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淵沖先生善譯，亦善著。他的大作《詩書人生》即是一例。三十萬言的班荊道故，從他的筆下汩汩流出。時而跋山涉水，草長鶯飛，時而簞食瓢飲，錯彩鏤金，宛如一幅長長的人生畫卷。其中涉及的譯人譯事，尤其令人神往。

一、趙蘿蕤譯英國小說

女中豪杰趙蘿蕤，曾將英國文學家艾略特的長詩《荒原》移譯為中文，無疑是譯壇的一件壯舉。趙先生稱自己的“譯者注”，既得益于美籍教授溫德先生“把文字典故說清楚，內容基本搞懂”，但更得益于葉公超教授“透徹說明了內容和技巧的要點和特點，談到了艾略特的理論和實踐在西方青年中的影響和地位，又將某些技法與中國的唐宋詩比較”。許先生由是嘆曰：“趙蘿蕤從葉先生那里學到了宏觀的看法，從溫德教授那里學到了微觀的知識，結果自己也成了學貫中西的學者。”

趙先生將《荒原》的開首四行翻譯若是：

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荒地上

生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欲望

摻合在一起，又讓春雨

催促那些遲鈍的根芽。

許先生認為“趙譯只在微觀上說清楚了原詩的文字，卻沒有在宏觀上透徹說明原詩的內容”，即“沒有譯出原詩的意”。于是，大筆一揮，作了這樣的轉換：

四月，殘忍的春天，死亡

的土地哺育著新生的丁香;

在尚未消逝的記憶里

摻雜著難以滿足的欲望;

用清新的甘霖滋潤著

麻木不仁，沉睡的草根。

許先生很自信地宣示自己的譯文“使《荒原》的主題凸現，使人看到了戰后青年人理想破滅的形象”。不妨看看原文：

APPLE is the crue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對照原文，可以發現，趙譯是直譯，原文的表層意思可謂一覽無余;許譯則是闡譯，原文的深層內涵堪稱盡在其中。讀了兩位俊杰的譯文，筆者亦放膽作如是譯：

休道難熬四月天，

丁香破土在荒原。

依依往事藏新愿，

枯根沐雨笑開顏。

（筆者東施效顰之譯作，自然是寸木岑樓了。）

二、楊振寧譯唐詩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和許淵沖是西南聯大的同班同學，亦好譯，曾將唐人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譯為英文：“The evening sun is infinitely grand，Were it not that twilight is close at hand.”

許先生非常欣賞楊先生的譯文，稱“原詩每行五字，譯成五個音步，不但內容準確，而且音韻節奏優美”。楊先生還將朱自清改作的詩句“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英譯如是：“Given that the evening sun is so grand，Why worry that twilight is close at hand.”

許先生稱，“Given是幾何學上常用的詞，說明了這是科學家的詩”。他還進一步指出，楊振寧“溝通了科學和藝術，把真和美結合起來了”。

李商隱的那兩句詩，許先生譯為：“The setting sun appears sublime，But O， its near its dying time！ ”

朱自清的那兩句改作，許先生的譯文則是：“If the setting sun is sublime，Why care about its dying time？ ”

許先生說楊振寧的譯文“顯示了狄拉克的科學風格”，而他的譯文“卻更接近海森伯的藝術風格”。海森伯與狄拉克都是赫赫有名的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開山鼻祖，都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何以許先生獨獨將海森伯納入“藝術風格”的范疇？莫非是海森伯從小就受到了其父、一位腹笥寬廣的語言學家兼歷史學家的影響，以致在自己的科學研究中注入了“藝術”手段的緣故？

三、聞一多評譯

聞一多先生是許淵沖就讀西南聯大時的老師，給他講過《詩經》。許先生說：“聞先生曾和美國白教授合作，把中國古詩詞譯成英文，在英、美出版。書名是《白駒集》，取自《詩經·小雅》‘皎皎白駒一詩。但白英譯詩不押韻，不能再現古詩的風格。”

聞先生曾評論日本人英譯李白的詩，認為“渾然天成的名句，它的好處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經不起翻譯的”。聞先生尤指出“形式上的艷麗許是可以譯的，氣勢上的渾樸可沒法子譯了。但是去掉了氣勢，又等于去掉了李太白”。

聞先生亦曾評價過郭沫若翻譯的《魯拜集》，贊揚“譯者仿佛是用自己的喉舌唱著自己的歌兒似的”。聞先生覺得《魯拜集》第十九首本當譯為：

我怕最紅的紅不過

生在帝王喋血處的薔薇;

園中朵朵的玉簪兒怕是

從當年美人頭上墜下來的。

而郭沫若的譯文卻是：

帝王流血處的薔薇花

顏色怕更殷紅;

花園中的玉簪兒

怕是植根在美女尸中。

聞先生說：“這里的末行與原文尤其大相徑庭，但我們不妨讓它‘通過，因為這樣的意譯不但能保存原詩的要旨，而且詞意更加醒豁，色彩更加濃麗，可說這一譯把原詩譯好了”。許淵沖由是斷言：“由此可見，聞先生認為譯詩是可以勝過原詩的。”

《魯拜集》第十九首的英文為：

I sometimes think that never blows so red

The Rose as where some buried Caesar bled;

That every Hyacinth the Garden wears

Dropt in her Lap from some once lovely head.

筆者不揣冒昧，步郭、聞兩位大師的后塵，將這首詩轉換如是：

花紅紅不過

先烈流血犧牲地方的玫瑰;

園中紅寶石

昔日美女頭上墜下的翡翠。

四、翁顯良譯李白

翁顯良先生曾將李白最有氣勢的絕句“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英譯為：

Goodbye to the city high in the rosy clouds of dawn.

Homeward， out the gorges， out today！

Let the apes wail. Go on.

Out shoots my boat. The serried mountains are all behind.

許先生認為“翁顯良的英譯文，多少傳達了一點李白的氣勢”。許先生甚至還將翁先生的英譯文還原成中文：

再見了，彩云間的白帝城！

回家了，出三峽了，今天就出三峽了！

讓猿猴哀鳴吧，前進吧！

船行如箭。萬重山都落在后面了。

許先生用這種方法充分肯定了翁譯的優勢。他還進一步告訴我們，翁先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被錯誤地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改造，直到“文革”后才得以改正。許先生說，翁顯良“翻譯這首詩時，思想感情和李白非常接近，所以才能譯出詩人的氣勢。他的譯文不拘小節，不譯‘江陵而說三峽，氣勢反而顯得更大;不譯‘一日還而重復今日出峽，氣勢反而顯得更急;不譯‘兩岸而說船行，使主體更加得到強調”。

如此中肯的點評，分明彰顯出許先生氣度的宏大、目光的深邃，其中又何嘗沒有蘊含著一種惺惺相惜的情懷呢？惜乎，翁先生英年早逝，不然的話，很可能形成詩歌翻譯領域“北許南翁”的壯觀氣場。

五、蕭乾和翻譯

蕭乾年輕時說過兩句名言：一句是“用典好比擦火柴，一擦冒光，再擦就不亮了”。另一句是“理論充其量只不過是張地圖，它代替不了旅行”。顯而易見，前者說的是“創作和模仿的關系”，后者說的是“理論和實踐的關系”。比蕭乾更年輕的許淵沖親耳聽到了這兩句名言，感到無比親切，從此將其視為案頭的座右銘，時時用以指導自己的翻譯事業，由是做出了不同凡響的業績。

蕭乾對翻譯亦不乏真知灼見，嘗云：有時可“用溫度來區別翻譯。最冷的莫如契約性質的文字”，“文學翻譯則是熱的，而譯詩是熱度尤其高的。這里的‘熱指的當然是情感。科技翻譯只能——也只準許照字面譯，而文學翻譯倘若限于字面，那就非砸鍋不可”。“衡量文學翻譯的標準首先是看對原作在感情（而不是在字面）上忠不忠實，能不能把字里行間的（例如語氣）譯出來。”

“一個譯者（指的當然是好譯者）拿起筆來也只能揣摩原作的藝術意圖，在腦中構想出原作的形象和意境，經過‘再創作，然后用另一種文字來表達。”

許先生認為蕭先生的這些說法“形象生動”，能給人以“很大的鼓舞”。

1990年8月，年屆八旬的蕭乾應時任譯林出版社社長李景端先生之約，和文潔若開始接手翻譯有著“天書”之稱的（現代派）意識流扛鼎之作《尤利西斯》。夫婦二人日夜兼程，昕夕耕耘，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心血，但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蕭乾曾不無感慨地稱：翻譯中恰當的中文表達，不僅包括文字上的修辭、語法、句法，甚至還包括標點符號在內。而且，翻譯中，理解僅占四成，而表達卻高達六成。

即將進入九十八歲高齡的許淵沖先生，如今之所以仍然將翻譯視為“日課”，個中緣由一定很多，其中蕭乾的影響當是不可或缺的一個。許先生曾深情地說過：我一生與蕭乾三次謀面，三度獲益。“現在蕭乾離開了我們，但他播下的種子已經開出了鮮艷的花朵，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六、卞之琳的翻譯貢獻

許淵沖稱自己將中國古典詩詞譯為英文、法文，“是在卞先生啟發下開始的”。短短十一個字，表達了許先生對卞之琳先生的無限敬意。許先生在西南聯大就讀時，擔任翻譯課教學的卞之琳先生將杜甫名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中的“蕭蕭下”譯為shower by shower，同學們贊不絕口，嘆為“音義雙絕”！1948年，卞之琳和許淵沖師徒二人在牛津不期而遇。學生問老師，杜詩名句可有全譯;老師曰，尚未譯好。于是，許先生道出了自己的譯文：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且稱：“木蕭蕭”三個草字頭（木草同源）以重復sh（sheds、shower）進行表達、三點水的“江滾滾”則以重復r（river、roll、hour）予以再現，多少折射出了“一點原詩的音美和形美”。許先生感激地稱“這點成績是在卞先生啟發下取得的”。

許先生告訴我們，卞先生的翻譯貢獻主要表現在翻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上。如將《哈姆雷特》中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譯作“活下去還是不活，這是問題”。許先生認為在諸多譯文中，“卞譯最好，超過了各家”。

對于翻譯理論，卞之琳的理念是“三不贊成”：一不贊成信、達、雅，只要一個“信”字;二不贊成直譯、意譯之分，只要一個“譯”字;三不贊成形似、神似之別，只要一個“似”字。許先生對卞先生的這些翻譯理念不敢茍同，并毫不隱晦地宣稱：“關于譯論，我還是支持蕭乾的意見。”言簡意賅的表白，充分顯露了其“我愛老師，但我更愛真理”的勇氣和品格。

許先生還告訴我們，“卞之琳最大的成就不在翻譯，也不在理論，而在新詩的創作”。其最吸引讀者眼球的便是那首《斷章》。許先生將卞先生的這首詩與王之渙的《登鸛雀樓》、杜甫的《月夜》、蘇東坡的《題西林壁》進行了一番比較，發現卞詩不僅可以和這些詩并駕齊驅，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所突破。

一向善于自譯的卞先生沒有將眾人看好的這首詩譯成英文，倒是楊憲益、戴乃迭伉儷做了熱心的擺渡人。他們的英譯文為：

Fragment

When you watch the scenery from the bridge，

The sightseer watches you from the balcony.

The bright moon adorns your window，

While you adorn anothers dream.

讀罷譯文再讀原文，只覺得：

橋上君攬勝，樓上我視君。

明月照君戶，君入我夢中。

茫茫大世界，君我實比鄰。

彼此同甘苦，幫扶勝友朋。

筆者的這番認知，不知道許老前輩是否能夠認同。

七、穆旦譯拜倫

穆旦是許先生西南聯大就讀時的高屆同學。穆旦是1939級，外語界重鎮人物王佐良也是1939級，和穆旦同班，許先生則是1942級。許先生說：“穆旦不但寫詩，而且譯詩”，其最有影響的譯作莫過于拜倫的長詩《唐璜》。許先生引王佐良的話以為佐證。王先生認為，穆旦所譯《唐璜》無異于“最好的創作”，原詩是杰作，譯本“也是中國譯詩藝術的一大高峰”。

對王先生的這些評價，許先生內心深處或許不敢茍同。于是，他先從《唐璜》原文第一章第七十四段挑出三行，即：

Then there were sighs， the deeper for suppression

And stolen glances sweeter for the theft，

And burning blushes， though for no transgression.

然后，展示穆旦的譯文：

何況還有嘆息，越壓抑越深，

還有偷偷一瞥，越偷得巧越甜。

還有莫名其妙的火熱會臉紅。

緊接著，又曬出自己的譯文：

嘆息越壓抑越沉痛，

秋波越暗送越甜蜜，

不犯清規也會臉紅。

通過對兩種譯文的比讀，許先生認為“越壓抑越深”是形似，“越沉痛”卻是意似;“越偷得巧越甜”與“秋波暗送”相比，后者分明發揮了譯語的優勢;“莫名其妙的火熱”與“不犯清規”相比，前者則有欠精確。許先生毫不掩飾地說，權衡兩譯，無論是意似、音似、形似，還是意美、音美、形美，第二種譯文都要比第一種譯文略勝一籌。

許先生還透露，他在1999年全國暑期英漢翻譯高級講習班上以舉手表決的方式對兩種譯文征求意見，“結果舉手的人都說第二種譯文好，沒有一個人舉手稱贊第一種譯文的”。許先生將這件事看作是自己倡導“競賽論”和“優勢論”的一次初勝。

筆者拜讀穆、許二譯，復對三行詩句一再吟詠，放膽將其翻轉如是：

嘆息聲聲怯生生，偷偷一瞥甜在心。

雷池豈敢人前越，朵朵紅暈臉面中。

八、朱光潛眼中的翻譯

許先生讀中學時，讀過朱光潛的《談興趣》、《談美》，說這兩篇文章給他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甚至影響了他的一生。他之所以孜孜矻矻地在譯苑耕耘，乃是由于興趣;他之所以勤勤懇懇地在教壇馳騁，亦是源于興趣。

至于美學，許先生記得的是“朱先生講的對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實用的態度求善，科學的態度求真，欣賞的態度求美。求善和求真時，人是環境需要的奴隸;只有求美時，人是自己的主宰，所以價值最高”。可不可以說，許先生數十年間，之所以向人們奉獻了那么多美妙的譯文、譯詩、譯詞，端賴朱光潛老前輩的指點和鼓勵。

許先生向人們披露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朱先生寫給他的兩封書信。信中所議，一是對毛澤東詩詞外文譯本質量的評價;二是對許譯本的肯定;三是對“三美”譯論的首肯;四是朱先生自己的翻譯主張。

朱先生認為，毛澤東詩詞外文譯本，尤其是“早期譯本”和“官方譯本”，未能表達出“原作的精神風韻”，原因有二：“一是根本沒有懂透原詩，一是外語表達能力不夠”。又毛澤東詩詞外文譯本“不下四五種”，但與許淵沖譯本比較，“均有遜色”，因為許譯“對原譯確實大有改進”。朱先生覺得許先生“所標出的意美音美和形美確實是作詩和譯詩所應遵循的”。他還進一步補充說“以外語譯中詩最難掌握的似仍在音。如原詩用格律，譯文之用格律當然較妥，但音亦不僅在格律，而且意、形、音三者不可偏廢，還要成融貫的統一體，嚴氏信、達、雅的標準仍較周全，三者都要涉及意、形、音”。朱光潛的這些說法無疑令許淵沖倍受鼓舞，使其更加“堅定了譯詩的信心”。

九、錢鍾書說翻譯

錢鍾書是許淵沖就讀西南聯大時的英語老師。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兩人的交往形式主要是書信往來。其中錢先生寫給許淵沖的一封信，比較全面地折射了錢鍾書的詩歌翻譯觀。信是用英文寫的，許先生將它譯成了中文，大意如是：“你帶著音韻和節奏的鐐銬跳舞，靈活自如，令人驚奇。”“你當然知道羅伯特·弗洛斯特不容分說地給詩下的定義：詩是‘在翻譯中失掉的東西。我倒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無色玻璃般的翻譯會得罪詩，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譯又會得罪譯。我進退兩難，承認失敗，只好把這看作是一個兩害相權擇其輕的問題。根據我隨意閱讀五六種文字的經驗，翻譯出來的詩很可能不是歪詩就是壞詩。但這并不否認譯詩本身很好，正如本特萊老兄說的：蒲伯先生譯的荷馬很美，但不能說這是荷馬的詩。”

錢先生的這些說法的確能給人很多啟發。首先，詩歌翻譯好比戴著鐐銬跳舞;鐐銬者，音韻和節奏之謂也，但可以跳得靈活自如。其次，詩歌翻譯必有所失，完全照搬，不像詩;加以變化，則不像譯。復次，詩歌翻譯只能在或“得罪詩”或“得罪譯”兩者之間進行權衡，擇其輕者從之。再次，詩歌翻譯，如果譯得很差勁，則成了“壞詩”，如果將原詩的本意譯偏了，則成了“歪詩”。 最后，詩歌翻譯，確實有上乘之作，但這種上乘之作，卻不是原作者的詩了。蒲伯譯荷馬即是一例。

許先生告訴我們，錢鍾書曾將成語“吃一塹，長一智”英譯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

許先生對譯文的評語是：“形、音、義三美俱備，令人叫絕”。

許先生還告訴我們，錢鍾書曾將另一個成語“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英譯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許先生說，這個“傳誦一時”的譯文，讓“錢鍾書無可爭議地登上了中國譯壇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