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幻電影中，災難或疫病題材并不少見，從早期的《人間大浩劫》（1971），到經典的《生化危機》（2002），再到初看不知片中意、再看已是片中人的《傳染病》（2011），這類電影的想象因素一般基于既有的科學成果或科學性假設，以平靜的生活突然被打破而開始，人們便要面臨災難或疫病導致的極限處境，集中表現為一種末日感。在這之中，很多人物的塑造都值得細細品味。

為人類命運向前一步

在抗擊疫情一線涌現了諸多英雄人物，他們奮勇“逆行”和死神進行殊死搏斗。而在此類題材的科幻電影中，不乏面臨“滅頂之災”時挺身而出的人物。在《人間大浩劫》這部上世紀70年代的硬核科幻電影中，主角斯通博士作為野火小組負責人被征召應對棘手局面。“承受”是他的關鍵詞，不僅要面對導致了一個城鎮的人死亡的“鏟子”衛星，親自找回衛星開展探究，而且他早前的建議被參議員稱為“斯通博士為九千萬美元給山姆大叔肉麻的恭維信”，野火小組的同伴們也因懷疑其參與生化武器計劃進行指責。他通過“有機團結”的方式把小組組織起來，彌合他們的矛盾，發揮他們的作用，使小組成員通過功能上的相互區別和相互依賴結合在一起，其中幾次出現觀點分歧和士氣低落，他都及時地將大家拉回正軌。而在現實生活中，正是這樣專業而有擔當的人在第一線承受了許多，我們應當深深敬重。

影片有大量室內戲，尤其是細膩刻畫了科學探索的過程，這些略顯冗長的場景可能令人乏味，但這種老派的樸拙在普遍追求感官刺激、大型場景和快速節奏的當下科幻電影中顯得非常稀有，倒更能凸顯斯通博士作為科學家的專注和面臨的煎熬，同時也展現了科學探索未知的困難，這需要學識、經驗、時間，甚至還有運氣。此外，他的情緒并非毫無波瀾，面對妻子的擔心挽留，他與妻子柔情一吻，但隨即決然轉身，面對工作人員錯漏了重要信息，一直溫文爾雅、冷靜睿智還帶點幽默的他勃然大怒，而最后他在聽證會上對下一次生物危機的擔憂，以及“我們該如何處理”的提問，時至今日依舊值得思考。

《生化危機》的故事開始于保護傘公司的一次“意外事故”，女主角愛麗絲并非一出場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她面對的是雙重的未知，一方面是失去的記憶使她的知識和經驗結構存在缺失，難以感知到已存在的風險，另一方面是緊迫的局勢下，即將面臨的未知風險。但哪怕沒有做好準備，甚至正在遭受失憶的困擾，她依然堅定前行。因為在嚴酷的環境中，要么往前走，要么一命嗚呼。從那句簡單的“繼續走”，到背起書包去重啟“紅色皇后”和堅定的“我們要出去”，再到違抗“紅色皇后”的指令，情節上的關鍵點均由她的決策行為推動，并帶領大家沖出困境。

難以被簡單定義的善惡

在災難和疫病帶來的重重考驗面前，本就難以被簡單概括的人性善惡變得更加模糊，尤其是對處于風暴之眼的人物來說。在《卡桑德拉大橋》（1976）這部經典影片中，麥肯齊上校無疑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惡人”，盡管他也曾耐心征求斯切娜醫生的意見，嘗試用直升機將患病的恐怖分子吊走，并第一時間和張伯倫醫生探討，但從他步入世界衛生組織大樓的那一刻開始，他的使命就是要阻止病毒傳播、掩蓋研制生化武器的丑聞，也正是他的決定讓火車駛向卡桑德拉大橋。但他的“惡”其實難以被簡單定義，就像“我在你的眼里一定是個惡魔”這句臺詞一樣，他很清楚自己的所為，也清楚自己的下場。上校顯然面臨著上級的監視，從一開始他就置身于類似倫理學中的電車難題，使得一個可能還有些善心的人做出了惡的決定。

在《傳染病》這部鋪陳著諸多扁平化群像的電影中，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齊佛博士是比較豐滿的人物。他懷疑薩斯曼醫生冒險研究是為了發文章，把封城的消息第一時間泄露給了妻子，在和網絡大V艾倫的連線中顏面盡失，還沒通過抽簽得到了第一批疫苗。但他在防治疫情的過程中一直保持著按部就班的工作，最后還把本是給自己的疫苗注入了清潔工的兒子體內。他有著政客的圓滑、職業的謹慎和深厚的情感，對他來說，公眾的信任和共識是必須去建立的。他必須使人們相信對的而不相信錯的，使人們有正確的觀念并聽從引導，但這極其艱難。意大利哲學家喬吉奧·阿甘本今年2月在《由無端的緊急情況帶來的例外狀態》一文中，便抨擊意大利政府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措施是過度的，指責“發明”一場流行病就可以為無限拓寬例外狀態提供理想的借口，以及恐懼狀態在個體意識中的擴散愈發明顯，并轉變為對集體恐慌狀態的真正需求。然而眼下意大利的疫情正逐步向失控發展，比起阿甘本所擔憂的人們支持例外狀態，以“安全”的名義接受一系列嚴重限制自由的措施，在人的生存權面前，似乎暫可不必簡單視為威權主義的生命政治與自由個人選擇之間的二元對立。

災難中的百態眾生

災難有時是面鏡子。當災難來臨時，有人可以為了親人甚至陌生人不顧自己的生命，有人卻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而不惜犧牲他人。《傳染病》中以“真相”自居的網絡大V艾倫為了一己私利，謊稱感染了病毒，并以連翹能夠治病的謊言吃了“人血饅頭”，他的行為導致了連翹的搶購、秩序的失范和更多人的感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片中的大眾也正是他的“同謀者”，并最終自食苦果。在對其施以道德譴責的同時，我們更要注意在對他人進行判斷的時候，是否窮盡了人的生活的所有可能性，是否對其具有足夠的了解，畢竟他在和齊佛的對話中，問出了大眾想知道的問題，說出了大眾想說的話。

在《末日病毒》（2009）里，4個主角中看似最沒有存在感的凱特，實際上卻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她敏銳地發現小女孩患病、保持警惕第一時間熄滅篝火、每到一處試用公用電話，以及她對丹尼、波比、布萊恩等人的態度等等，短短80分鐘的電影里，有太多處細節讓人不寒而栗。我無意重提“最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性”這樣的陳詞，但影片最后丹尼的獨白“平生第一次，我感到孤零零的，我們到了，相對無言的兩個陌生人”或許能夠在某種意義上表達我們的態度和感受。

在災難與疫病來臨的時候，恐慌、無措、焦慮、脆弱成為了“大多數”再正常不過的反應，《人間大浩劫》中的凱倫·安森就是一個極具尋常感的角色。作為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她認為“野火就像是一個游戲”，正如一個普通人面對瘟疫時的隔世感，讓我們倍感真實。她的三句臺詞可以代表疫情來臨時很多人的心理活動：“害怕，不相信真的會發生，確實真的發生了。”但當她對真實性給予確認之后，便認真地投入到幸存者的治療和醫護中。我們應當對這種害怕給予最深切的理解，這不僅于情可以體諒，于理也是人在面臨未知恐懼時正常的生理反應。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許多像凱倫·安森一樣的醫護工作者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線中，他們可能也有害怕，但帶著害怕依然戰斗在一線，值得我們尊敬。

《末日病毒》中的父親弗蘭克也是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他眼眶濕潤抱著女兒唱著歌的場景令人深深動容。他清楚地知道當他下了車就會被丟下，等待他和女兒的只有死亡，但他依然下了車抱起了虛弱的女兒，以兒歌相伴緩慢走向死亡。在《驚變28天》（2002）中，信件投遞員吉姆醒來后面對的是一個破敗雜亂的倫敦。他走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身后廣告牌上的人物笑得很燦爛，但一無所知且身體虛弱的他卻要面對“暴怒”病毒帶來的可怕災難，這種無助、彷徨和恐懼很容易使我們產生共時性體驗。對個體來說，當遇到這種外部困難的時候，因為需要避免感染等原因，很難像其他情況一樣從群體中獲得更多支持，而且失序狀態下人類本性中的野蠻被激發，產生更大的破壞力。吉姆有著普通的工作，熱愛自己的父母和往日生活，沒有超凡的智慧和體力，懂得心懷感恩。而從對被感染者揮動棒球棍開始，他變成了更有擔當的人，也是塞蕾娜和漢娜的依靠，尤其是當到達曼徹斯特遇到一群散兵時，他展現出了面臨絕境時向死而生的勇氣和毅力。

重溫災難與疫病題材的科幻電影，能夠讓我們對于影片中災難來臨時英雄的挺身而出、風暴中心人們的艱難抉擇與脆弱無助的大多數民眾有著更生動而具象的理解。對于我們來說，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包括，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否會為未來的沖突埋下伏筆，人類行為的不斷擴張將會帶來什么后果，在災難帶來的極限處境中我們該如何抉擇等。誠如加繆在《鼠疫》中所說，“人類能在這場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獲得的全部的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希望這種知識和記憶，我們能夠記得更久一些，能有足夠的力量去抵抗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