所顧忌地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向他傾訴，不隱瞞不設防。”這種毫無功利的坦誠交往，能見出一個人處世的風度氣質。對于師者、學者而言，更能成就一種高貴與不朽。

與其他導師不同的是，范伯群不僅培養自己的學生，還教導學生的學生。他扶植了兩代學生的成長。這在學界是少有的事。2000年，范伯群主編并參與撰寫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出版，榮獲多種獎項，合作撰寫這部厚重之書的主要是范伯群的入室弟子。

《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出版，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舉足輕重之事，范門弟子在這部著作中集體亮相。“范門弟子”是學界對范伯群領銜的通俗文學研究團隊的尊稱，也是對范伯群培養的學者的統稱，他們活躍在全國高校、研究機構、文化單位，是現今科研教學與文化生產的資深力量。他們有的已屆花甲，卻依然在把范門之風傳授給下一代學人。

2017年，86歲的范伯群主編并參與撰寫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與通俗文化互文研究》出版，同樣是上下兩厚冊，100余萬字。這部書的合作者大都是范伯群的再傳弟子。他親自召集這些小輩學生開會研討，親自為他們修改書稿。

《中國現代通俗文學與通俗文化互文研究》的每一個字都傾注著仁師范伯群的心力，它的出版同樣得到學界的極大關注與高度贊譽。范伯群在《后記》中寫道：“我也深深感到通過這個項目的實踐，通俗文學研究是后繼有人的，‘第三代’一定能接過第一、二代研究者的接力棒，我們這一研究專業方向今后一定能生生不息、代代相傳，也有希望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使我感到無比欣慰！”

不幸的是，10個月之后，范伯群先生駕鶴西去，他的兩代弟子再也不能濡沐恩師的惠澤。然而，學術的生命永在，范伯群的博大胸懷與高瞻視野，深深影響著“范門弟子”，激勵他們努力前行。

在范伯群病危住院的前一日，他還在自己簡樸的小屋內，在電腦上用放大的字體認真寫作《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外譯版。他的學術成就早已散播海外，而心念仍然如故。他晚年形容自己的學術研究是“爬小山坡”，“小山坡”爬了一座又一座，在別人的眼中已是高山仰止。

范伯群一生清正，他沒有因聲名卓著而怠惰不前，也沒有因德高望重而驕矜自耀。他是謙謙君子，斯文一脈。他踐行了從賈植芳那里學到的“人”字，并把這個“人”字傳給了他的學生。一代又一代，學人的精神風范在接續。

蘇州西郊的小王山，草木蒼翠，靜謐清幽。這里長眠著14歲來到姑蘇城的一代學者范伯群。盡管人生多舛，但卻矢志不移。鐫刻在他墓碑上的銘文言道：“復旦本色，姑蘇滄桑。研俗不俗，洪鐘大荒。樹人之風，山高水長。”

附：學人小傳

范伯群（1931—2017），浙江吳興縣（今浙江湖州）人，1945年隨父母遷居蘇州，1951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20世紀70年代先后任職于南通中學、江蘇省作協、江蘇省文聯、蘇州市文化局等單位。1978年調入江蘇師范學院中文系任教，1983年任蘇州大學中文系主任，1986年被評為教授，1991年成為獲國務院特殊津貼的第一批專家。曾獲曾憲梓教育基金獎、“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八五”先進科技工作者等榮譽。退休后受聘于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古今演變”研究室，任專職研究員，2014年當選首屆“姑蘇文化名家”。2017年12月10日于蘇州逝世。主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獲得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獎、第二屆王瑤學術獎優秀著作一等獎、第四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等。專著《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入選“三個一百”原創圖書出版工程，并獲第二屆思勉原創提名獎。

范伯群先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他主要從事魯迅、郁達夫、冰心、高曉聲、陸文夫等中國現當代作家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致力于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研究，并作出卓越貢獻。

范先生對新文學的研究擲地有聲，對通俗文學的研究更是“填平雅俗鴻溝”，改寫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其研究貢獻、勤勉學風、人格精神永遠垂范后學。   

（作者：張蕾，女，系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