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是俄羅斯歷史最長的文學報刊之一，1830年1月，由普希金在圣彼得堡創辦。這份報紙時斷時續，直到1929年由高爾基恢復出刊，后成為蘇聯作家協會機關報，是蘇聯時期最有社會影響的報紙之一。蘇聯解體之后，《文學報》繼續出刊，雖然印數和影響力均有所下降，現今依然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平面媒體之一。近期，在莫斯科訪學的常景玉博士對該報副總編科爾帕科夫進行了采訪。

常景玉：到2020年1月，《文學報》已經190歲了，它是俄羅斯最古老的文學刊物。那么，它在這幾個世紀中堅持了哪些傳統呢？

科爾帕科夫：我們有這樣的一種表述，也就是我們的廣告語——“思想者讀的報紙”。我認為，在這190年間我們一直努力給每期報紙提供大量的材料，以供人們去思考和比較。這是《文學報》的第一個傳統。其次，每期報紙的欄目都包含著豐富的內容——新書推薦、新老作家采訪、名人紀念日報道，以及政治、藝術、電影和電視方面的內容。當然，《真理報》《消息報》和《共青團真理報》都非常好，可《文學報》一直以來都有某種獨特的氣質，它有自己的特點和命運。在俄羅斯20世紀末的改革時期，《文學報》上刊登了很多著名的長篇報道，老師、醫生、教授、工程師等都會讀《文學報》。

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我們要幫助人們思考，讓人們在浩瀚的書海中找到更有價值的書。我認為，發掘天才也是《文學報》的一個傳統，很多作家的處女作都是發表在《文學報》上。例如，1956年，安德列·沃茲涅先斯基的第一首詩就發表在《文學報》上，我們為此而驕傲。在某個紀念日，我們復印了這首詩贈送給他，他非常高興。我們都深深地愛戴他，并為他的離世感到遺憾。可以說，所有出色的蘇聯作家都在《文學報》上發表過作品。后來的幾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布羅茨基和索爾仁尼琴，以及葉夫圖申科、沃茲涅先斯基和羅杰斯特文斯基，這些名字都曾出現在《文學報》上。《文學報》就像磁鐵一樣吸引著最有才華的人，甚至在這些人的生命中引領著他們。改革之前，報紙的發行量曾達到650萬份，如今要想達到這個數字自然是不可能的了。我年輕的時候，只有訂閱《文學報》的人才有資格讓郵遞員送報上門，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訂到。而現在，誰訂閱《文學報》，我們就送他帕斯捷爾納克的兩卷集。

我們不會高估《文學報》對國家的影響，但《文學報》的確能體現出改革的內容，比如生活的變化、人的不同、重大社會事件等。當時《文學報》社的工作人員有250多人，我們在中國、日本、美國、意大利、德國和非洲都有自己的特派記者。他們被派到世界各地，報道當地新聞。現在這些職位都消失了，不需要這些職位了。因為我們打開電腦點擊鼠標，就能在網上看到俄文版的《人民日報》。

常景玉：《文學報》見證了俄羅斯的歷史。我們不僅能了解文學特點，還有政治、社會和文化的情況，《文學報》是怎么度過20世紀末的改革時期的？它在當時的社會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科爾帕科夫：戈爾巴喬夫不止一次提到，《文學報》是他讀得最多的報紙。我們曾是一家很富裕的報紙，賺了幾百萬盧布，可是后來所有的錢都不見了。我們進行了改革，可自己卻被它折磨。但我認為，正是在這個時候《文學報》發表了一些優秀的作品。在改革初期，一切都很好，報紙發行量也增長了；經濟和財政改革后，錢開始貶值了，人們一下子變得無比貧窮。我們報社對參與改革并不后悔，報紙是改革的旗幟。總的來說，每個人對改革都有不同看法，重新審視改革的成果當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改革之后的時期對報紙是個巨大的考驗，因為曾經650萬的發行量變成了20萬，我們對此無能為力。

常景玉：在《文學報》社里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它的歷任主編都是創作型人才，比如詩人、小說家、評論家等。現任主編馬克西姆·扎姆采夫也是如此。您認為，這對報社的工作有什么樣的影響？主編本人獨特的視野、創作觀和世界觀對貴報有影響嗎？

科爾帕科夫：《文學報》的兩位創始人是普希金和杰里維格，他們都是很優秀的詩人。多年來，《文學報》確實都是由創作型人士領導的。恰科夫斯基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列寧獎章獲得者，但《文學報》上沒有刊登過與他個人創作相關的作品，他認為在自己的報紙上發表東西不太合適。那個時候是這樣的，現在有所變化。主編當然會在自己主編的報紙上留下印記，試想，如果恰科夫斯基不喜歡某位作家，就算他不批評那位作家，但也不會刊登那個人的作品。我完全同意，報紙的領導者不能只是記者，而應該和文學有所聯系。毫無疑問，主編就應該是評論家、小說家或是詩人。馬克西姆·扎姆采夫很年輕，今年48歲，但他畢業于高爾基文學院。我們的歷任主編中沒有一個人是出身于文學院的，雖然恰科夫斯基曾在文學院學習，但是那完全是戰后另一種類型的文學院。馬克西姆·扎姆采夫還是位詩人，最近在圣彼得堡要出版他的長篇小說《首席樂師》。他了解現代文學，認識很多文學家和自由主義者。現在對于報紙來說是好時候，因為沒有什么禁止的題材。我們正在馬克西姆·扎姆采夫的帶領下努力寫文章、寫評論、慶祝紀念日，并幫助所有有才華的人，比如德米特里·貝科夫、扎哈爾·普里列平、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尤里·馬利斯等。可能這個想法過于理想化，因為當前的情況不允許把這么多人的名字都留在報上。現在發行一期報紙，只需要一個房間和一臺計算機，很多人都在家里遠程辦公。

《文學報》社是一個團隊，這里不僅有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更有許多喜歡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的人。這些人在做一件共同的事，在這件事情中我們是個集體，是團隊，這種團隊的概念是從披頭士樂隊開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報社就是這樣一個龐大的、合奏的學術樂團，它包含了形形色色的人，他們有不同的年齡、背景和生活觀念。但這些人都想幫助聰明的人，想捍衛人們的權利。

常景玉：《文學報》更喜歡什么樣的年輕作家？報社用哪些方式去支持他們？

科爾帕科夫：10年前，我們設立了“金色杰利維格獎”，在這個框架下，還有“年輕的杰利維格”這樣一個獎項。我們一直在各地尋找年輕的作家。此外，《文學報》是當前仍然刊登詩歌的唯一一份報紙。我經常去大學附近，看到站在一起吸煙的男孩和女孩們，我想，他們中間可能會有未來的天才，有未來的布羅茨基和未來的索爾仁尼琴。《文學報》和俄羅斯聯邦總統府共同舉辦“塔夫里達競賽”，這項競賽每年8月在克里米亞舉行，我們邀請幾百位青年作家、青年詩人和青年評論家，去那里一起生活、交流、演講。中國人喜歡合唱，合唱里又有每個人的聲音。我希望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可以傳到中國、美國、德國、以色列，可以遍布世界各地。我認為，只有報紙在積極無私地幫助這些作家，因為我們不向他們收錢，免費幫他們出版新書，幫他們去塔夫里達。當然這很難。如果一個人在12歲時出版了詩集，在16歲時首次出版了小說，那么就該去幫助這個人，比如不讓他入伍或是給他國家獎學金。我們一定要幫助他。我去過巴黎一家專門出售俄語書的商店，這說明在法國也有人在讀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法國的兩位前總統都非常喜歡《葉甫蓋尼·奧涅金》，希拉克總統甚至還學了俄語，翻譯了《葉甫蓋尼·奧涅金》。良心告訴我們要幫助青年作家。每天我們都會收到很多來信，我總是對文學部的同事們說，一定要讀每一封信，因為這里面可能會有兩行詩是出自未來的阿赫瑪托娃或布羅茨基之手。

常景玉：如今，人們有多種渠道去獲取信息，這對于報紙來說是一種危機。為了吸引現代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你們做出過哪些努力？

科爾帕科夫：這是個最可悲的話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吸引年輕人讀報紙。我每天都乘坐地鐵。記得以前，地鐵上每個人都手持一份報紙，而現在沒有一個人看報，所有人都在看手機。當我看到有年輕人在讀《文學報》的時候，我甚至想給他們點錢，好讓他們繼續下去。我在大學里教新聞學，大學生也不讀報紙，報紙文化已經過去了。或許在21世紀我們無法阻止這個潮流。《文化報》已經出版了90年，可它現在不是每月出四期，而是只有一期，其他內容都在網站上公布。但我始終認為，書永遠不會消失，報紙也不會消失，因為我們可以把它拿在手里，可以折角、畫線、裁剪，或者寫下自己的感想。我們當然也做了門戶網站，舉辦各種比賽，做一些文化衫，以此來吸引讀者訂購我們的報紙。但訂閱的讀者數量并沒有增長，只是維持在同一水平。因為每年都有聰明的男孩女孩考入大學的語文系，他們是讀報紙的。在一個美國大學有人訂《文學報》，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報紙上的俄語是非常標準的，這種標準的俄語可以在俄羅斯境外推廣。不久前，我去日本和其他技術先進的國家參加國際會議，那里的報紙發行數量根本沒有減少，而我國卻不是這樣。現在訂報紙的人越來越少，報紙不該消失，而是要采用其他形式。

常景玉：《文學報》上的文學評論有什么特點嗎？現在它最關注哪些方面的內容？

科爾帕科夫：過去想要成為一名優秀的批評家，就要精通俄羅斯的古典文學。而現在的批評家應該是個非常懂技術的人，沒有互聯網這類的工具，文學評論就不可能存在，這是我們時代的現實。除此以外，批評家應該理解并能跟上青年作家的腳步。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批評家會知道，哪幾行詩寫得好，哪幾行寫得不太出色。但最重要的是，以前是批評家把書帶回家去讀，而現在他們得自己去找書。也有人喜歡用其他的形式去獲取信息，但我已經習慣于讀書，現在是21世紀，我不想像個老人一樣說“我們的年代有更多人閱讀”，因為年輕人并不這么認為。我們讀了很多沒必要的東西，而他們只讀那些不可或缺的東西。現在，要是發行一本新書，就一定要舉行很多活動，作家要去書店、展覽館做宣傳，或者是上電視節目來讓人們了解到這個信息。現在有很多書店，例如，莫斯科書店一直營業到凌晨1點，那里總是有人，除了喝咖啡、擁抱、接吻，他們還可以在那里讀書。現在圖書的營銷方式已經完全改變了。過去的書有自己的生命，而現在則是要把它傳播給讀者。想把這些連接起來并不容易。但是年輕的批評家應該具備良好的現代媒體的溝通和運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