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加強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f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跨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要推動中華文明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chuàng)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這對我們的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闡釋與傳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工程經過許多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現已取得體量宏大的成果。“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叢書，已出版到第7輯，經整理與翻譯的術語詞條有700條左右。這為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傳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日前由北京外國語大學與中國傳媒大學聯合主辦的“中國文化，國際共享——2019中華思想文化國際傳播研討會”又為中華思想文化核心詞的梳理闡釋、翻譯傳播、交流互鑒等增添了許多新材料和方法論啟示。

作為超越傳統的研究方法，范疇研究成為近年來文論和美學研究的新趨勢。《文學遺產》2001年第1期曾發(fā)表蔡鐘翔、涂光社和汪涌豪的“范疇研究三人談”。汪涌豪出版了《范疇論》。蔡鐘翔主持編輯了“中國美學范疇叢書”，約請國內十幾位美學研究者，撰寫和出版（分兩輯）范疇研究的專著，有《美在自然》《文質彬彬》《和：審美理想之維》《原創(chuàng)在氣》《因動成勢》《興：藝術生命的激活》《意象范疇的流變》《意境探微》《雄渾與沉郁》《美的考索》《志情理：藝術的基元》《正變·通變·新變》《心物感應與情景交融》《神思：藝術的精靈》《虛實掩映之間》《清淡美論辨析》《雅論與雅俗之辨》《藝味說》等共計20種中國美學范疇著作，成為該領域最集中的成果群。

實際上，除了范疇，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理論形式就是命題。范疇與命題有很大區(qū)別，而它們的關聯互動，是構成中國美學體系的最基本框架。關于命題研究，湯一介、韓林德、張晶、吳建民等學者早已明確提倡并率先開展。湯一介《“命題”的意義——淺說中國文學藝術理論的某些命題》（《文藝爭鳴》2010年1期），明確闡發(fā)了在文學藝術理論研究中命題的意義。張晶發(fā)表有《入興貴閑——關于審美創(chuàng)造心態(tài)的一個重要命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0年1期）。

韓林德在《境生象外》中論及范疇與命題在中國美學發(fā)展中的作用時認為：“在中國古典美學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一代代美學思想家和文藝理論家，在探索審美和藝術活動的一般規(guī)律時，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了一系列范疇和命題，如道、氣、象、神、妙、逸、意、和、味、賦、比、興、意象、意境、境界、神思、妙悟、一畫、法度、美與善、禮與樂、文與質、有與無、虛與實、形與神、情與景、言與意、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立象盡意、得意忘言、滌除玄鑒、澄懷味象、傳神寫照、遷想妙得、氣韻生動，等等。這些范疇與命題，既相互區(qū)別，又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彼此形成一種關系結構，共同建構起中國古典美學的宏大理論體系。”（韓林德《境生象外：華夏審美與藝術特征考察》）近年來古代文論學者吳建民力倡中國古代命題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國古代文論命題研究》等專著及相關論文。

吳建民首先指出命題與范疇的不同，“命題的基本形式是‘句子’，把判斷叫做命題，也就是判斷性的短語。命題的這一特征，使之與范疇有了根本性的區(qū)別，因為范疇是各個知識領域中的基本概念，在形式上類似名詞，如風骨、韻味、意象、義法、含蓄、趣、麗、神等，這些范疇都是古代文論的基本概念。古代文論的命題通常表現為陳述句、判斷句，或者表現為陳述文論觀點、判斷文論思想的短語。如‘詩言志’‘情以物興’‘文已盡而意有余’‘境生于象外’‘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文，心學也’‘詩品出于人品’等皆為句子，而‘文質彬彬’‘知人論世’‘發(fā)憤著書’‘化下刺上’‘感物吟志’等則為短語，這些句子或短語都是古代文論的典型命題”。（吳建民《古代文論“命題”之理論建構功能》）吳建民將范疇與命題在形式上作了一目了然的區(qū)分，使我們可以對命題研究的起點有一個相對明晰的認識。

對于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而言，命題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曾有觀點認為中國文論或中國美學缺少體系和思辨，只有直觀的、經驗的形態(tài)。筆者對這種觀點持否定意見。無論是中國古代文論還是中華古典美學，并不缺少體系，也不缺少抽象思辨，只是這種體系性和抽象性在很多時候是以生機勃勃的面貌存在于各種不同的文體形式中，如序跋、書信、論詩詩、題畫詩等。其實，也有相當數量的文論或美學體系存在于某一文論家或思想家的系統論著中，如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元好問的《論詩絕句三十首》、董其昌的《畫禪室隨筆》、李漁的《閑情偶寄》、葉燮的《原詩》、沈宗騫的《芥舟學畫編》、劉熙載的《藝概》等。有的人認為中國文論或美學缺少體系性，無非是以形式邏輯的角度來框定這些古典文獻的產物。這些經典非但不缺乏體系與思辨，而且與藝術批評結合緊密，大多都基于豐富的藝術審美經驗。有的人認為中國文論或美學缺少抽象沒有體系，這種觀點是以西方話語方式作為標準。中國文論或美學的抽象程度并不低于西方美學的抽象程度，其理論產物正是經由審美抽象凝結而成的命題。如“詩緣情而綺靡”“澄懷味象”“入興貴閑”“各師成心，其異如面”“以形傳神”“氣韻生動”“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觸物起情”，等等。這些命題，具有相對完整的語法形式，同時又具有內涵上的自明性。

中國美學命題，一方面具有客觀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鮮明的意向性特征，同時又在具體的判斷過程中闡明主體立場。中國美學體系的梳理與建構，既需要范疇作為單元，更需要命題作為基本的組成部分。無論是從中國文化術語的角度，還是在中國美學思想體系的層面，命題研究都應該得到系統化梳理，這將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提供極大助力。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