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天使》

圣塞巴斯蒂安是基督教藝術中的圣徒形象之一。他原本是古羅馬禁衛軍成員，在3世紀時因信仰基督教而被戴克里先皇帝下令亂箭射死。古羅馬曾多次發生大瘟疫，傳說第四次大瘟疫中，人們敬捧著圣塞巴斯蒂安的圣骨游行并虔心懺悔，大瘟疫因此得以遏制。因此，14世紀黑死病席卷歐洲時，圣塞巴斯蒂安被尊為“瘟疫主保”。他在文藝作品中常被描繪成遭亂箭射穿的形象，深受黑死病之苦的人們，把疾病的隨機性和圣塞巴斯蒂安身上的亂箭聯系起來，因此，這位圣徒的形象和他身上的箭鏃更加引人共鳴。正如約翰·凱利（John Kelly）在關于黑死病歷史的著作 《大死亡》（The Great Mortality:An Intimate History of the Black Death,the Most Devastating Plague of all Time）中所表達的，對許多歐洲人來說，瘟疫被視為亂箭般的懲罰。

流行病也消解了信仰的力量，約翰·哈特徹爾（John Hatcher）在《黑死病》（The Black Death:A Personal History）中寫道，許多人“聽天由命”，因為“命運落在何處”，就像射向圣塞巴斯蒂安的箭一樣難以預測。而在醫學史家羅伊·波特（Roy Porter）筆下，14世紀的黑死病不但給人們留下長久的陰影，也留下一些延續至今的文化元素。根據他在《理性時代的肉身》（Flesh in the Age of Reason: The Modern Foundations of Body and Soul）一書中的研究，今天的萬圣節裝飾、海盜文化中的標志等，都是一種紀念，紀念人類曾經在疫病大流行中的悲壯抗爭。

15世紀瑞典教堂畫家阿爾伯特斯·皮克托（Albertus Pictor）在斯德哥爾摩一處鄉村教堂留下了主題為“與死神對弈”的壁畫。這是導演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57年的電影 《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的靈感來源。電影講述了騎士布洛克與黑衣死神對弈，過程中回顧了他在瘟疫蔓延的歐洲大陸的經歷。影片同時呈現了命運之手的操弄、人類的掙扎和幸存，更重要的是提醒我們，在命運的棋局中，人類并非時時是高手，相反，有時候面對的棋局非常糟糕。

流行病文學可謂文學中的一大傳統，其意義并不僅僅在于記錄恐慌、絕望等體驗，還在于表現人類的“絕地反擊”。最著名的瘟疫文學之一是薄伽丘的《十日談》，講述了幾名意大利青年男女在佛羅倫薩郊外躲避傳染病，用講故事的方式度過十日。這些故事看似低俗，卻是一種自我療愈，青年感到命運和大自然的無常，也意識到宗教的無力，這些口無遮攔的故事意味著掙脫中世紀宗教的枷鎖，而《十日談》也成為文藝復興運動的淵源之一。

杰克·倫敦（Jack London）的小說《猩紅瘟疫》（The Scarlet Plague）則表現人類面對流行病的殺傷力時仍然竭盡所能追尋文明的連續性。小說的主人公、英國教授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回憶起2013年在倫敦暴發的被稱為“紅死病”的出血熱，這場瘟疫迅猛發展，消滅了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口。大約60年后，史密斯回憶起紅死病以前曾有過的復雜的人類文明，一時難以分清那是真實的過往還是腦海里的幻覺。倫敦寫道：轉瞬即逝的人類系統像泡沫般消失，人類在地球上的辛勤勞動簡直就是泡沫。

《猩紅瘟疫》故事直到遙遠的2073年才結束，同一年，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流行病故事《最后之人》（The Last Man）徐徐鋪開。小說的主角萊昂內爾·韋爾尼（Lionel Verney）在2073年全球流行病中幸存，成為了“最后的人類”。他獨自留在荒涼的世界上，只有荷馬和莎士比亞的幽靈與之相伴，只能對著空無一人的觀眾席侃侃而談。但文學的意義正樹立于此：微生物和細菌無法抹去人類的存在，人類的聲音會始終回響在大地上。

關于艾滋病危機的經典文本之一是托尼·庫什納（Tony Kushner）的戲劇劇本《美國天使》（Angels in America:A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美國天使》糅合了20世紀初猶太移民問題、麥卡錫主義、同志社區對抗艾滋病的努力等豐富主題。劇本的洞察力體現在，認識到了美國社會中流行病與政治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治療的權利和醫療資源的分配都無法躲開政治博弈。庫什納寫道：“美國沒有神，沒有鬼怪，沒有精神上的過去，只有政治，而欺騙者卻在不可避免的政治斗爭中回旋。”流行病的悲劇色彩在這部作品中格外濃重——處于生命頂峰的年輕人可以被自己的肉體謀殺。

相似的關懷在蘭迪·希爾茨（Randy Shilts）的艾滋病經典著作《世紀的哭泣》中也有。希爾茨的寫作與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在《瘟疫年紀事》中的手法相似，以科學理性的敘述傳遞流行病的殺傷力。里根總統的新聞發言人曾公開嘲笑艾滋病為“同性戀瘟疫”。《世紀的哭泣》中最令人痛心的結論之一恰恰是：艾滋病流行中不可逆轉的悲劇在于，美國關注到這種傳染病時，為時已晚。希爾茨在寫作期間接受了艾滋病檢測，他為了保證寫作的客觀性，直到全書完成以后才讓醫生告知其檢測結果——不幸為陽性。他于1994年死于艾滋病并發癥。無論如何，《美國天使》《世界的哭泣》等作品都清醒客觀地記錄了這種流行病最初幾年的發展態勢，尤其是在舊金山同性戀社區的爆發。

關于流行病的小說還可提到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有關虛構病毒的《天外細菌》（The Andromeda Strain）、羅賓·庫克（Robin Cook）關于加州埃博拉疫情的《暴發》（Outbreak），以及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末日逼近》（The Stand）。盡管都是虛構作品，但其中對于疾病的反思仍具有嚴肅的意義。《末日逼近》的故事中，因為一次差錯，致命病毒流出并迅速擴散，幾乎導致美國的崩潰。金的寫作有著中世紀傳統，通過喉嚨癢、流鼻涕以及咳嗽等癥狀的不斷描述，呈現的是對于疾病和人類關系的深入思考——生命就像一個輪子，無人可以穩穩地久立其上。

羅伯特·凱克曼（Robert Kirkman）的小說《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喬治·羅梅 羅（George Romero）的 經 典僵尸小說等，同樣受到讀者喜愛。但是，這幾部小說無疑充滿了美國式的幻想，即可以看似很爽地任意攻擊他國。流行病文學應該帶來的啟發顯然不止這些。我們要深思的，除了人類的抗爭本身，還應該包括生命的偶然性，以及人類文明的脆弱。后者正是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的思考。病毒就像商品一樣，可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自由移動，吊詭的是，恰恰是病毒的自由流動影響了全球供應鏈的穩定和商品的流動。

流行病文學也提醒人類“疾病始終與我們共存”這個亙古命題。加繆的《瘟疫》描繪了疾病肆虐的阿爾及利亞奧蘭，作品極力呈現病因的難以捉摸、感染的任意性以及得病的隨機性。由此，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盡管人類看似自然的主宰，但并非這個世界的主人。中世紀的藝術和文學充滿宿命感，比如，鼠疫蔓延時，沒人知道誰會第一個罹難，誰會是最后一個倒霉蛋。當黑死病席卷歐洲時，無人能置身事外，才華橫溢的雕塑家、詩人、哲學家，腰纏萬貫的銀行家，病毒對他們的攻擊，不分對象，不問貧富。當代小說也試圖呈現類似的視野：在一聲咳嗽之后，財富、權力和聲望，全部微不足道。流行病文學最終的立意在于：提醒我們世界并不只屬于人類，但在這個時而也被流行病統治的世界上，人類曾經佇立，現在，也還在這里。

（本文編譯自them illions，作者為洛杉磯書評編輯Si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