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網絡文學在當下的中國文學中，不僅是體量最為龐大的，也是最有活力的部分。對于與網絡一起成長起來的“90后”“00后”年輕人來說，網絡文學更是構成了他們“文學生活”的重要方面。面對當下浩瀚的網絡文學“現實”，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都不能對之視若無睹。網絡文學不僅極大地影響了以年輕人為主的網絡讀者，而且深刻地改變了當代文學的格局。在當今純文學、網絡文學和以青春文學為代表的類型文學三足鼎立的格局中，網絡文學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1990年代中后期在中國內地出現，網絡文學迄今已經走過20余載。作為新世紀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文學不僅是巨大的增量，也是文學“生力軍”。以當下的網絡文學作為參照，重返20世紀末的“歷史現場”，回顧發生期的網絡文學，回到網絡文學的源流，對于重新認識網絡文學不無意義。

一

這里所說的網絡文學的“發生期”，指的是1997—1999年。這是網絡文學在中國大陸從開始出現到逐漸引起關注的時期，盡管網絡以及第一部網絡作品的出現還可以追溯到更早。這一時期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一是1997年12月“榕樹下”網站的建立；二是1998年臺灣寫手痞子蔡的網絡小說《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受到追捧。無論是對發生期的網絡文學“歷史”，還是對今天已成“龐然大物”的網絡文學“現實”，我們都會一以貫之、毫無差別地以“網絡文學”來加以指稱，但其實今天的網絡文學已經與發生期的網絡文學有了質的區別。換言之，當下的網絡文學具有發生期的網絡文學所不具備的新的質素。以前者作為參照，返觀發生期的網絡文學，會得到一些新的啟示。

閻真在《網絡文學價值論省思》一文中認為，“網絡文學不僅是一種技術性存在，也是一種價值論存在”。[1]邵燕君更是明確指出，“從媒介革命的角度出發，‘網絡文學’的核心特征就是其‘網絡性’”。[2]可以說，“網絡性”不僅是當前網絡文學與“純文學”的分水嶺，也體現了前者與發生期網絡文學之間存在的差異。另一方面，發生期的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在題材、敘事策略等方面并無太大差別，依然可以看作傳統文學的延伸。也就是說，發生期的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并無質的區別，“文學性”并非衡量二者差異的標準。

盡管如此，網絡文學所得以發生的網絡空間相比傳統文學而言具有重要意義。正如邵燕君所言，“網絡不只是一個發表平臺，而同時是一個生產空間”[3]。網絡所開啟的全新空間對于文學生產具有歷史性的意義?；蛘哒f，發生期的網絡文學，其主要價值并不在于這些作品具體寫了什么，而是體現在其寫作本身宣告了“網絡”作為“文學空間”的這一事實。這一空間首先是“新”的。在理論上，網絡這一新的“空間”不僅可以容納無數人——創作主體以及網絡讀者，也可以囊括無數作品——作品數量及篇幅都沒有限制。這樣將“人”與“物”（作品）“一網打盡”的巨大的文學空間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出現，是“空前”的現象。這種“新”空間的意義，以網絡文學的出現（發生期的網絡文學）作為表征。

其次，網絡也是“心”的空間。對于網絡作家來說，網絡寫作的自由度讓他們可以放飛自我，隨性寫作。這一點與傳統文學截然不同。傳統文學創作有一套嚴格的生產體系，作家創作的作品一般由文學期刊發表或者出版社出版。發表或出版都由編輯把關，發表和出版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編輯對作品的甄別、篩選過程的嚴格性。文學期刊與出版社對文學作品有相應的錄用標準，決定了哪些作品可以發表或出版，而哪些作品又會被淘汰。在這樣的標準之下，作家寫什么及怎么寫都被規定，這一“精挑細選”的過程顯得有些嚴苛，足以使對文學寫作抱有興趣但缺乏信心的普通大眾望而卻步。與之截然不同的是，網絡文學完全沒有這樣的門檻和限制。相比傳統文學，網絡文學作者可以相對自由地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在一定程度上隨“心”所欲，無須受傳統文學中那些條條框框的約束，不僅“誰都可以寫”，而且“可以隨便寫”。從這個意義上，網絡文學中的“網絡”打開了“心”的空間，這也是從90年代后期開始的。

二

如果說當下的網絡文學正值“年富力強”的“壯年”，那么發生期的網絡文學可以說是處于“嬰幼兒”時期。后者盡管“弱小”，但一方面它是“新生命”，顯示出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另一方面它處于成長和上升的過程之中，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新世紀網絡文學迅速發展壯大的事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毫無疑問，今天的網絡文學是大眾文化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分，其受眾極其廣泛，影響巨大。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統計數據，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54億，僅網絡文學用戶規模就達到4.55億。相比之下，截至1999年12月31日，我國上網計算機臺數僅為350萬臺，上網用戶僅為890萬。將近20年的時間，網絡用戶數量增長了近100倍，而20年間全國人口基數增長幅度并不大。

分析CNNIC提供的第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可以發現，20世紀末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絡使用情況呈現出以下特點：網絡用戶絕大多數在城市，網絡在農村相當罕見；經濟、文化越發達的地方網絡使用率越高（“北上廣”名列前茅）；大學生是網絡用戶主力軍；網絡的使用成本超出很多人的心理期待。在這樣的結論基礎之上，再回過頭來看1990年代的網絡文學，可以說，相比當下的網絡文學，發生期的網絡文學在受眾數量上少得可憐，連其零頭都不到，故可以把它看作相對“小眾”的文學。正因為“小眾”，所以在其還未真正走向“大眾”之前，甚至還會帶有一些“小資”情調，這一點在安妮寶貝等人的早期創作中可以窺見端倪。

除了接受范圍的相對“小眾”，發生期的網絡文學作品在篇幅上也短得多，一般為中短篇小說或者更短的散文和詩歌，戲劇相當少見。臺灣寫手痞子蔡憑借《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一舉成名，這是其代表作，也是早期網絡文學的標志性作品。大陸網絡寫手中，影響較大的有邢育森、李尋歡、寧財神，以及安妮寶貝等人。邢育森的《活得像個人樣》與李尋歡的《迷失在網路與現實之間的愛情》、寧財神的《緣分的天空》，以及安妮寶貝的《告別薇安》等作品，寫的都是發生在網絡上的都市男女的情感故事。僅從內容和寫作手法來看，這些作品與傳統文學作品并無明顯差異。所不同的是，這些網絡小說的故事所發生的空間—網絡—是傳統文學作品所沒有的。因此可以說，對于發生期的網絡文學而言，網絡這一空間不僅為網絡寫手提供了展現文學創作才能的舞臺，也影響了他們的創作心理，拓展了他們的心理空間，并且成為其作品中故事發生的場域。

李尋歡的代表作《迷失在網路與現實之間的愛情》提出了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主題：都市男女生活在三張網中，一是網絡，二是情網，三是生活之網，前兩張網時刻被后一張更大的網籠罩，這幾乎是現代人無法逃脫的宿命。邢育森的《活得像個人樣》呈現了青春的苦悶和迷茫。寧財神的筆調則相對“油滑”，《緣分的天空》《第二次親密接觸》等作品都能看出其字里行間的調侃。安妮寶貝是早期成名的網絡寫手中為數不多的女性，她的小說大多充滿孤獨和陰郁的情感基調。無論是其成名作《告別薇安》，還是《七年》《暖暖》《最后約期》《八月未央》等小說，可以說，意義的匱乏、生活和感情的不確定性、揮之不去的孤獨，以及安全感的缺失，是安妮寶貝小說中人物的普遍狀態。

在點評李尋歡時，“老槍”順便對世紀末的網絡文學進行了評價，他認為：“事實上今天的網絡文學，犀利、黑幽默、短小和酣暢，繼承的就是魯迅雜文的衣缽。”[4]這一評價相當貼切。安妮寶貝在《暖暖》中提及魯迅的《傷逝》，很顯然從她小說中的男性角色身上，也能看到魯迅小說中“孤獨者”的影子。在寧財神的小說中，也能窺見王朔小說人物話語方式的印跡。這也正如張頤武所指出的，“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網絡文學其實不過是一些對于傳統文學有著復雜情感的青年人的寫作”[5]。

三

魯迅在《寫在〈墳〉后面》一文中說：“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盵6]有論者指出，“這種‘中間物’意識是理解90年代和90年代小說的關鍵所在”。[7]對于90年代文學而言，盡管確實呈現出一些與80年代文學不同的質素，但也并非截然的“斷裂”。從這個意義上說，90年代文學是80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的“中間物”，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發生期的網絡文學作為90年代文學的一部分，當然也是這“中間物”的一部分。

發生期的網絡文學開啟了網絡這一與傳統文學截然迥異的新空間，但其在“文學性”上與傳統文學并無本質不同，發生期的網絡文學依然是對傳統文學的延續。如前所述，當下網絡文學所具有的“網絡性”是其與純文學（傳統文學）的重要差異，而發生期的網絡文學并不具備這種“網絡性”，因此，發生期的網絡文學正是傳統文學與當下網絡文學的“中間物”。當下網絡文學以其浩瀚的規模成為新世紀文學中巨大的增量。與浩如煙海的當下網絡文學相比，發生期的網絡文學無論在作品數量還是單個作品的篇幅、長度上，都幾乎可以忽略。然而，這一“小體積”的文學樣式對于90年代文學而言依然具有“增量”的意義。發生期的網絡文學這一相對“小眾”的文學存在，短小精悍、幽默靈動，盡管短暫如流星劃過夜空，但其照亮了“網絡”這一新的空間，為之后的文學發展指引了方向，為“后來者”大展拳腳提供了舞臺，作為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中間物”應該被銘記。

參考文獻：

[1]閻真：《網絡文學價值論省思》，《文藝爭鳴》2005年第4期。

[2]邵燕君：《網絡文學的“網絡性”與“經典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3]邵燕君：《網絡文學的“網絡性”與“經典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4]老槍：《點評水泊互聯網文壇108將》，《網絡與信息》2001年第5期。

[5]張頤武：《當下文學的轉變與精神發展—以“網絡文學”和“青春文學”的崛起為中心》，《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8期。

[6]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1—302頁。

[7]黃發有：《準個體時代的寫作—20世紀90年代中國小說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1頁。

[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文法學院。本文系貴州省社科規劃一般項目（課題號17GZYB6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