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字“嫌棄”甲骨、鐘鼎等載體而“青睞”竹木時，簡牘應運而生。從殷商至魏晉時期，簡牘伴隨民族走過2000余載歲月時光。藝術需要多元多派多類別間相互交融，也需要彼此之間異常激烈抗衡、沖突與爭鋒。顯而易見，簡牘一直在碑刻與帛書夾縫中生存與繁榮，一方面得到碑刻滋養，強健自身古樸無華之魂魄，另一方面汲取帛書之靈犀，升騰到生命能夠歡快喘息的高度。面對碑刻隆興以及紙帛“囂張”，簡牘也曾作出過艱難的“自我救贖”，但最終因不敵紙帖而香消玉殞。

與碑石、帛書而言，簡牘以竹木為質地有著無可企及的優勢，其制作過程省時簡單而成本低廉。漢王充《論衡》中說：“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槧，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為便于書寫和防腐，也有深度精美加工者。如漢劉向《別錄》中說：“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干之。”而碑石制作則要艱巨繁難很多，選擇、取運、打磨、鐫刻耗時費力。如《孔宙碑》中說：“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后，俾有彝式。”《武梁碑》中說：“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色無斑黃，前設壇埠，后建祠堂。”而且，就書法藝術而言，簡牘也有著正統流便的先天特質。簡牘一直被官方作為正規的文書使用，下層各行各業也多有書寫，內容囊括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呈現生意盎然、豐富繁茂的氣象和樸實真摯、靈動活潑的氣息。而碑刻并無強烈表述藝術傾向，其作用要么是士族標榜名節、炫光耀奢，要么是民間懷宗頌祖、敬孝表慈。另外，刻工也大量削減著書法的審美光芒，碑刻多依賴于刻工二度創作，常態下刻工遠達不到書家審美水準，刻寫與書寫水平不可能也達不到“刀筆相稱，兩者合而為一”的境地。緣此，簡牘藝術在秦漢享盡殊榮、占足風頭，在碑刻與帛書間顯示出一副“老大”氣派。

至東漢中后期，情形急轉直下，由于統治階層崇揚儒學，經學發達，士族階層為了集團斗爭需要，大興樹碑立石之風，以致各種碑刻門類一應俱全，碑碣、墓志、摩崖、石闕、畫像石題字、石經等多得難以估計。彼時，紙張又在社會嶄露頭角，《后漢書》記載：“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說明造紙業已相當發達。這種情形下，簡牘難免不日乖月蹙，遭受無妄之災。

其一，簡省筆畫，以求迅捷流便。從秦代《青川木牘》《日書》《效律》《封診式》等簡牘看，用筆取勢單一，果斷穩健，筆筆交代清楚，與同期碑刻文字差異不大，一絲不茍間顯得過于呆滯規整。東漢后期，簡牘用筆明顯發生變化，筆道圓轉，極富彈性，隨意性增強，流便性凸現，筆畫或粗或細、或輕或重、或柔或剛，書寫更為迅速捷便。因筆畫連帶，隸書特有的八分書勢漸漸淡漠，被后世稱為“章草”的筆畫漸漸固定，與碑刻文字呈現出質的不同。《甘谷漢簡》《永元器物簿》等簡牘與《乙瑛碑》《張景碑》《史晨碑》等碑刻，分別趨向恬逸華美和方峻雄放，明顯走在不同軌制形途上。誠然，化繁就簡，是文字演進基本走向，即便無有碑刻，簡牘也會因便就簡，但面對碑刻如日中天，其求簡求捷，一定程度上更可認同為彰顯自身價值以求得碑刻無法達到的審美效果，這是藝術發展的規律使然。

其二，因體制宜，使空間布局最優化。簡牘在空間布局上有著別樣要求，因竹木多長條由牛皮筋編而成，卷而成冊。這一形制，為優化審美空間提供可能。從秦簡到漢簡，基本變革是字形由方整逐步向扁闊發展。因為在狹長的竹木上，一要盡可能將字寫大，二要盡可能將字寫多，三要字與字之間不能太擠，這樣必然要將字盡量壓扁，縱向下垂的波磔盡量向橫向左右伸展。從審美藝術來看，波磔表現在方形或縱勢字體上，會使形體結構不平衡，且下垂波磔占用太多空間，而當波磔用于扁橫字體上，向兩邊伸展反而會使文字重心更加平衡，增添筆姿飄逸的情愫，從而使人獲得美感。如漢簡《倉頡簡》《儀禮》等充分利用長條自身形狀，都盡可能將字扁平化，上下收斂而左右舒展。需要說明的是，許多碑刻同樣有著這樣的表述效果，如漢碑《禮品碑》《曹全碑》等，這顯然是貪簡牘之功，受簡牘審美啟迪而來。因碑刻以及帛書在字形體上無有限制，也使得簡牘這一變革意義不大，“自我救贖”努力效果大打折扣。

其三，幻化風格，向藝術畛域挺進。藝術的本質，是去除單一固定程式而轉入審美主體的光怪陸離、撲朔迷離、參差綢繆，只有這樣才能激發賞析者無盡遐想和情絲，從而進入藝術審美核心領域。殷代甲骨文、金文雖已具備書法基本面貌，但有意識地把文字幻化成多元風格，或者將文字本身藝術化，則是由兩漢簡牘實現的。簡牘有著幸運的壯年，欣然際會毛筆的到來，竹木一經與毛筆擁抱，立即產生多維的審美風貌。正如漢蔡邕《九勢》中所說：“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任何刀刻及硬筆方式，都被限制在板結的審美范疇內，只有毛筆錐毫，通過絞、轉、提、按，配以墨色枯、濕、濃、淡，使得書家的情感點點所欲、筆筆著意、畫畫隨心。所有這些，都有效促成簡牘風格的精彩紛呈而且卓犖不凡。1973年在河北省定縣出土的《定縣漢墓竹簡》、1977年在安徽阜陽出土的《阜陽漢簡》、1983年湖北江陵出土的《張家山漢簡》內容十分豐富，書寫著《論語》《儒家者言》《詩經》《楚辭》等大批古籍文獻，其書寫風格或蒼遠高古，或灑脫奔放；或簡約辣練，或質樸大氣，可見簡牘在風格追求上已作出睿智蛻變與不懈努力。而實際上，僅僅是因為簡牘上所付出的辛苦努力，一切都可印證到后期的紙帖之上，而紙帖上墨色暈化的特殊效果又無法嫁接到簡牘之中，這不僅使簡牘的“自我救贖”付之東流，也給簡牘退出藝術舞臺施以致命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