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記憶之場》是當代法國史學界深具影響的歷史著作之一，匯總了法國集體記憶史研究成果。全書以諾拉所提出的“記憶之場”這一概念為核心，通過對記憶場所的研究，探詢殘存的民族記憶，以期找回法蘭西群體、民族和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中譯本從原書三大卷近五千頁中精心選取了11篇文獻，按“記憶與歷史”“記憶與象征”“記憶與敘事”三個主題組織而成。本文摘自該書的《馬塞爾·普魯斯特對逝去時光的追尋》一篇，作者安托萬·孔帕尼翁，許方譯，高方校，澎湃新聞經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這個附庸風雅的猶太裔同性戀怎么就成了法國大作家的典范呢？他因上流社會出身和性取向原因被說成對“社會問題”漠不關心，長期備受指責。而這兩個問題又被認為限制了他的經驗，給人一種令人厭惡的虛偽感。正是當人們對于“社會問題”的關注不再那么突出，不再要求文學代表階級，而越來越關注邊緣化的表達方式時，普魯斯特的神話才得以飛躍發展。對普魯斯特的廣泛接受和消費社會的出現是個值得關注的巧合。在火車上閱讀普魯斯特的小說成了一件很有情調的事。那么，人們為什么會著迷于這樣一部與過去的時代和社會緊密相關的小說呢？

事實上，《追憶似水年華》伊始，即《在斯萬家那邊》開篇《貢布雷》部分，就與人文科學、精神分析風潮中表現出來的新個人主義有極大的相似性。“一個人睡著時，周圍縈繞著時間的游絲，歲歲年年，日月星辰，有序地排列在他的身邊。”（第一卷，第5頁）對于不經意打開這本書的人，回憶首先不由自主地涌來，像是童年的失落天堂復活了一般，這種感受重新變得合理。《追憶似水年華》本身就是一部關于童年與夢想、內省與自我分析的小說，這些主題被長期禁錮之后，終于在20世紀60年代受到了重視。如同柏格森和愛因斯坦一樣，將普魯斯特與弗洛伊德并置的想法并不新奇，在作家去世之前就已存在，甚至是里維埃一直的想法之一。1925年，庫爾提烏斯談到了普魯斯特式的對于個人的再征服。人們一度將超現實主義與弗洛伊德主義相混淆，這是一種誤解，因為超現實主義感興趣的是無意識作品，并使之偶像化，而精神分析，如同普魯斯特式的長句子，在于闡釋曲折復雜的欲望。普魯斯特與弗洛伊德同時為大眾所讀，《性學三論》和《在斯萬家那邊》可以對照閱讀，因為兩本書講的都是與母親的關系、戀母情結、兒童性欲和青少年手淫等問題。“跟小的去”（第一卷，第36頁）中，主人公的父親讓他的妻子陪兒子過夜的情節使讀者感到驚愕。普魯斯特很幸運地屬于最后一批作家，精神分析于他們并不扮演超我的角色，也不扮演自我批判的角色，從精神分析角度對他作品的閱讀便可以無憂地進行下去。

還有許多其他更嚴肅、更本質的解讀，尤其是普魯斯特作品的極度曖昧與雙重性使得兩種矛盾的閱讀體驗同時成為可能。對于《追憶似水年華》的理解與延伸總是存在兩種方向：它既是關于上流社會的小說，也是一本關于小說的小說；既是一本19世紀的小說，也是一本20世紀的小說；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書、一本元小說、全能之書。普魯斯特是我們的書中之書，因為讀他的作品既像在讀巴爾扎克，又像在讀布朗肖，他讓讀者覺得既愚蠢又聰明，能做到如此的只有他了。就這樣他贏了全局，吸引了古典派、現代派、現實主義者和實驗派，吸引了每一個讀者。

百科全書式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作為文學之集大成者讓人著迷。所有的法國文學好似都包含在這一部厚厚的書里。在因龔古爾獎而生的是非中，正是里維埃于1920年發表文章將普魯斯特與“偉大的經典傳統”聯系起來。普魯斯特作品與法國倫理學家的研究之間的關聯成了傳統批評的老生常談，他們熱衷于從《追憶似水年華》中摘錄名句格言。近來出現的“互文”概念使普魯斯特與文學的關系變得新式，從傳統派到現代派，所有人都為此感到滿意。對這部巨著大量的閱讀和整體的參考，以及在文學范疇之外，關于所有藝術、戲劇、繪畫、音樂、建筑、歷史、大量當代知識、醫學、系譜學、外交、地名學、戰略以及舉止風度的影射，使《追憶似水年華》自成一個世界，這是一座真正的寶藏，或者是法國文化，起碼是某種法國文化的堆積場。這足以證明記憶不僅僅是歷史的專利。在普魯斯特字典和主題索引出現之后，最新版的《追憶似水年華》評注本更是將小說百科全書式的超大容量展現出來，似乎我們所有的文化記憶都包含其中了。

這種觀點既對又錯，也許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它能如神話般得以傳播。說它對，因為普魯斯特的文化素養廣博；說它錯，因為這份文化素養混亂，零碎，稍顯淺薄。關于文學，中世紀、文藝復興及18世紀是完全缺席的，普魯斯特只熟悉17世紀與19世紀的作品。對于塞維涅、圣西蒙，甚至整個17世紀的作品，他都可謂行家。然而書中對于《書簡集》和《回憶錄》只在相鄰的幾頁中有所提及，顯示不出他的博學。對拉辛與拉封丹也同樣如此。說到波德萊爾，人們認為他與普魯斯特具有相似性，而普魯斯特對于波德萊爾的了解看起來更多地是通過福萊的音樂，而非直接閱讀《惡之花》，他也好似不會分辨為敘利·普呂多姆的詩句譜的曲與更優美的旋律之間的區別。幾乎所有他信手拈來的引語都有錯誤，大部分的引文都不夠確切，他的文化觀念不成體系，但正是因此，他書寫的是回憶而不是歷史，是一種文化而不是知識。那是19世紀后期巴黎的自由大資產階級的文化：它通過《兩個世界雜志》、法蘭西戲劇院、上流社會音樂會形成，而不是由學校和閱讀作品的直接經驗得來，在普魯斯特生命的最后年華里，它使其寫出了研究福樓拜和波德萊爾的優秀文章。普魯斯特的確身體欠佳，但作為一個音樂與繪畫愛好者，他算是很少去音樂廳和博物館的。那些不知如何得來、彰顯其才學的引文竟與摘自《全景巴黎》與《哥達》的引言放在同一頁上，人們還發現普魯斯特常引用當時一些平庸的作品。安娜·亨利在1981年出版的著作《馬塞爾·普魯斯特：美學理論》中指出，《追憶似水年華》對于拉舍利耶的哲學理念、阿諾托的外交學、塔爾德的社會學都有借用，以此來貶斥作者，將他形容成一個剽竊者。其實相反，我們應該贊揚他處處留心，將這些全都轉化成了小說素材。

這部傳說中的文化記憶之書的所有素材都在那里，不需要淵博的學識我們就能閱讀普魯斯特。只要知道那些世紀末的名人名作就足夠了，比如波提切利、弗美爾、瓦格納，以及馬勒筆下的中世紀，當然還有17、19世紀的作品。普魯斯特將文化展現出來，他比任何小說家都更知道如何將其戲劇化，他也是最后一位這樣做的小說家。今天的讀者對這樣一部歷史文化大劇更為敏感，卻忽視了賦予普魯斯特活力的綜合所有藝術的象征主義之夢，以致我們讀不懂他對于《人間喜劇》與其他19世紀巨著的批評，他認為它們在構思和寫作上都顯得不足。我們將《追憶似水年華》當作法國文學、英國和俄國小說的集大成之作來讀——在《女囚》中，艾略特和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都是阿爾貝蒂娜談論的焦點——這是對我們整個文化不同尋常的可怕效仿。而一種悖論與反常的效應使我們總是透過普魯斯特來理解他的枕邊書。我們閱讀的是普魯斯特眼中的塞維涅、普魯斯特眼中的圣西蒙，并再也擺脫不了普魯斯特對于他們的評論，就如侯爵夫人面對女兒時的矛盾感情，當女兒不在身邊，只能寫信的時候，她就越發愛她。繼普魯斯特之后，所有關于塞維涅的書籍都非常堅持這一點，他們將侯爵夫人對女兒的愛看作普魯斯特式的愛，“普魯斯特化”影響的不只是普魯斯特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