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中國文人都有知音境界的渴望和實踐。他們在“詩世界”中借助文本世界的敞開實現與千載靈魂的相見，生活世界在另一心靈的詩意空間中展開，并與之融為一體。現實苦難與悲憤也會重新被文本籠罩，從而呈現為新的世界。人生進程便在這種多層交織構建的“詩世界”中向前涌動。

在中國的文化術語中，有這樣一類詞匯，在傳承的過程中，它們的內在文化機制并未被充分地認識到，有些甚至被遮蔽了本來面目，僅僅顯現出表層意義。“詩世界”即屬于這一類術語。如果能夠回到原有語境，并嘗試在超越時空的精神體驗中敞開其話語蘊藉的內在機制，這不僅有利于我們對自身文化的深層理解，更有利于人類文化遺產的精神共享。

指向多元和聲的詩美境界

清人胡思敬《九朝新語》載：“隨園以友朋投贈之作，遍貼一室，顏其居曰‘詩世界’。”（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此“詩世界”乃袁枚專設的文人雅集之場所，其特別之處在于將詩中佳句書寫張貼或移轉楹柱以便集體觀瞻、品評、吟詠。之所以冠名“世界”二字，大抵是為彰顯“詩可以群”的名士傳統。之后袁枚又輯《續同人集》，其序文所述“詩世界”所立初衷正是“海內才人同聲相應”，因此“世界”之名便包含了交游知己的意思。世人來來往往，以詩寄存人情，此為“詩世界”的深意所在。

袁枚以“詩世界”名其存詩之室，與其一貫的詩學主張頗為一致。綜觀其《隨園詩話》，袁枚所謂“詩”并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格調之言，而是人人皆可有所為的性情之言、生活之語。丈夫名士可為之，女子布衣亦可為之，且后者未必不出高妙。正所謂“詩境最寬，有學士大夫讀破萬卷，窮老盡氣，而不能得其閫奧者。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者。此詩之所以為大也。作詩者必知此二義，而后能求詩于書中，得詩于書外”。其中所言“詩境”之“寬”“大”，頗有于詩面前眾生平等的意思，可見所謂“詩世界”便應是此種“寬大之境”。其中作詩之人當無論身家出處，皆為大千世界之匆匆過客，而投贈詩篇于“詩世界”便是寄存性情之舉了。袁枚一貫提倡“性情”，“詩世界”便應是以此入門而“群居相切磋”的真性自在之地。正因為“詩境在寬大”“詩骨在性情”，所以袁枚力主“作詩不可域一先生言”，而應“兼綜條貫，相題行事”“才力筆性，各有所宜”。故而可想，其立“詩世界”便有立一片“和而不流”之天地的意思，即于“詩世界”中人人既可容同體之善，亦可納異量之美。如此理解，“詩世界”便不僅是一處屋室之名了，而更是一種多元和聲之詩美境界的標舉了。

詩家使用“世界”一詞歷來禪意濃重，且“詩世界”這樣的用法也并不多見，除上述袁枚的這段佳話，最為后人熟知的恐怕只有宋人王禹偁對杜甫的那句經典評語：“子美集開詩世界。”很顯然，袁枚的“詩世界”與王禹偁的“詩世界”語義頗為不同，前者可以說是具有現實時空指向和人事意味的生活世界，而后者則是指稱杜甫詩作所敞開的特殊的文本世界。

領會特定文本的人生體驗

“子美集開詩世界”一句出自王禹偁《日長簡仲咸》，其詩曰：“日長何計到黃昏，郡僻官閑晝掩門。子美集開詩世界，伯陽書見道根源。風飄北院花千片，月上東樓酒一罇。不是同年來主郡，此心牢落共誰論。”從全詩來看，“詩世界”作為文本世界的意義更為明確。詩人官閑，閉門讀書，風花滿園，對月獨酌，沉思往事，心懷故友，此詩的意境孤寂落寞，然而三四句特意點明所讀何書，便在封閉的空間與打開的世界之間、在避開的人事與明見的道心之間，形成了一種時空張力，最后又憑追思知己把這種張力收束于心中。這首詩看似平淡，實則心思起伏開闔，頗能感人。更值得思考的是，詩人對所讀之書的領悟。他把“子美集”與“伯陽書”相對，“詩世界”與“道根源”相對，頗有深意。伯陽乃老子之字，伯陽書當是專指老子或道家之書，將杜詩與道經對舉，一可見出杜詩于王禹偁心中地位，二可見出其領會杜詩意蘊之趣味。

王禹偁雖以推舉白居易鳴世，實則一生崇杜，其習詩品詩更多以杜甫詩境為理想，甚至頗有敬畏之心。在王禹偁心中，學白樂天易、學杜子美難，他曾標舉“杜甫且為詩宰相”（葉廷珪《海錄碎事》），可見其崇杜之心。但必須點明，“子美集開新世界”，并不是對杜甫詩學成就的精辟評贊，當是詩人對自己的一種閱讀心態的表達，即杜甫的詩給他的謫居生活帶來的全新體驗，就如同閱讀老莊一樣使人領悟到更為曠達灑脫的人生境界。這個意思我們在“從今莫厭閑官職，主管風騷勝要津”的放言中也能看到。王禹偁性情剛烈耿直，一生仕途坎坷，幾度謫居落寞，故每每暢神詩書、寄情知己，以慰人生。所以他于子美詩中格外能得共鳴，或獨自沉浸，或與友暢談，這其實正是自己生命新境界的打開，甚至可以這樣說，杜詩為其現實生活打開了一個可以超越現實的文本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既可以憑借杜甫的人生經歷和詩意境界來撫慰自己的傷痛，同時也可以在與志同道合的知己共讀中獲得情感的寄托與精神的超越。因此，對于王禹偁來說，“子美集”所打開的“詩世界”也當包含著因為這個文本而聚合起來的知己間的詩意關系。

文本世界的徹底敞開，也需要生活世界中詩意關系的確立與維持。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這樣推想，“子美集開詩世界，伯陽書見道根源”兩句，是對馮仲咸的一種情感暗示，即曾經彼此切磋共讀此書，而如今卻是獨自閉門持卷不眠，詩境何其動人。然而，無論是知己關系的建構還是人生境界的領悟，“詩世界”都是由一個特殊文本所引領，在王禹偁這里就是杜子美的詩，對杜甫的崇拜和對杜詩的臣服是這個所謂“詩世界”的核心。在《日長簡仲咸》的語境中，“詩世界”更為合理的解讀當是詩人在特定文本的相遇中獲得敞開的特殊人生體驗，而并不直接指向杜子美開創性的詩學成就。

透露中國文化的詩意形式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無論袁枚還是王禹偁，他們都在“詩世界”中寄予了一種強烈的交往需求，都有著在某一個特定的生活空間或者文本空間里寄存、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詩意關系”的強烈愿望。在這個意義上說，“詩世界”不是“詩的世界”，而是“詩人的世界”，或者更確切地說，“詩世界”是“以詩為媒的人間世”。這個世界里，人與人之間的詩意關系是某種詩性文本關系的延展和交織，其理想形態就是所謂的“知己/知音”，以及由此關系而抵達的人生境界，這是中國文化中一個非常深刻的詩意形式。

“知音”境界不同于一般的友情關系，它是必須基于一種詩性文本之上的跨時空性契合關系。同時，“詩世界”也不是單一層面的生活世界（人世）或者文本世界（詩境），而是在知己/知音關系中全面展開的詩意生命體驗。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知己關系是非常重要的生命經驗。知己體驗直接關系到生命存在的最高價值和意義，因此歷史上這樣的人間佳話也會在文本世界里不斷生成詩意的想象，而詩人之間亦常常把彼此深度交往之后的情感與精神相互寄托稱為“知己”。生命體驗意義的深度交往，而自古以來的文人交往傳統也使這樣的契合體驗最容易在吟詩品詩的行為方式和生活境遇里自然而然地發生和抵達。應該說，“詩可以群，可以怨”的詩教觀念正是形成知己詩意關系和生命體驗的根源，也是“詩世界”得以可能的內在文化基因。

更進一步，知己體驗的最高境界即“知音”境界，此時顯現的“詩世界”是可以超越時空而直抵心靈的。生活世界與文本世界的渾然交融，以及知己之間的共同沉浸都將使生命急速抵達這一理想之巔。歷代中國文人都有知音境界的渴望和實踐。他們在“詩世界”中借助文本世界的敞開而實現與千載靈魂的相見，生活世界在另一心靈的詩意空間中展開，并融為一體。現實苦難與悲憤也會重新被文本籠罩，從而呈現為新的世界。人生進程便在這種多層交織構建的“詩世界”中向前涌動。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