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5年盛夏，人口五十萬的倫敦城一改往日的繁華喧囂，令人不安的寂靜籠蓋四境。街道兩旁的商戶全都關門上板，日上中天的時候原本最繁華的大街才開始有人匆匆走過，拎著熏爐的人們，或者以散發濃烈氣味的手絹捂住口鼻，或者用力抽著煙斗走在街道正中，小心翼翼地避開街道兩旁的房屋。平日人流輻輳的街道上甚至長出了茂盛的青草，就連白廳區各政府大樓的院子里也是一片郁郁蔥蔥。不少房屋門窗緊閉，門口站著神情緊張的看守，大門上從外面加上了掛鎖甚至木門栓，門上還刷著紅色的十字，上面寫著“愿上帝憐憫我等”（May Lord Have Mercy Upon Us）。即使時值盛夏，不少房舍的壁爐煙囪里還是晝夜不停地冒著煙，從屋里散發出濃濃的松油、瀝青或者硫磺味。天色稍晚路上就人跡全無，入夜之后，在各個教區里穿行的只剩下了一輛輛收尸的馬車。舉著火把的收尸人一邊搖鈴一邊大喊：“把你家的死人抬出來。”不論白天黑夜，教堂的鐘聲哀鳴不息，似乎永遠不會停下。在瘟疫籠罩下的倫敦城，這樣的日子還會持續好幾個月。

1665年的這場鼠疫爆發后來被稱為“倫敦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 of London），大約有十萬人歿于疫病，瘟疫從1665年4月開始從倫敦西部向東部蔓延，雖然到了12月前后不再有大規模爆發，但零星的病例依然不時出現。瘟疫的終結和它的降臨一樣神秘，1665年大瘟疫之后英國再也沒有爆發過鼠疫，沒有人知道為什么。此后的幾百年間英國人都緊張地關注著歐洲其他地方任何一場鼠疫的爆發，擔憂它會再次傳到英國，擔憂自己是否可以逃過一劫。

直到1894年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亞歷山大·耶爾辛在香港鼠疫爆發中發現鼠疫桿菌之前，鼠疫都是隱藏在陰影之中的死神。即使我們現在知道鼠疫是由鼠疫桿菌引發的疾病，它通過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播到人身上，歷史學家和醫學專家也沒能找出鼠疫從英國消失的明確原因。有人認定終結鼠疫的是另一場大災難——1666年的倫敦大火。烈火焚毀了大量茅草鋪頂的老建筑，意外地抹去了鼠疫的中間宿主黑家鼠的棲息地。也有人認為，取代黑家鼠成為英國城市主要鼠類的褐家鼠身上的跳蚤不嗜人血，所以我們才幸免于難。還有人認為，是鼠疫桿菌本身變化成了致病性更低、可以和人類長期共存的菌株。

1720年，法國馬賽再次爆發了瘟疫，隔著海峽的英國也陡然陷入恐慌之中。一時間，關于瘟疫的醫學論著、神學討論和新聞報道充斥了已經高度發達的英國圖書市場。其中既有旨在提供實用瘟疫防備指南的書籍，如1721年出版的署名“一位著名內科醫生”的《論瘟疫及其預判、治療和預防》，也有借瘟疫斥責英國社會道德敗壞的憤怒布道辭，如威廉·戈德溫1722年出版的《上帝給罪人的裁決》。所幸馬賽的瘟疫并沒有傳播到英國，而這些應時而著的書籍也基本被人遺忘，唯有一本當時反應平平的書卻成了后來者時常翻閱的經典，這就是英國小說之父丹尼爾·笛福1722年出版的歷史小說《瘟疫年紀事》。正如小說的全名《瘟疫年紀事；乃是在1665年上一次瘟疫大爆發期間發生的值得注意的公開和私人之事的觀察和回憶》所示，笛福的小說由敘事者重復而混亂的回憶和觀察組成，沒有動人的情節，內容駁雜繁復，幾乎沒有結構可言。然而重疊凌亂的虛構歷史敘述密密卻織就了一幅瘟疫之下的人間圖景，讓我們這樣的后來者得以體察在瘟疫中求生之人的惶恐、焦慮和矛盾，讓我們都有機會成為扉頁上署名的那位“在瘟疫期間一直居留在倫敦的公民”。

“那是在1664年9月初的時候，我和其他的鄰居們一道在日常聊天里聽說瘟疫又回到了荷蘭。”《瘟疫年紀事》一開篇就立即把讀者拉進一位十七世紀倫敦人的日常之中。此時各種關于瘟疫的傳言已然四散，有人說瘟疫的源頭在意大利，有人說瘟疫是從土耳其人賣給黎凡特的貨物上傳到荷蘭的，還有人說是從克里特或者塞浦路斯傳開的，但不論源頭在何處，瘟疫確確實實就在一海之隔的荷蘭爆發了。盡管此時瘟疫還只是無法印證的傳言，但這些傳言一次又一次地拉近了“我”和瘟疫的距離，緊張在字里行間蔓延。

緊張不是毫無來由的。因為瘟疫很快就從謠言變成了現實。到了1665年的初夏，倫敦已經每周有數以百計的人喪生于瘟疫。在信息傳播緩慢的前現代，追查瘟疫的痕跡、在瘟疫大爆發之后鎖定疫病的行藏并非易事。幸好“我”是一位能讀能寫的鞍具商，自然比一般目不識丁的大眾有更多的優勢，因為“我”可以從每周出版的《死亡統計表》（Bill of Mortality）里推斷疫情的發展。《死亡統計表》始于亨利八世的一道敕令，他在1518年瘟疫中下令當時倫敦的教區文書們統計各個教區的死亡人數。1555年倫敦市議會正式要求倫敦的教區文書行會統計每周各個教區的死亡人數和死因，匯總之后上呈倫敦市長和王室作為施政依據。到了十七世紀初，商業城市倫敦對信息的渴求讓教區文書行會看到了死亡數據里的商機，于是他們開始印刷出售每周的《死亡統計表》。作為成功商人的“我”自然知道這個唯一的信息來源。然而就算有《死亡統計表》，判斷疫情的發展也并非易事。在4月最先爆發瘟疫的圣賈爾斯教區并沒有繼續報告有死于瘟疫之人，但是那里每周的死亡人數卻一直上升。“人們于是開始懷疑，瘟疫已經降臨在倫敦那頭的人之中；有很多人都是死于瘟疫的，不過他們全力向公眾隱瞞了此事。”到了6月初，瞞報也無法遮掩瘟疫已經橫行圣賈爾斯教區了。這個平時一周死亡人數不到二十人的教區在6月的第二周埋葬了一百二十人，其中至少有六十八人死于瘟疫。

恐慌爆發了。十七世紀的倫敦西區已然是貴族和富豪聚居之地，瘟疫襲來之時這些上等人自然選擇了逃離倫敦，躲回自己的鄉間大宅。到了7月，連英國國王查爾斯二世都逃離了倫敦，整個王室都轉移到了薩爾茲伯里，在薩爾茲伯里也出現疫情之后王室又一路跑到了牛津。因為“我”住在緊鄰出城要道的倫敦東區的阿爾德蓋特教區，“我”每日眼前所見的都是惶惶逃離的人流：“放眼望去滿是篷車和馬拉架子車，車上拉著財貨、女眷、仆人和孩童，還有坐滿了上等人的私家馬車和他們的騎馬役從，所有人都慌著離開。”整個5月和6月，“我”門前的都是這樣的景象，日夜不息的人流讓“我”“難受地想起即將降臨這座城市的苦難和那些會被困在其中的人悲慘境況”。

然而“我”卻拿不定主意自己該怎么辦。一方面“我”想維持自己的生意，畢竟瘟疫還沒有傳播到“我”所在之處，另一方面“我”也擔心無法保全自己的性命。一時進退兩難的“我”決定和哥哥商量，哥哥的回答干脆明了：“救你自己。”他已經把家小送出了倫敦，要“我”和他一起走，“我”也心動了，然而“我”先是找不到馬，然后準備陪“我”一起上路的仆人又逃跑了，種種不順讓“我”止不住揣測一切是不是上帝降下的啟示，告訴我應該留在倫敦，因為“如若上帝真的要我留下，他必然能夠在我身處的死亡和危險之境中保全我”，如果“我”無視上帝的啟示出城逃命，反倒成了“背離上帝，而他會在他覺得合適的時候和地方讓他的裁決追上我”。

哥哥自然對“我”的變卦很生氣，況且現在每周死于瘟疫的人數已經快到七百人了，他決定再等“我”一天，然后就要出發追趕他的家人了。無助中，“我”祈求上帝給我一個明確的啟示，在“我”看來，“如果我收到了上帝讓我留下的指令，那么只要我遵守了它，這個指令同時也是我將得以保全的許諾”。“我”邊大喊著“我不知如何是好了，上帝指點我吧”邊翻開了《圣經》。結果“我”翻到的是《圣經·詩篇》的第九十一篇，其中有幾行如此寫道：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

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神啟如此明確無誤，“我”自然不會走了，何況第二天“我”醒來之后發現自己全身不適，更加無法行動了。“我”就這樣留在了倫敦。自居進步的現代人或許會譏笑“我”在生死關頭還丟不下的宗教熱忱，然而對“我”這樣的十七世紀新教徒而言，天堂地獄都是無可置疑的存在，舉棋不定時尋求神啟就和喝水止渴一樣理所應當。瘟疫甚至激起了不少罪人沉睡的廉恥和虔誠，在生死關頭紛紛坦白自己的罪孽以求上帝寬恕：“甚至就在我們經過的街道上都可能聽見有人懇求上帝借耶穌基督降下慈悲，還會說我曾經是個賊，我曾經與人通奸，我曾經殺過人之類的；沒有人敢停下來多少問詢一下這些事，也不敢給那些因為遭受靈魂和身體的雙重痛苦而叫喊的人一點撫慰。”

此時瘟疫還沒有蔓延到“我”居住的區域，篤定有上帝庇護的“我”也不憚前往瘟疫爆發的地區。起初“我”還會因為生意奔走，還會定期照管哥哥留下的房產和貨物，但很快倫敦百業停滯，當“我”再出門的時候多半只是因為好奇的驅使，“我”因此成了瘟疫中的游蕩者，觀察起了疫癘之中的眾生。此時“倫敦的樣貌已經的確發生了改變……哀傷和痛苦籠罩著每一張臉……可以說全倫敦都在流淚……當我們在街上走過之時常常可以聽見窗口或者門前有女人和孩子在哭嚎，在他們家里，他們最親近的人也許正在咽下最后一口氣，或者剛剛落了氣，聽到如此頻繁的哭喊聲足以刺穿世界上最結實的心”。借助“我”的雙眼，大瘟疫中的倫敦就此一點點出現在讀者眼前，而罹患瘟疫的病人也從《死亡統計表》上越來越多的數字變成了一個個受難的個體。“我”見到了因為鼠疫引發的譫妄在街頭呼嚎奔走的全裸男子，他的妻兒在身后哭泣追逐卻無法帶他回家。“我”也聽說了更多因為無法忍受病痛而自殺的慘劇，有人從窗口跳樓，有人開槍自殺，甚至還有“一個被捆在床上的人，他找不到別的讓自己解脫的辦法就用蠟燭——不幸的是蠟燭在他可以觸及的地方——引燃了床鋪，把自己燒死在了床上”。

而在“我”所見的慘狀中，再沒有比墓地更觸目驚心的了。瘟疫之時因為死亡的人實在太多，葬禮早已無從談起，通常都是挖掘大型的尸坑將病死者草草掩埋。一般人是禁止靠近尸坑的，“我”因為有熟識的教堂司事從而得以一窺內情。最初禁止常人靠近尸坑是為了防止疫病傳播，而后來卻更多是為了防止染病將死的人前來“自葬”：克里普蓋特教區有一個沒有圍起來的尸坑，有很多將死之人會跳入其中等死，等教區的埋尸人來掩埋其他尸體的時候“會發現這些人躺在坑底，已經死透了但是還沒有涼”。“我”所在的阿爾德蓋特教區，教區執事們起初挖掘的小型尸坑很快就被填滿了。在疫情最烈的9月初教區開挖了一個四十英尺長，十五或者十六英尺寬，深達二十英尺的大坑。最初的估計是這個尸坑足供一個月之用，但是僅僅兩周之后他們就不得不把尸坑回填，因為此時已經有一千一百一十四具尸體埋入其中，再埋就將不符合倫敦市政府要求的尸體必須深埋地下六英尺的要求了。

“我”就是在這個大坑之前見到了一出家庭悲劇。有一個穿著棕色斗篷的男子在尸坑之前踉蹌徘徊，時不時地發出陣陣呻吟，收尸人以為他是個神志不清的病人，趕緊把他圍了起來，最后發現他并沒有染病，只是他的妻兒都已病亡，剛剛被收尸車拉到了尸坑口。悲痛難扼的男子跟著馬車一路走到尸坑，想要看著家人被安葬，可是他沒有料到，安葬僅僅是“馬車掉過頭來，所有的尸體被一股腦倒進了坑里”。目睹此景，一直克制不哭出聲的男子慘叫一聲暈了過去。然而這還遠不是最糟的時刻，在疫情的頂峰，收尸人可能搬著搬著尸體自己也倒斃途中，“馬匹繼續前進，把車甩翻了，尸體就被凄慘地這邊拋幾具，那邊落幾具”。還有一輛收尸車直接栽進了芬斯伯里野地里的大尸坑，“車夫要不死了，要不就是棄車不管了，馬匹跑到了離坑口太近的地方，馬車翻了下去，把馬也帶了下去”。盡管如此，關于尸坑的種種也只能“向人稍微傳達當日的可怕場景；對沒有親眼目睹的人來說，除了這些也找不到別的能讓他們有切實體會的東西了；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是沒有語言可以描述的”。

不幸中的萬幸是，英國對瘟疫并不陌生，從十四世紀黑死病之后大小不一的疫情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英國爆發，十七世紀的英國因而已經有了一整套處置鼠疫的行政措施。雖然國王逃走了，倫敦市長和市議員們都留了下來應對瘟疫。當時倫敦的基本行政單位是教區，抗疫的主要組織工作也就落到了每個教區身上，每個教區都要負責統計埋葬本教區的死者，任命判定病患是否染上瘟疫的檢驗官，組織人看守被封禁的住宅，招募看護婦照顧病人，還要賑濟困在城中的貧民等等。

按“我”抄錄的倫敦市長公告，當時的防疫措施不可謂不嚴格。一旦屋中有人出現紫斑，或者肢體出現腫塊，抑或突然發熱病重，屋主需要在癥狀出現的兩個小時內報告給教區檢驗官。檢驗官確認有人感染瘟疫之后，此人連同此時居住在同一所房屋中的其他所有人都要在屋里封禁一個月。教區會在這棟房屋的全部出入口安排看守，確保沒有人逃脫。自然，彼時的防疫措施只能按時人對瘟疫的認知來安排。當疫病被視作來自上帝的懲罰之時，政府的防疫指令自然會包括指定公眾祈禱和齋戒日來祈求上帝的仁慈，甚至引得一時間教堂里人頭攢動。當醫學理論認定瘟疫是由空氣中的瘴氣或者惡臭引發之時，消毒就意味著消除惡氣，倫敦市長甚至一度下令在倫敦各處點起煤火堆以求凈化空氣。而當醫生們認為動物會在各家各戶之間流竄，散播病人的“惡液”引發感染，防疫公告就會要求“城內任何地方不得飼養豬、狗、貓、家鴿和兔”，各個教區還要任命殺狗人撲殺貓狗。“我”估計大約有四千只狗和兩萬只貓被捕殺，同時還有大量的老鼠被滅殺。

現實中，游蕩的“我”所見的政府防疫舉措遠比公告上的有條不紊來得混亂復雜得多。“我”一方面盛贊某些措施，另一方面也對別的措施非議不止。在無法長期保存新鮮食物的十七世紀，只有保持市場開放，保證倫敦周邊的農民不會停止來倫敦販賣農產品，才能在瘟疫期間讓倫敦城居民免于饑饉。為了不讓農民感到恐慌，市長甚至打破了只能在夜間收尸的規定，專門指派人手在市場附近巡邏，把路途倒斃的人抬到附近的教堂墓園里。在疫情最烈的9月，倫敦市長下令關閉市場，轉而讓農民在城門口的道路和空地上出售農產品。種種措施的結果就是“鄉下人很樂意來，還帶來了各式各樣的食品，而且他們也很少染病”。和“我”對倫敦政府維持市場秩序的贊揚形成強烈對比的，則是“我”對封禁房屋（the shutting-up of houses）的反對：“直到今天都很難說封禁房屋對阻止瘟疫起到了什么作用；事實上我不能說它有任何作用。”盡管“我”承認封禁房屋是出于對公共利益的考慮，但是在“我”看來，封禁房屋有種種漏洞，以公共利益之名犧牲個體未必可以起到作用。因為一人染病就要把整棟房屋里的人都關起來，只會迫使人盡力隱藏自己染病的事實，等到病情無法掩蓋的時候疫病早已燎原。此外，封也未必封得住。人們大可以越墻從鄰居家跑掉，在墻上打個洞逃走，甚至襲擊看守奪門而走。“簡要地說，封禁房屋根本就不可靠，它根本沒法起到作用，反會讓人鋌而走險，逼人采取極端行動不顧一切破門而出。”

這些會不顧一切逃離的人其實才是“我”的疫中見聞的真正主角。盡管倫敦政府的確在努力控制瘟疫，但倫敦每周的死亡人數還是在9月一路高升到了八九千人，實際的死亡人數肯定更多。此時困坐死城中的普通人恐怕只關心一件事：小心翼翼地熬下去，熬到瘟疫消失那天。只要能讓人免于瘟疫的恐懼，任何手段都不為過。“我”在市場里遇見過的購物者都用盡所能地保護著自己。他們出門的時候會帶著香水瓶，會帶好各種面值的零錢，省得商販找錢，甚至會自己動手從鉤子上摘肉而不是從屠夫手中接過來。屠夫也不會接過購物者手中的錢，而是讓他們把錢扔進專門準備好的一盆醋里。在“我”去寄信的一個驛馬車店里還發生了小心到近乎荒謬的一幕。“我”看到地上有一個錢包，驛夫告訴“我”這個錢包已經躺在地上有一個小時了，但是沒有一個人動過它，因為大家都擔心錢包上可能帶病。驛夫決定先充分“消毒”之后再把錢包里的錢收起來留待失主前來認領，而他是這么“消毒”的：

他進去拎了一桶水重重地放在錢包旁邊，然后又進屋拿了一些火藥，往錢包上倒了不少火藥，然后又順著他倒在錢包上的火藥往外畫了一道火藥線，這道火藥線畫了大概有兩碼長，然后他第三次進屋拿出了一把燒得通紅的夾子……他先是引燃了火藥線，火藥燎焦了錢包也用濃煙好好熏了一把空氣。但是他還不滿意，接著又用夾子夾起了錢包，夾了很久直到夾子燒穿了錢包為止，這之后他才把錢倒進了水桶拎進了屋里。

然而這樣的謹慎小心卻對一部分被困倫敦城中的人來說是無比奢侈的事情。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之后，倫敦城里有大量為王室和貴族服務的手工業者和仆傭，在雇主紛紛逃走之后，這些生活無著的人只能依靠教區的救濟以及靠承擔常人避之不及的危險工作維生。照顧病人的看護婦、收尸人還有封禁房屋的看守大多都是由這些失業貧民充當的。不計后果賣命的貧民并不會得到瘟疫的憐憫，只是一個貧民病死之后馬上可以找到人取代他的位置。“斯泰普尼教區一年之內一共雇用過一百一十六名教堂司事，掘墓人還有他們的幫手，也就是那些搬運尸體的收尸人、搖鈴人和趕收尸車的車夫。”

而“我”所見的人間慘劇也慢慢地動搖了“我”的信心，“我”的虔誠也無法阻止“我”質疑自己決定留下是不是過于魯莽：“我不得不說我的決心開始動搖了。我的心扛不住了，當我出門看到了我前面說起過的這些恐怖的事物之后我開始為自己的莽撞懊悔不已。我真的后悔自己冒險留在城里的莽撞，我常常希望我沒有堅持要留在城里而是和我哥哥還有他家人一道離開。”“我”不敢賭自己是不是真的受到上帝的垂青，決定囤積食物鎖閉門窗在家里熬到疫情平息。瘟疫中的游蕩者終究還是消失了，“我”退回成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在疫情終于平息之后來不及反思來不及說教只能慶幸己身尚存的普通人，就像“我”在全書結尾用不甚工整的詩句所說的：

可怖大疫降倫城，

就在六五年，

疫病卷走十萬人

可我活下來了！

同樣是在結尾，“我”有了一個稍微確定的身份，署上了“H.F.”這個姓名首字母縮寫。有研究者認為這個縮寫表明了“我”的原型正是親身經歷過大瘟疫的笛福的叔叔亨利·福（Henry Foe），但在這里更重要的是，“H.F.”這個名字讓一直隱在敘事中的聲音落在了一個具體的人身上，和“我活下來了”一起告訴讀者，這一切只是一個碰巧活下來的人的記錄。

當然，在這個碰巧活下來的人背后藏著笛福這個講故事的人。將自己寫作的小說假托為書中人的回憶、謊稱自己只扮演了編輯整理的角色，是早期小說家的慣技，笛福最出名的《魯濱孫漂流記》即是一例。然而《瘟疫年紀事》卻在此之上更進了一步，H.F.在自己的敘述中其實也在扮演編輯整理的角色。這個瘟疫中的游蕩者漫步的不僅僅是大瘟疫中的倫敦城，還在各種歷史文獻、各種傳言之間游蕩，把自己所見所聞道聽途說的一切消息都拼貼在了一起，不止一次地告訴讀者希望自己記錄的一切可供后來者借鑒。英國評論家約翰·克里說《瘟疫年紀事》這樣的結構“持續地將讀者置于幸存者的位置”，讓讀者分享敘事者確知自己不會罹難的安心。或許小說的開頭是這樣，但是當這位游蕩者一步步深入瘟疫之中時，這樣的安定也在迅速消退，畢竟一次次面對死亡，再強的信心都會動搖，所以小說結尾只能出現一個擔驚受怕慶幸自己得以生還的H.F.。

而這個在社會性災難面前瑟縮、孱弱、矛盾的人，正是《瘟疫年紀事》留給我們最好的提醒：每一場瘟疫和災變都是許多個體悲劇的重疊，沒人知道最后誰能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