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九葉”詩人唐湜先生誕辰100周年，縱觀唐湜先生的一生，是曲折、顛簸的一生。他1952年赴北京教書，后入中國劇協參加《戲劇報》的工作，是他人生大喜大悲的開始，他在北京與許多文化名家有過親密交往，但到了1957年被定為“右派”押送到了黑龍江勞改……舊歷年前，我與唐湜先生的兒子唐彥中到北京拜訪了幾位他的詩友或詩友子女，既是為了尋找唐湜先生的文稿、書信等，也想聽聽他們記憶中的唐湜先生，從而進一步認識這位詩人的人生和成就。

金黃的樹葉垂掛在紅褐色的圍墻上，在風中颯颯作響。我們來到清華大學荷清苑，拜訪99歲高齡的詩人鄭敏先生。唐湜與鄭敏都屬于“九葉”詩派，另外還有曹辛之、辛笛、陳敬容、唐祈、杜運燮、穆旦和袁可嘉，“九葉”詩派形成于20世紀40年代，代表中國新詩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現當代文學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鄭敏先生是“九葉”派中惟一健在的、創作生命最長的詩人，是中國詩壇的一棵世紀之樹。

鄭敏先生的女兒童蔚給我們開了門，老人家蒼顏華發，身穿大紅羽絨服，坐在沙發椅上慈祥地微笑，身后的柜子上擺放著她丈夫童詩白的遺像，童先生是清華大學自動化系教授，屬于“創系”的專家。

1939年，19歲的鄭敏考進了西南聯大，寫下了第一首詩歌《晚會》，此后便一直筆耕不輟。1949年5月，29歲的唐湜在溫州為在美國留學的鄭敏寫下了評論《鄭敏靜夜里的祈禱》，他評論聯大的三位詩人：“杜運燮比較清俊，穆旦比較雄健，而鄭敏最渾厚，也最豐富。仿佛是朵開放在暴雨前歷史性的寧靜里的時間之花，時時在微笑里傾聽那在她心頭流過的思想的音樂，時時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畫面……豐富、跳躍，卻又顯現了一種玄秘的凝靜。”

鄭敏先生回憶，1979年中國文學的空氣開始回暖，使得詩人們也活躍起來，那一年，“九葉”詩人第一次聚會，地點選在曹辛之家中，那次是鄭敏和唐湜第一次相見。1980年，“九葉”詩人第二次聚會，是在陳敬容家里，他們共同討論出版一本詩歌合集，取什么書名大家各抒己見，辛笛說：“我們九個人，總不能稱自己為九朵花吧？”后來商定為《九葉集》，袁可嘉為詩集寫序，唐湜和陳敬容對序言進行加工和補充。《九葉集》于1981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本帶有流派性質的詩選”。

鄭敏先生說：上世紀40年代，中國詩歌落后于世界潮流，我們那時都還年輕，懷著一顆跳蕩的詩心，大家都在寫詩，也讀彼此的詩，大家詩的風格和對詩的觀點接近，又都比較了解外國文學，而且明顯是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大家的心愿都是好的，在創作中繼承民族詩歌，借鑒西方現代詩歌的技法。當時創作的處境很不容易，我們慢慢地往前走，比較困難，但還是堅決地走下去，讓我們的詩歌靠近或跟上世界潮流。唐湜先生的文字一向很考究，創作的經驗比較多，把西方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結合得好，有“新古典主義”的意味，在十四行詩創作上，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我們的創作一直在路上，始終嘗試著往前走。一個國家，不僅自然科學要跟上世界潮流，人文科學也要跟上世界潮流，不要認為自己有古典文化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能忽略中國古代優秀詩歌的傳統、忽略漢語詩歌的特點。

告辭的時候，鄭敏先生留我們吃飯，我們被她的熱情與可愛逗笑了，老人家親切、溫和、謙遜，將畢生精力奉獻給她熱愛的文學事業，為我們打開了一條明亮而美好的精神通道。

“九葉”詩人陳敬容先生的大女兒沙靈娜是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我們頭頂暖暖的陽光，來到她位于海淀區西苑的寓所。現年78歲的沙靈娜臉色紅潤，一頭銀發，她的丈夫陳振寰也是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陪同我們一起，在那充滿西式風格的客廳里交談了起來。

陳敬容先生是現代抒情詩人，“她的詩是人生遭際和情感發展的紀年”（藍棣之語），唐湜也曾直言：“陳敬容先生是我最喜歡的女詩人。”談起唐湜先生，沙靈娜說，跟年輕時的唐湜先生見過一面，印象中那時他長得非常周正。他不僅寫詩，在詩歌理論上也做得很多，寫了許多詩評，他寫作的那個年代，古典詩歌理論比較全面，新詩理論不成系統，他的《意度集》對新詩理論與批評有著相當的重要性。

沙靈娜1979年離開北京去讀書，后來也極少跟媽媽生活在一起。她說，印象中媽媽和唐湜先生是彼此最親密的摯友，媽媽比唐先生大3歲，喜歡叫唐先生“唐胖子”，就像姐弟一樣。唐先生特別看重媽媽的詩歌，寫過多篇評論，媽媽的古典文學功底好，講究節律，注重用韻。

據唐湜先生的書稿，他們第一次相遇是在上海的臧克家先生家中，那是1946年春天，同在的還有曹辛之。1978年的一個秋日，唐湜、唐祈、曹辛之約到陳敬容位于北京宣武門西大街16號樓的寓所里相會，大家開心不已，照相留念，后來唐湜每次赴京都去看望她。據唐彥中了解，唐湜與陳敬容在晚年時書信來往頻繁,1989年10月20日，她給唐湜的信中說：“精神極差，晚間很早就得上床睡覺……”這也許是陳敬容寫下的最后一封信，18天后的11月8日，她因患肺炎在北京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2歲。唐湜先生聽到消息后寫下：“她這一生可經歷了多少個悲劇，嘗過了多少愛的與生命的苦果，也經歷過多少年詩的藝術的悲劇。”

拜訪章燕教授之前，我讀過她主編的《鄭敏文集》和關于辛笛、穆旦詩歌的論文。她的父親屠岸先生是唐湜先生的好友，她受父親影響，從事英美文學、西方文論方面的研究，她還是鄭敏先生的學生。

章燕是北京師范大學的教授，一見面，我們直奔主題。她說：父親在《生不逢時——屠岸自述》一書中，有專門一個章節寫他與唐湜先生的交往。2003年，唐湜先生的兩卷本詩歌集經父親的手，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父親還寫了一個序，引用莎士比亞名劇《暴風雨》中小精靈麗兒的歌“他的一切都沒有腐朽，只是遭受了大海的變易，化成了富麗新奇的東西”，象征唐湜的詩歌創作，并提出這是“唐湜現象”的終極含義。2003年11月，赴溫州參加唐湜先生詩歌創作研討會當晚，父親到了唐湜先生家里，與唐先生及夫人深談。可見他們相交很深。

章燕教授說父親是通過作家李訶介紹認識唐湜先生的。年輕時的唐湜血氣方剛，向往革命，1938年被國民黨逮捕，關押在西安的監獄里，與李訶成了獄友，后來都獲得釋放。1954年，唐湜經李訶介紹到《戲劇報》工作。從1954年到1957年，屠岸與唐湜先生是同事、詩友，又同住在北京芳草地，成了鄰居，特別談得來，對詩很有話題。屠岸因為唐湜先生被打成“右派”而特別內疚，因為唐先生被定為“極右”的三篇文章，都是屠岸發表的。

唐彥中接了話題說：父親1961年像一只倦飛的鳥兒回到溫州，靠變賣家產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翌年經人介紹，到“永昆”任臨時編劇，開始“江湖生涯”，1966年“文革”開始，父親在劇團也不能待了，又經人介紹到溫州房管局下面的建筑公司做粗活，拌水泥、搬東西、拉板車等。1977年,他的“問題”得到了改正，終于迎來了夕陽一般的日子。

章燕說：父親每次說到唐湜先生就會激動，說他在如此逆境中一直沒有放下詩筆，大量的重要詩歌都完成在困厄之中，他的詩并沒有悲情的元素，而是把深沉的憂患意識化為對生活的靈光，讓人敬佩。上世紀80年代初，上大學偶爾回家，會見到來北京開會的唐先生到家里來，還給我們帶來溫州的豆腐干，是南方的小豆腐干，薄薄的，香香的，留給我挺深的印象。父親曾撰文：“唐湜的所有的痛苦、悲凄、怨憤、焦慮和郁結，都經過了過濾，發生了嬗變，實現了純化，因而升華為歡樂、溫煦、繾綣、夢幻、宏偉和壯烈！”這就是“唐湜現象”的獨特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