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您好，潘先生——夜讀包天笑的《猩紅》

“天氣冷，別出門罷！”

這是潘太太對潘先生的囑咐。讀完包天笑192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猩紅》里最末的這句話，已是午夜了。睡不著，腦袋里直蹦：“您好，潘先生”！

如果不是這場暴虐非常的新冠肺炎疫情，近百年前小說里的潘先生一定不會讓我如此反復致敬。我呆呆望著窗外閃爍的街燈，思想的潮水從潘家夫婦的對話溯流而上。百年前后的上海正流行著猩紅熱，各家報刊報道著病例、分析著病情、探究著病因，尋找著治療方法，那種情形和今天很像。《醫藥雜志》1921年第6期上說：

本病之特色在發熱與固有之發疹，但病源尚未十分明了。

本病之傳染經路：假定有一猩紅熱病人在此，與病人接近者易染此病，固不待言。即僅至病室問候，佇立少許者，亦可傳染。……

本病之病毒常存于病人之血液、淚液、鼻洩、咳痰、尿屎及上皮落屑中。故以上之物，均宜注意。

本病侵入之門以扁桃腺為最多，亦有自皮膚之外傷侵入者。

本病之癥候：病毒入身體后，至遲不過兩星期即蔓延于全身。……

本病之預防：宜將病人嚴行隔離。病室衣服、病兒玩具，一切嚴行消毒……

本病之療法：宜先注意于衛生。如病室宜廣，空氣宜良，食物宜用牛乳、雞卵等之易消化而富于滋養者……

上述資訊也和當今媒體發布的有幾分相像，只是用豎排，不用新式標點，那時還沒有電視、微信、微博和短視頻。可見，同與不同，百年一瞬，真是讓人唏噓感嘆！不過，讀了《猩紅》，讓我深覺應在同與不同處有辨。

《猩紅》講了一個“中等階級”家庭在上海遭遇傳染病猩紅熱，兒子、丈夫、妻子先后病死的故事，惹得人不由淚目。病毒的殘酷仿佛樣本復制，家人的相愛也如跨越時空。兒子染病去世，不僅粉碎了沈芙孫夫婦“明年仍在吳淞的時候，就把小孩子送到小學堂讀書”的計劃，還一下子掏空了他們的心。特別是為人母的沈夫人已被打擊得全無生氣，猩紅熱乘虛而入，不到三天，兩頰通紅，喉間也起了白腐。沈芙孫急得手足冰冷，帶著病妻輾轉求救。眾所周知，傳染病必須住院隔離、治療靜養，就如《醫藥雜志》上說的那樣，小說里沈夫人后來也被送進了“中國醫院”。可由于伉儷情深，沈芙孫夫婦完全忘記了務必隔離的提醒，在醫院里常常相伴著。結果沈芙孫也被傳染，竟早一步離開了心愛的妻子，離開了那個讓他落魄的世界。

小說寫沈芙孫夫婦在患難中相依相守純用白描，感人至深，當我看至芙孫臨咽氣還指指女病房時，淚水便忍不住涌出來了。看著生活在同一時空中的同胞逝去，我不僅淚淋淋，而且汗涔涔。窗外的疫情還沒退去啊，禁足的我涌出的豈止是同情？在平日的課堂上，我可以講“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還可以講“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的哀情。今夜看著鏡中我須發亂蓬蓬，想到的卻是“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多少愛變成了永遠的等待，多少情化作了無言的塵埃！

小說中的潘先生是熱心的，芙孫在上海的短暫生活全靠他的“厚道”支撐著，他不過是芙孫久違的一個親戚罷了。更何況潘先生近年也不順利，因此他對于芙孫一家的道義擔當真是難能可貴。芙孫是帶著二十塊錢闖上海的，潘先生在他囊盡之時慷慨地送他的也是二十塊，并幫他謀到一份書記員的工作。在芙孫的兒子因患上猩紅熱死去時，他伸出了無私的援手，幫著喪葬。在芙孫的妻子也染上猩紅熱，幾近走投無路時，他的舉動更讓人感動了。小說這樣寫道：

潘先生命人把一間客堂出空，索性搭了一張床起來……沈芙孫夫婦心中很覺不安，自己知道是傳染病，潘先生家中也有小孩子等等。潘先生道：“不妨，我把屏門關斷，不許他們出進，隔離了，不要緊。待你們去后，我再托人來消一回毒，也就無礙了。”到了明天，潘先生一早起來，紹介進中國醫院，也到了午后方才送去。……

平實的語言活現出一位果敢、理智、懂防疫、有人情味的上海市民形象。自此以后，潘先生時常通過電話等方式關心著沈夫人的病情。小除夕，忙碌中的潘先生正預備送一二十塊錢給沈芙孫過年，可就在這時，醫院送來了芙孫病危的通知。春節前后，潘先生忙極了，忙著喪葬，又忙著喪葬。他也沮喪極了，為著因猩紅熱致死的一家人，為著由之損失的四百塊錢。你看，潘先生多么平凡，但對于染上猩紅熱的沈芙孫一家而言又多么溫暖。小說最后潘夫人那淡淡的答話“你也辛苦了。有人家送來的葡萄酒，你喝一杯。天氣冷，別出門罷”，無疑豐富了他的平凡和溫暖。與滬上只有一個朋友的沈芙孫一家相比，今天的我們可算十分幸運了。每當災難降臨，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我深切地感到了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團結。

四十多天過去了，我常常被一線忘我戰“疫”的人們所感動，為疫情逐漸消退而歡欣。此次新冠疫情帶來了說不盡的話題，可謂眾聲喧嘩，有時逼得我無奈開啟手機的飛行模式。“飛行”的時候，我偶爾會想：何時發出更多“文學”的聲音？夜讀包天笑的《猩紅》，我看到了近百年前文學里真實的力量，真的事，真的人。那時候，撰社會小說重視寫實，如攝影，認為無一事一語不真，方有價值；若參以理想，加以揣測，就變成畫兒了。當我從《猩紅》里看到近百年前的上海醫院和居民如何處理傳染病，我深信小說確有補史的作用，也為今天的進步感到高興。近代以來，我們的文學不再矚目于山林和貴族，而是更關注城市和平民。我相信，在當下這場戰“疫”中有很多充滿仁愛的平凡人；我期待，有一天作家們也寫出屬于今天的潘先生。

2020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