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二十世紀初留法中國學生中，傅雷的歐洲經歷資料最豐富，最為人熟悉。他本人在這方面提供了主要的材料，1928年《法行通信》三篇（第十四至第十六）和《湖上通信》；1957年《傅雷自述》；1980年代遺作《傅雷家書》里的相關片斷。他的同時代人也留下不常見的詳細見證，1931年孫伏園的《麗芒湖》，1935年劉海粟的《歐行隨筆》，八十年代劉海粟和劉抗的回憶文章。此外他的家屬和劉抗家屬收藏著數量繁多的照片和手稿，尚在陸續整理公開。

根據這些已知材料衍寫的文章不勝枚舉，然而傅雷的經歷仍存在空白?！陡道鬃允觥氛f：“留法期間與外人來往較多，其中有大學教授，有批評家，有漢學家，有音樂家，有巴黎美專的校長及其他老年畫家；與本國留學生接觸較少。”這句話給人印象很深，但是認真數一下已知的外國人名字，數目不多，而且幾乎全部屬于社會交際應酬，不能歸入真正的互動交流之列，筆者開始整理他與羅曼·羅蘭的通信時，就有這種困惑。

為了解決疑問，首先要厘清他的歐洲經歷。沒有想到最早找到的法國資料竟然是一篇悼文，標題《達尼埃魯神甫談傅雷》（Le père Daniélou parle de Fou La?），發表在《快訊》（L'Express）周刊1966年10月31日第802期：

香港報刊報道，由于遭受紅衛兵批斗，中國作家傅雷及其妻子最近在上海自盡。傅雷是一位佛教徒，一位文化高尚的人，一向不問政治。他的去世傷害了文化自由，也是法蘭西文學在中國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消失。

傅雷從1928年至1930年在法國生活，當時名叫傅怒安。他住在一間國際學生宿舍里，位于現在圣日耳曼大道綠廊酒吧（Pergola）的地點，名為“青年之家”（Maison de Jeunesse）。

我就是在那里和他結成知交。在那個地方，他認識了穆罕默德·埃法思、穆尼埃和伊扎爾。從那時開始，文學是傅雷的唯一愛好。我記得他閱讀《獨行者的遐想》時的熱情。

回到中國后，他開始推廣法國文學，成為一名優秀的翻譯家。他主要翻譯了伏爾泰、巴爾扎克、左拉和羅曼·羅蘭的作品。他非常嚴謹細心，經常寫信給我，讓我解釋某些單字和詞組的確切含義。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在去年，他正在專心收集最新版本的巴爾扎克作品。他抱怨翻譯的節奏太慢，表現相當消沉。他向我談到他的長子傅聰，以他的鋼琴演奏家聲譽為榮。

傅雷十分重視作家的自由，我對他的佛教徒舉動不感到意外，因為這種自由已無可能……

法國《快訊》周刊《達尼埃魯神甫談傅雷》（1966年）

這篇充滿哀傷的短文，直接解答了前面提到的困惑。文中三位朋友后來都成了名人，埃法思（Mohammed el Fasi，1908—1991）是摩洛哥人，作家，歷任該國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部長，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1905—1950）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家和出版家，伊扎爾（Georges Izard，1903—1973）是名律師和法蘭西文學院院士。

文章作者達尼埃魯（Jean Daniélou，1905—1974）更不是等閑之輩，他是著名的宗教學家，寫悼文時擔任巴黎天主教大學校長。傅雷去世后三年，梵蒂岡晉升他為樞機（紅衣）主教，繼而被選入法蘭西文學院。他的悼文把筆者直接帶領到巴黎耶穌會檔案館，這里存放著他在1974年去世后留下的個人檔案，里面收藏著17封傅雷來信，日期從1929年至1953年。讀完之后，毫無疑問，達尼埃魯是傅雷在歐洲的最親密知交。沿著這些信件提供的線索，能夠比較準確地勾劃出他在歐洲將近四年時間走過的道路。

1928年 波瓦蒂埃書桌

傅雷到法國的最初半年，住在巴黎西南部三百四十公里的小鎮波瓦蒂埃（Poitiers）。他本人寫過一篇長文《法行通信·來到這靜寂的鄉間》，留下一批照片，其中一張是房間的書桌。

書桌相當大，上面放著二三十本洋書，三兩筆記本和小冊子疊放上面，右方三本辭典模樣的大書。書前擺放著三個小相框，中間那個并排著他本人和未婚妻朱梅馥的個人肖像照片。墻上掛著西方風格的布簾，上面綴有飾物，大約是房東的布置。這張沒有人物的照片，比千言萬語更能概括傅雷這六個月的生活：一個安靜的生活環境，一個勤奮向學的學生。

出國前的傅雷是一個不開心的青年。他來法國留學，最大的動機是要擺脫青少年期積下的憂郁，“此次的赴法，逃避煩悶固然是個大原因，［……］細細的分析起來，還是讀書的煩悶，追求人生的煩悶居多?！保ā读舴ㄍㄐ牛弘x愁別夢》）“煩悶”這兩個字比較中性，到了1934年寫信給羅曼·羅蘭時，升級為“精神危機”，1942年的《貝多芬傳》譯序里，正名為“世紀病”。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憂郁還有一個他從未公開譴責的原因，他有一位管教過于嚴厲的母親，母子沖突不斷。當他一個人來到這個異國地方，這個日夜壓在他頭頂的陰影消失了，他的憂郁至少減少了一半，而且很幸運，他得到了補償，“我想不到來此會遇到一位極似母親，而常提起我母親的親切的老人!”（《來到這靜寂的鄉間》）他在文中詳細描述女房東如何照顧他，細心為他準備飲食，這是他從未見識過的母愛。善良的女房東取代了嚴母，讓他很快地適應了新環境，安心居住下來求學。

雖然波瓦蒂埃有閩鄂兩省三四百個中國留學生，傅雷沒有像他們那樣進學校，而是“請私人教師與房東太太雙管齊下補習法文，教師管讀本文法，房東太太管會話”。無獨有偶，梁宗岱1924年至1925年在日內瓦一年，也是采用同樣的學習方式。兩人都打下結實的法文語言基礎，后半生受益不盡。

傅雷波瓦蒂埃房間書桌（1928年）

最近數年，一本“傅雷留學筆記”多次出現在不同的傅雷紀念展覽會上，筆者只在互聯網上見過其中兩頁照片，圖像模糊，但仍能辨認出這是傅雷在波瓦蒂埃的學習筆記。所見兩頁以法文書寫，間有幾個中文字，書法秀麗，與學生聽課記錄那種潦草字跡截然不同。仔細閱讀，可知他像速記員那樣，把老師的解說原原本本記錄下來，有些地方連口氣也保留，然后細心整理和謄抄，不見涂改痕跡。段落安排極有心思，充滿美感，內容按主題劃分加上編號，井然有序，好像經過專業人士排版的學校教科書，他的認真向學在此表露無遺。

這本筆記也讓我們知道波瓦蒂埃時期的學習內容和教學方法。他的老師沒有使用普通的教科書，而是選用文學原著，讓傅雷直接閱讀，上課時詳細解釋詞義、用法及語法。其中一頁記下都德《磨坊信札》的背景介紹，另一頁包含編號80至82三條筆記，分別講解pays（國家、家鄉、地區）的含義和用法，形容詞陰陽性和單復數搭配，以及gens（眾人）和personne（個人）兩個近義詞的區別。筆記中pays的例句有一個錯誤：J'ai assisté la Suisse， ce pays est pittoresque（我參觀過瑞士，這是一個風景如畫的國度），assisté應為visité，這既可能是聽寫誤錄，也可能是整理轉抄不小心出錯。

《傅雷自述》有一段話：“二十歲在巴黎為了學法文，從事翻譯都德的兩篇短篇小說集，梅里美的《嘉爾曼》，均未投稿。當時僅作學習文字的訓練?！苯Y合起來看，這兩本書就是傅雷當年上課使用過的教材。

傅雷瑞士休假照片，疊印補習筆記一頁（1928—1929年）

私人補習方式固然好，但像中國的私塾那樣，完全從書到書，缺少師生同學之間的接觸和砥礪，也不會有外面社會的話題，看書是最大消遣。傅雷跟五四運動后那一輩青年一樣，在國內時沉迷于西方浪漫主義翻譯作品，盧梭、拉馬丁、沙多布里昂是他們的枕邊書，到了法國，原著代替了翻譯，仍然是同一類作品。作者感情夸張，筆下充滿美麗的田園風光、理想的愛情、自由不羈的生活，與中國的現實差距極大，可望而不可即，“追求人生的煩悶”由此而生。傅雷在這里過了六個月后，這種“煩悶”沒有發作，也沒有消失。

到了七月，學校放假，補習也隨之結束。傅雷經過六個月的緊張學習，需要喘一口氣，聽從朋友王君的推薦，到附近的利勒茹爾丹（L'Isle Jourdain）度假。這個小村子離波瓦蒂埃大約四十公里，位于河邊，風景優美，民風淳樸，全無車馬聲，一種世外桃源式的環境。浪漫主義描寫的場景在這里隨時隨地出現，在他心里引起愉快的共鳴，假期尚未結束，他就忍不住執筆為文，寫下游記《湖上書信》：“我用著都德在Provence［普羅旺斯］小山上的磨坊里的怡悅愉快的心地來寫著這篇通信”。文中插入浪漫主義祖師爺拉馬丁的詩歌《湖》（Le Lac）的中譯，這是他的第一篇翻譯，但只是片斷，他也謙虛地加上“（譯大意）”幾個字，表示這只是草稿。

兩個星期的假期很快過去，他開始收拾行裝，準備前往巴黎。

1928年 巴黎青年之家第168號房

在巴黎等待他的人正是達尼埃魯。這位巴黎青年出身上層社會，家庭成員全是精英。父親夏爾從政，官至內閣部長。母親瑪德蘭是教育界名人，終身從事發展女子教育。為了紀念她，她創辦的一所女子中學在1970年命名為“瑪德蘭·達尼埃魯中學”。這是一所法國名校，中學會考成績常常名列全國之首。他的弟弟阿蘭是世界著名的印度學家，大半輩子在印度從事研究和教學。妹妹喬治曾在戴高樂將軍辦公室工作，丈夫伊扎爾是法蘭西文學院院士，一門雙院士，殊不多見。

達尼埃魯比傅雷僅僅年長三歲，也有過尋找人生道路的經歷，但從未煩悶過，因為父母給他完全的自由。1925年，他以二十歲的年紀取得索邦大學文學碩士文憑，父親當時擔任海運部長，希望他能從政，把他引入部里，給他一個秘書職位。然而，他熱愛文學和哲學，一年后返回索邦大學，同時到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攻讀中學高級教師文憑，一張被稱為工作鐵飯碗的證書。他只用了一年時間，就于1927年二十二歲上成為這張文憑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獲得者。當年報考人數七十人，十五人被錄取，他名列第五。他的名字也因此第一次登上法國報紙。

本來，他大可以沿著這條康莊大道，一面教書，一面繼續享受文學的樂趣?？墒牵S后一年服兵役，他反復考慮，決定成為神甫，為天主教服務。他在傅雷準備來巴黎的同一時間，參加了意大利圣保祿修道會。這個組織計劃在巴黎建立傳教中心，購置了一些拉丁區地產，把其中一座大樓改建成學生宿舍。雖然達尼埃魯還不是神甫，但會內只有他一個法國人，加上二十三歲的年紀，又有教師資格，最適合面對青年學生。

法國的大學一般在十月中旬后開始新學年注冊，傅雷提前到達巴黎，先去公使館辦理身份和學歷證明。法國國家檔案局收藏的索邦大學行政檔案，保存著傅雷的注冊卡，他報讀文學系，名字傅怒安，1928年10月25日注冊，學生證號碼411號。他親筆填寫的居住地址是Palais de la Jeunesse（青年宮），可見他已經辦好新宿舍的手續，但宿舍名字與正式稱呼Maison de la Jeunesse（青年之家）不同，而且沒有街道名字，這是因為他尚未真正入住，這家宿舍在12月6日才正式掛牌子，最早入住日期11月1日。

大樓位于著名的圣日耳曼大道和火爐街（Rue du Four）交界的十字路口，原是一家大旅館，名叫宮殿酒店（Palace H?tel），建成于1926年，共有200個房間，設備現代化，公用地方寬廣。

巴黎青年之家大樓（1928—2019）的變化

左：宮殿酒店（1927年），中：綠廊酒吧（1960年），右：商店（2019年）

傅雷如何進入這家宿舍，沒有任何資料。天主教辦的學生宿舍不會公開征求住客，全部由內部人士推薦，尤其神甫。這就讓人想到比利時雷鳴遠神甫，他從1920年開始負責向巴黎的中國留法學生傳教，同時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生活問題，尤其尋找住宿地方。傅雷一到巴黎就結識了他，但是青年之家在拉丁區中心，收費廉宜，膳宿全包只要六百法郎，想住進去的中國留學生很多，按理遠未輪到他。何況青年之家接受的外國留學生數目少之又少，掛牌一個月后，共有一百二十人入住，外國學生只得十五人，留下名字的中國人只有傅雷，另外兩人只知道姓氏。

如何住進去并不重要，傅雷在那里與達尼埃魯的相遇，卻是他生命中的大事。他們兩人迅速成為好朋友，這是一件無法解釋的事情，傅雷的孤僻、高傲、急躁性格，注定不易交友。如果說他結束大半年的離群索居生活，踏進一個友好的群體地方，遇到一位生命中缺少的兄長，填補了他的感情空缺，立即向他靠近，那么又如何解釋達尼埃魯的反應呢？他的性格與傅雷完全相反，開朗、友好、和善，高學歷，家里父母雙在，兄弟姐妹六人，一個團結的大家庭。在他管理的一百多個學生中，他只對傅雷另眼相看，不僅友好往來，不到兩個月，就把傅雷帶回家里，介紹給母親和家人認識，而他們幾乎立即把他當作家庭一員。這一年12月圣誕節，達尼埃魯因公去了意大利，他的母親邀請傅雷到家里來，“傅［怒安］來晚餐，然后到輕歌劇院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達尼埃魯母親家書，1929年12月28日）。

不僅如此，傅雷當年只有二十歲，一個無名的外國小青年，達尼埃魯卻從那時就開始保存他的全部來信，好像預感到這個青年的不平凡未來。在他的書信檔案里，1929年前后的信件很少，找不出類似的第二人。這是無法以常理解釋的事情，只有中國人常說的緣分可以權充答案。而筆者更相信另一個理由，冥冥中有一種力量，不讓美好的事物湮沒。

宿舍白天靜寂無人，學生都去了上課?！陡道鬃允觥氛f：“在法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學文科聽課，一方面在巴黎盧佛美術史學校聽課，讀書并不用功”，這是實話實說。當時的留學生一般選擇攻讀自由碩士文憑（Licence libre），這是一種學分制文憑，只需通過四門課程的考試，就能拿到高級學習證書（Certificat d'étude supérieure），算是大學畢業，可以自稱碩士。但與國家碩士不同，不能自動獲得教師資格。盡管如此，傅雷對此不感興趣，注冊卡上沒有填報攻讀自由碩士文憑，也沒有選擇學科證書考試。這樣漫無目的，沒有科目，沒有導師，與自由旁聽生無異。

傅雷索邦大學文學院注冊卡（1928—1929年）

青年之家和其他學生宿舍一樣，每到夜晚就熱鬧起來，青年人按照個人興趣群分類聚，談天論地，交換信息，自制茶點，表演音樂等等。整體氣氛就是一個友好和平的大家庭，即使年少氣盛發生爭吵，也變成生活的調味品，反而加深互相間的友情。

達尼埃魯離開學校不久，還是一位文藝和哲學的熱烈愛好者。他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組織了一個文學會，專門研究和宣揚法國作家貝磯（羅曼·羅蘭好友，第一次大戰犧牲在戰場上）。他又在嚴肅的宗教活動之外，為寄宿生組織各種文化活動，最受歡迎的是邀請作家和文化界人士來見面，演講和討論。這時候，集會也向外界開放，吸引了拉丁區內不少大學生參加。傅雷后來成為“法蘭西文學在中國的主要代表人物”，與此熏陶不無關系。

在這些色彩各異的夜晚，傅雷和達尼埃魯進行過不知多少次交談。1929年春天，傅雷初識劉海粟，曾經邀請達尼埃魯一起到劉海粟的郊區新居，參觀他的畫室。

然而，美好的日子永遠是短促的。1929年6月，傅雷前往瑞士度暑假，抵達后十天左右，同學來信告訴他，宿舍將于7月1日關閉，所有人都要在此之前離開。他寫信向達尼埃魯求證，6月20日得到證實，他在復信中表現得情緒激動：

親愛的達尼埃魯，

你可知道？你的信把我卷走了！讀到最后幾行，我流下眼淚，信紙跌落地上。我流淚，首先因為失去所有住滿青年之家的可愛年輕人，失去同學間那些充滿歡樂和友好的交談，即使吵嘴和爭論都有一種魅力，極其純潔！我記得我們共度的夜晚，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我們多么誠懇，快樂，平靜，幸福！而現在，所有這些美好的回憶，永遠只留在回憶中。另一方面，我感到難過和擔憂，為青年之家，為我們所有人，一句話，為你的一個最美好的理想。我知道你是勇士，不必他人憐憫。但是，我作為你的一位最忠實的朋友，親眼看到你如此熱愛這個高貴而美好的事業，現在只因為一個物質理由就全部中斷，我有可能不流下同情的眼淚嗎？啊，親愛的青年之家，我再見不到你了嗎？

我的一百六十八號房間，你是我心愛的藏身之所，特別在我生病的時候，你也將永遠離開我！

明年你有何計劃？繼續深造，繼續郊區工作？然而，你為青年之家如此忙碌，現在如何填補這個空白時光？或者有人準備復活青年之家吧？至于我的衣物，不知該如何處理，現在太痛苦，不想談論，考慮后再告。

請轉告舍宿里的同學，特別是埃法思、羅石、波奈、布魯、昂拉和薩爾（el Fasi，Roche，Bonnets，Bureau，Henhlat，Sales），我很遺憾離開他們，十分希望十月份在巴黎有機會再見面。請把我現在的地址給那些希望與我通信的人，并把他們的度假地址告訴我。

我非常感激你對我的知心友好。你的厚愛確實安慰了我。此外，我永遠有一個鮮明的印象，我記得你的信仰，你對真理的虔誠，你靈魂的偉大和魅力，你的勇氣，以及你的工作才能……我一定盡量和你保持聯系。不過，我真的很傷心，想到不再在一起，少了見面和交談的機會。

我肯定七月份在這里居留。至于八月，還不知道。我多給你寫信，請你也多來信。

謹致深情問候，并向令慈和令姐妹兄弟轉達我的最美好的思念。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上沙沃省，圣揚喬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青年之家不久就出售，改變成商用住宅樓宇。1960年樓下經營綠廊酒吧，被新浪潮電影《斷了氣》（Au bout du souffle）挑選作為故事發生地點而名噪一時，近年改為普通商店。

1929年 比利時圣安德肋修道院

天主教辦學生宿舍，雖然屬于慈善事業，但并不諱言這也是傳教的地方，因此每天都有風雨不改的早禱晚禱，每周都舉行圣經講座和宣道。傅雷到了這里，一下子栽進濃厚的宗教氣氛中，雖說愿者參加，但很難完全逃避，加上年青人好奇心，以及心中煩悶未消，宗教不啻是排解出路之一。

在青年之家住了三個月后，他產生教徒那種靜修冥思念頭。雷鳴遠神甫知道后，介紹他去比利時布魯日見圣安德肋修道院的尼特神甫（Dom Neut Edouard）。他在1929年1月28日到達，三天后寫信給達尼埃魯：

親愛的達尼埃魯，

我真高興在歐洲找到另一位朋友。我一直以為你是我在歐洲的唯一朋友，而這已是何等的運氣！今天又找到一個。我今早與尼特神甫進行過知心的交談，他是雷鳴遠神甫推薦的，心地溫和而善良，智慧非凡。他告訴我，青年時期幾乎和我一樣痛苦。他這樣了解我，以至我不覺得他比我更年長，他不是教士，他不是外國人……他真正看到我的心病根源。??！當兩顆心互相理解，當兩顆心互相接觸，世間有多么美好的事物！親愛的朋友，我感謝你，也感謝雷鳴遠神甫，賜我良機結識一位朋友，一位兄長，一位父親，一位……令我如此中意的人。

冬天森林的景象慘淡冷落，北國的季節比巴黎更陰沉。然而，我在這里重新獲得內心的安寧，感覺很幸福。不過，居留時間不會像出發時所想那么長。一來現在不是旅游季節，二來過于荒疏學業，一打定主意就趕快回來。親愛的朋友，我過著田園生活，但缺少你在身邊。希望離開修道院之前，你能寄我幾個字。

此頌安好，同時問候雷鳴遠神甫和克里梅爾先生。

敬禮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于比利時，布魯日，洛芬—普魯日鎮，圣安德肋修院

又及：向宿舍同學問好。

談話的結果，他多住了兩三天。到底他們談了些什么？達尼埃魯的書信檔案有一封尼特神甫的信，記下交談內容：

達尼埃魯先生，

傅怒安先生可能已經告訴你對圣安德肋修院的印象。我希望給他留下一個愉快的記憶，希望他與僧侶這種接觸有用和有益。

他星期一晚上到達，我接待了他，他的態度十分冷淡。第二天，我帶他參觀了一下，他更是如此。星期三，我避開他。星期四早上，他求我見面，向我辭行。我告訴他，這樣來去匆匆令我十分遺憾，因為我們無法了解。他相信我的真心，于是向我敞開心扉，訴述過去的危機。我們開始了一場長時間的交談。他接受我的建議，多住一兩天。同一天晚飯后，我們第二次交談。在此之后，我們的談話再沒有冷場情況，他變得很友好，很健談。向我詢問有關天主教的種種情況。他告訴我本篤會修道院給他的好印象，感謝我理解他。我得到一個印象，盡管這些句子里必然包含著禮貌成分，但有一種真正的好感。他問我能否與一個或多個朋友再回來，我告訴他隨時歡迎。他問我認識什么樣的中國人，我告訴他認識基督徒和非教徒。他接著問：“你認識共產黨人嗎？”“我試過與共產黨人聯絡，因為我非常喜歡中國人。但是我的道袍阻止他們靠近我，每當我要和他們接觸時，我都感到他們往后退一步，所以沒有再試?！彼謫枺骸澳隳茏屛規Ч伯a黨人來嗎？”當然可以，所有互相接近都有好處，因為可以讓人相識相愛。我向他提起有一本對中國不友好的書，而且是一位教外人寫的，我告訴他曾經為他的同胞辯護，反駁這位作者。他在離開時對我說：“你不僅是我的朋友，你是我們的朋友?！薄陂_導方面，我勸他不要遇到危機發作就惱火，要耐心懂得等待，并且要對旁人友好，不管他是誰。我告訴他，只要對別人有好處，就會內心和平。他離開時說會來信報告消息，又預告下一個復活節假期再來。

我很想聽一下你的印象。也許把我的印象告訴雷鳴遠神甫也有好處，他的意見會很有用。無論如何，如果傅先生想和朋友同來，我們非常樂意接待。

與你同禱，并致主內兄弟敬意。

尼特神甫

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

這兩封信更正了《傅雷自述》的一個日期：“一九三〇年春去比利時作短期旅行”，一九三〇年應為一九二九年，這是記憶錯誤。

這家修院有一位特殊的修士陸征祥，這個浮沉在民國初期走馬燈內閣的外交聞人，在他的比利時籍夫人去世后，放棄世俗生活，在1927年成為修士。不過，傅雷沒有遇到他。

信中有“打定主意”之語，在后來通信中，不止一次出現過回應達尼埃魯催促他“答復”，他們似乎在討論皈依天主教的問題。在這點上，達尼埃魯對中國青年的精神現狀了解不深。他不知道中國留學生把留學西方看作一種愛國行動，希望為祖國找到治療世紀痼疾的靈芝草。然而，他們在陳舊的生活模式中長大，飽讀國學，古老的傳統思想在他們身上根深蒂固，幾年后完成學業，大部分人都得出同一個結論，西方沒有萬應靈藥，中國人只能以自己的傳統來救中國。傅雷認同這種想法，雖然達尼埃魯鍥而不舍，最終未能動搖他分毫。

1929年 瑞士圣揚喬而夫假期

法國大學暑假一般從七月底開始，傅雷沒有考試的束縛，提前六月出發。度假是留學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尤其瑞士生活水平高，除非依靠外國朋友邀請來實現。像梁宗岱和司徒喬，他們這一年七月結識了瑞士女作家瓦郎讓，幸運地在八月份到她的古堡住了兩個月。傅雷自己邀請自己，一去就居留四個月，這既由于母親匯款充足，也因為青年之家為他省下一筆錢。

度假地點法文名Saint-Gingolph，傅雷譯為圣揚喬而夫，其中“喬”字的發音與原字go（戈）無法對應，不知何故。無獨有偶，他在那里翻譯了《圣揚喬而夫的傳說》，標題插入唯一的法文字“（Saint-Giuzolph）”，也出現排版錯誤。局外人不知內情，難以找出真正的地名。幸好來過兩批朋友一同度假，孫伏園和劉海粟后來都寫了游記，記錄了正確的法文地名，才沒有留下一個歷史謎語。

傅雷選擇這個地方，因為另一位留學生曾仲鳴一年前來過此地，極力推薦。不過最早知道這個地方的中國人不是他，而是敬隱漁。他在1925年9月第一次拜訪羅曼·羅蘭，散步時大師介紹周圍風景，最后把手杖指向左方的萊蒙湖邊：

指了湖那邊，紫氣圍繞的亞爾伯山［阿爾卑斯山］下的一座法、瑞中分的小村，歐戰時他的家庭曾到那里來隔橋相晤，那時一橋便隔絕了兩重親愛的世界……（敬隱漁《蕾夢湖畔》）

這是羅曼·羅蘭的一件傷心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數月，他與母親居住在瑞士，父親和妹妹留在法國。為了見面，選擇了圣揚喬而夫。這里一村兩國，一橋分隔瑞士和法國，如果法國渡船經過，橋上嚴密的欄柵就會打開，讓瑞士村乘客過關。羅曼·羅蘭在復活節那天來過一次，無功而還。4月7日再來，遇到渡船泊岸。他身上有瑞士居留證，趁此機會進入國界大橋的法國部分，與沒有簽證的父親和妹妹見面，還有先到法國陪同他們前來的母親。大家擁抱問安，剛開始交談，不到五分鐘，一個警察過來粗暴干涉，命令他們立即分開，否則罰款。隨后兩天，沒有渡船，欄柵緊閉，只能分立橋頭兩端，雙方距離三五十米，隔橋遙望。從第三天開始，父母和妹妹失去蹤影。后來才曉得，第二次遙望后，他們到村后山間急流附近散步，法國警察突然出現，指稱兩母女向一個小女孩打眼色，有間諜嫌疑，把所有人帶到警署，搜身盤問，到了晚上才釋放，并且禁止他們再接近大橋。警察那么熱心抓間諜，因為有獎金。

孫伏園和劉海粟的兩部游記詳細記錄了圣揚喬而夫假期，里面有不少關于傅雷的記述，已經千次百次被鋪陳、渲染和重復過，但都是第三只眼睛說話。傅雷在假期中多次寫信，這是第一只眼睛的記敘。

傅雷在6月1日乘搭晚班火車離開巴黎，第二天早上在貝勒加德站轉車，午后到達目的地。他入住的房子就是曾仲鳴住過的地方，以屋主名字命名，稱為白格朗木屋（Chalet Berguerand）。他住了四天后，寫信給達尼埃魯，報告最初的印象：

親愛的達尼埃魯，

我在這里已經四天。離群的田園生活既令我滿心歡樂，也令我愁緒縈懷。你無法想象，當你聽到簡單而悅耳的鋼琴般水聲，飄悠在湖面上，你會如何傷感。森林悄然無聲，到了更深夜闌，黑紗掩蓋了湖面，只見漁夫小舟的微弱燈光閃爍……萬籟俱靜，世界入睡，眾生沉醉到美夢中，湖水流動得更加悄然，唯恐驚擾正在安靜休息的靈魂。而我呢，獨自一人，我以為自己經死去，或者至少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那里只有孤獨的旅人，在無邊的黑暗中游蕩，哀嘆生不逢時；或者一些苦悶的年輕靈魂，在大自然動人的景致前面落淚。盧梭和拉馬丁啟示過的景象在我心中復活，令我更加深陷憂郁的極樂境界。

昨日湖上狂風驟雨，湖水景色的劇烈變化擾動我心。我想以絕望的聲音痛哭，我看到大自然過于強大，人類過于弱小。我一直感到在這個世界上，我孑然一身，孤立無援，無人關心。我真的十分羨慕你的生活，如此快樂，充滿信仰，充滿和平。你是一位勇士，為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工作，它是你真正的幸福所在。而我呢，唉！生活的真面貌一旦在我面前顯露過，就永遠無法以面具遮掩起來：它的丑惡樣子銘刻在我的靈魂中，無法抹除。我知道自己野心太大，要擁抱整個世界，要立即觸及生命的奧秘。實際上，我錯了！我的能力不足，敏感的個性損害了自己。還有，上帝不允許我。我因此明白，維特、浮士德和勒內這些人物都是奇跡，不要指望每個世紀都出現。

我期待最終能夠平靜下來，努力在假期里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今天下午得知巴黎的郵遞員罷工，希望不會丟失我的信件。

親愛的達尼埃魯，謹致最親切的問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

上沙沃省，圣揚喬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白格朗木屋背林面湖，離萊蒙湖只有幾十米，前無阻擋。傅雷住在樓上，湖上景色日日夜夜都在眼前，浪漫主義的場景不斷變化。在巴黎青年之家生活過大半年，雖然集體生活使他開朗了一點，但尚未完全走出“強說愁”的青少年時代。他攜來的書籍全是浪漫派作家的著作，第二封信里討論讀書，就以沙多布里昂的小說《勒內》（René）為題，這是一本浪漫主義名著：

親愛的達尼埃魯，

我看到鄉下人的天真和熱情好客，非常感動。今天去湖邊一個小泳場游泳，因為小木屋沒有收拾好，他們給我一張椅子，讓我到樹林換衣服。我停留了一段時間，給了一些小費，老板娘送給我兩朵美麗的玫瑰花。我衷心感謝她，事實上，她留給我的印象更加寶貴，因為她送給我的是心意和好感，對我來說，比兩朵美麗的玫瑰花更值錢。你知道，寥寥幾句甜美的言辭，嫣然一笑，一件微薄的禮物，只要充滿誠意，足以使人淚下。

讀書方面，我總是帶著《勒內》。我不知道為何如此入迷！我在書里發現一些人物與我相似，同樣的憂郁，與今天年輕人忍受的一樣！

“對世界的探索一無所得，反而失去不明真相的樂趣?！?/span>

“一片草葉往往能刺穿這些墳墓最堅硬的大理石；有權有勢的死者，卻一個也永遠不能爬起來！”

“……我開始……思考要什么東西，我不知道?！?/span>

這種生活的悲哀，這種對世界的絕望，這種迷惘的煩惱，不是經常出現在我身上嗎？他的孤獨散步，在墓前長久冥思，聆聽著教堂的鐘聲；或者在小溪邊欣賞淙淙流水聲……不正是我的生活的如實描述嗎？

我一直自問：“為什么不能像農夫那樣過著快活樸實的日子？他們的生活不是比我幸福得多嗎？”勒內說：“一個偉大的靈魂包容的痛苦，要比一個渺小的靈魂更多?！蔽矣写罅康耐纯?，可是我如此渺??！

我的朋友古（Kou）和易（Yih）都寫信告訴我，宿舍要求所有人在七月一日之前離開。我有點驚訝，因為學生考試一直到七月十九日。

請問是否有某些特殊原因必須這樣做？是否不會妨礙我們在十月份返回宿舍？請給我解釋一下。

期待回信，謹向我的親愛朋友們致誠摯問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

上沙沃省，圣揚喬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青年之家關閉的消息來得突然，事前沒有跡象，傅雷在那里生活得如魚得水，尤其有一位大哥般的達尼埃魯，他不愿意相信，接連寫信追問：

親愛的達尼埃魯，

我寄給你兩封信，都沒有得到回音，我開始心緒不寧。我不知道這是由于你忙于工作，或者另有原因。我的朋友古多次來信說，有很多關于宿舍的傳言，更加令我擔憂。據說宿舍將永遠關閉，我希望你會否定。他要我問你，如果他在宿舍一直住到七月十六日，如何繳交膳宿費？

親愛的朋友，求你盡快回信，以安我心。

問好。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

上沙沃省，圣揚喬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其實達尼埃魯已經復信，第二天郵件到達，證實了青年之家關閉的消息。傅雷立即寫了一封悲哀的長信答復，訴說對青年之家緬懷之情（譯文見前）。

此段時期的來往信件收藏缺失，接下來那一封隔了差不多一個月。這是一張明信片，法國萊蒙湖畔托農萊班鎮的水上風景，使用當時不多見的彩色印刷。上面蓋著法國郵局的郵戳，意味著傅雷跨過國境線寄出，郵費比較便宜。

親愛的達尼埃魯，

希望這張明信片到達時，你已經從英國回來。我有點擔心我的行李和寄給你的款項，用來搬房子和放置我的衣物的。請就此給我一信，是否已經收到錢和我上一封信？親切問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于圣揚喬而夫村

從這封信可以知道，傅雷已經委托達尼埃魯處理巴黎的宿舍房間，他們的親密關系由此可見。這個做法既省時省錢，又不會因為親臨其境而傷心，何況孫伏園和孫福熙兩兄弟即將到來。

圣揚喬而夫只有村民六百人，傅雷是唯一的中國人，他在最早兩封信中訴說形單影只，也真有點教人擔心。但是孫氏兄弟7月24日到達時，發現經過兩個月居留后，傅雷不僅不孤單，而且儼然一個本地人。

他們跟著傅雷進入瑞士，海關站著一個高頭大馬的威武警察，“傅怒安兄跑到他面前，把我們介紹給他說，‘這就是我常對你說起的兩位朋友，現在來了。他們大抵不會住久，兩三個禮拜便回巴黎去的，你也不必驗他們的護照了?！翢o異議，我們便容容易易做了瑞士人?！保▽O伏園《麗芒湖》）連警察也那么熟絡，還說什么孤單。

他們又發現，傅雷有一群本村青年朋友，經常來約他游泳、劃艇或釣魚。這次假期他留下大量自拍照片，其中一張送給達尼埃魯，收藏在耶穌會檔案中。畫面是四個小村民圍繞著他合照，所有人衣冠整齊，照片背面卻寫著“泳者”（Les baigneurs）兩個字，拍攝日期八月，這些是他的泳友。傅雷喜歡拍照，但瑞士假期后，再見不到他有自拍照片留存下來，可能他的相機損壞或遺失。

傅雷瑞士休假照片，背面題名“泳者”（1929年）

傅雷幾乎每天都陪孫氏兄弟外出游玩，要是天不作美，就圍著一杯咖啡談天說地，日子過得十分愉快。7月26日，他抽空寫信給達尼埃魯，筆下流露出少見的快樂心情，“我們經常釣魚，也去劃船游泳。他們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品味高雅，又有藝術頭腦，深得我喜歡?！边@封信同時預告了下一批朋友來訪，“不久將有一個遠東藝術家的聚會。”

他們三人在8月4日坐火車去日內瓦，朝出晚歸。傅雷在那里買了一張明信片，彩色印刷的日內瓦湖噴泉，寄給達尼埃魯，上面只寫了一句話：“盧梭出生地的美好回憶”，仍然不忘浪漫主義。

傅雷致達尼埃魯日內瓦明信片（1929年）

在劉海粟一行五人到達前一天，孫氏兄弟前往弗里堡和伯爾尼等地游覽?；貋砗蟮诙?，8月10日上午，離開圣揚喬而夫，行李中有白格朗夫婦贈送的自產蜂蜜和糕點。

劉海粟與妻子張韻士和兒子劉虎接踵而來，同行還有兩位上海美專校友陳人浩和劉抗。他們在1928年聯袂到法國留學，他鄉遇師長，分外親熱，很快成為親近的助手和朋友。

傅雷情況不同，他與劉海粟素未謀面，認識后為他補習法文，鐘點有限，而且不過兩個月便因度假停止。只要翻一下劉海粟的《歐游隨筆》，便發現傅雷的名字要到八月“瑞士紀行”才第一次出現。劉海粟不熟識傅雷，傅雷卻不會不知道他是一位美術界風云人物，作為年輕人，很自然對他有一份敬意。劉海粟在5月15日遷居到巴黎近郊夏蒂永區的封特奈街四十號，傅雷特意把達尼埃魯帶到那里，參觀他的畫室；到了瑞士后，主動發出度假邀請，“傅君更迭電促往，并述白格朗君屬望之殷”（劉海粟《歐游隨筆》）；人到后，安排與自己同居二樓，分住三個房間。

劉海粟比傅雷年長十二歲，當時才三十四歲，年少得志，赤手空拳打出一番事業，有豐富的社會經驗，這是一位理想的導師。達尼埃魯開始從傅雷的生活逐漸淡出，中國兄長此時出現，仿佛命中注定。

劉海粟一行和孫氏兄弟一樣，經常外出活動，盡情享受美麗的湖光山色，不同之處是多了一個項目，三位畫家不停寫生，閑談則不離藝術，“我們在一道爬山、游泳、探討畫理，他的游泳同他的法語一樣，比我出色，我是甘拜下風的。在我作畫的時候，他就看書，整理札記，十分勤勉?！保▌⒑Ｋ凇陡道锥隆罚┙涍^日夜相處三個星期后，傅雷在文學之外發現了藝術這個新天地，找到人生道路的新起點，他把這件事告訴達尼埃魯：

親愛的達尼埃魯，

久未通音信，并非我忘記你。我的兩個朋友孫氏兄弟已經去了布列塔尼，但是畫家劉［海粟］先生帶同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兩個星期前到來。他曾在封特奈街的家中接待過你一次。他畫了很多油畫，我們經常就藝術進行非常有趣的對談。他對我諸多鼓勵。他還忙于一個中國藝術展覽會，準備今年冬天在巴黎舉行。這將是一個中國繪畫展，有一部分是中國留法學生的作品。在此之后，還有劉先生個人作品展覽。我希望你能來參觀和批評。

這些天來，我們聽到俄日險惡沖突的消息，非常擔心。已經有一個月沒有收到任何來自中國的書信，也沒有收到錢。不曉得俄羅斯人是否截斷了中國的郵政聯系。因為，如果走海路，一封信至少要四十天。

我不打算在這里逗留至九月底，因為必須在巴黎找到居住的地方。我打算在大學開學前打工一個月（即十月份）。從現在開始，我將更多關注美術和音樂，這樣可以分心一下。目前無法做出任何決定，但無論如何，希望能在九月二十日左右在巴黎見到你，你說過將在這個日期路過巴黎。

我也擔心無法習慣首都的嘈雜聲，我在一個太理想的地方待得太久。我不知道應該何處安身：巴黎或郊區。劉先生也在尋找小公寓。如有可能，請告能否在納伊區找到適合他們的地方，而又不花太多錢。在巴黎所有郊區中，我最喜歡納伊。只不過，這是一個富人區，房子一定相當貴。請告訴我一些這方面的情況。

我有很多想法要跟你說，但等我回去再談。

就此擱筆，謹致最誠摯問候。

請代候令慈和令兄弟姐妹。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于圣揚喬而夫村

“從現在開始，我將更多關注美術和音樂”，這句話可以視為傅雷人生的劉海粟時期的啟端。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兩個人因為志同道合，互相深入交流，互為補足，為了共同的目標真誠合作。他們沒有高低之分，沒有單向的授與受。如果說傅雷初涉藝術，劉海粟何嘗不是初識西方美術，相應地說，這是劉海粟人生的傅雷時期的開始。來到法國，面對琳瑯滿目的大師作品，劉海粟表現得如癡如醉，忙于去發現、認識和臨摹，與正規的留學生相比，只欠缺學院派的理論和美術史導師。他明白要在短時間內明白一切，以他的法文水平是異想天開。傅雷熟諳法文，很快成為他這方面的導師，畫家生平、作品創作背景、藝術評價、美術史、理論和現狀等，傅雷未必全知道，但他勤于讀書，樂于鉆研，不知為不知，遇到問題就鉆進紙堆尋找答案。在這種相向交流中，傅雷不知不覺成為藝術史和美術理論的內行，而劉海粟回國后所寫的《東歸后告國人書》，頭頭是道，塞滿了學院術語，教人難以相信這個人自學成才。也因為這樣，他們互相賞識器重，劉海粟在《歐游隨筆》第一版收入傅雷的第一篇譯文《圣揚喬而夫的傳說》，就是對他的致敬，“這是我的朋友傅怒安盡了一日一夜功夫，從白格朗夫人所珍藏的一本舊籍中迻譯出來的?！?。傅雷數年后改變了對劉海粟藝術的評價，但沒有否定他們的私人友誼，“以私交而論，他平生待人，從無像待我這樣真誠熱心、始終如一”（1961年7月31日致劉抗信）

傅雷這封信還提到要關注音樂，這與劉海粟無關，而是受女房東的影響?！柏惛窈挤蛉擞兴囆g的天才，畫有麗芒風景多幅，筆法極為工致。又擅音樂，雖然一天到晚工作著，但間有鋼琴聲流播出來，傳到我們耳里。她是本村人，從前她父親在瑞半村里開著一家瑞士旅館，她和她的兩個妹妹是這旅館的少東，就在那時候，她受了很好的藝術教育?！保▽O伏園《麗芒湖》）

傅雷最喜歡她的年幼女兒，對孫伏園說，“‘可愛的靡靡姑?。∥乙惶斓酵砗退娴??！泵颐夜茫∕imi）當年八歲，傅雷看到女主人認真教她彈琴，把從中國帶來的《名歌五十曲》送給她。后來他讓傅聰很早開始學習鋼琴，而靡靡姑長大后沒有成為鋼琴家，但一直住在白格朗木屋里，直到1993年去世。房子由她的子女繼承，樓上至今仍然保存著這本樂譜，還有一本都德《磨坊信札》，以及傅雷離開后寄給屋主人的書信和照片，最后一封信發自上海，寫于1934年劉海粟第二次訪歐期間。

在將近四個月的假期內，傅雷的文學活動只有一篇《圣揚喬而夫的傳說》翻譯，文末所署日期為1929年9月13日。七天后，9月20日，一行七人告別圣揚喬而夫，傅雷同時告別了浪漫主義文學天地，告別了青少年時期的憂郁，在二十一歲上頭踏進成年人的世界。

1930年 中華留法藝術協會秘書

回到巴黎后，劉海粟和家人搬回羅林旅館（H?tel Rollin）。10月28日，傅雷到索邦大學注冊時填報新地址：巴黎第五區索邦大學街二十號（20 rue de la Sorbonne，Paris 5e），就在羅林旅館隔鄰。

這次注冊也沒有填報考試課程，理由倒是很充分的，文學不再是主要求學目標。他四處搜羅藝術書籍，第一本看中丹納的《藝術論》（Philosophie de l'art），只用了兩個星期，就在10月17日譯完第一篇第一章。再越二十天，又以中文寫成《塞尚》一文，這是他的第一篇藝術文章。

大約在此期間，他開始“一方面在巴黎盧佛美術史學校聽課”（傅雷《傅雷自述》）。這間學校全名盧佛學校（L'école du Louvre），由盧佛博物館在1882年創建，專門培養考古和美術館人才，進校須通過嚴格考試，競爭激烈，傅雷不可能成為正式學生。但是該校從創立開始就設置校外課程，向公眾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參加，無須文憑，不設考試，也沒有學習或畢業證書。旁聽生分兩類，正規旁聽生需要注冊，攻讀規定的科目，為期一年；第二種是自由旁聽生，自選課程，只聽一堂課也可以。法國國家檔案局收藏了1920年至1930年的正規旁聽生注冊名錄，登記內容很簡單，只有學生的性別、名字和住址。1929年至1930年共有243人，沒有找到傅雷的名字，因此，他可能屬于自由旁聽生。他把校名翻譯成盧佛美術史學校，一方面暗示他不是正式學生，另一方面美術史是他聽得最多的課程。盧佛宮近水樓臺，學生常常有機會一面聽課，一面由導師帶領參觀博物館的對應藏品，這是任何學校都沒有的優越條件，因此這個科目很出名，也最受歡迎。

瑞士四十三天的快樂假期把劉海粟這個小集體團結得更緊密，情緒更高漲。9月28日晚，他們被一場秋季沙龍的熱烈交談所激動，“［沙龍］內容的豐富，新生命的奔騰，愈鼓起我們鮮血的怒吼，傅君就在那時代我們填寫著出品愿書。我就署名 H. S. Bai，因為我的乳名叫做‘磐’，Bai實‘磐’之譯名而已?！保▌⒑Ｋ凇稓W游隨筆》）劉抗和陳人浩似乎也跟他一起報名，因為文內有“代我們填寫”一語，另外根據法國出版的美術沙龍大辭典，可知“磐海粟”填報的地址在巴黎十四區杰爾戈維街75號，這不是劉海粟或傅雷的地址，應該是劉抗或陳人浩居住的地方。進入沙龍不容易，因為候選人太多。當劉海粟在10月20日接到寄給“磐先生”（Monsieur Bai）的入選通知時，可以想像如何興奮。沙龍11月2日開場，12月22日結束，劉海粟說，“以后我是仿佛一星期終是要去一次的。每去一次，常覺低徊留之，不能去焉?！?/p>

入選只是第一道關，擠在數以千計的作品中，如何得到畫評家的青睞，那要看各人的道行和運氣。閉幕一個月后，1930年1月25日，劉海粟的古怪署名竟然出現在藝術月刊《真與美雜志》（Revue du Vrai et du Beau）一月號上。作者雷蒙·塞里格（Raymond Sélig）是藝評撰稿人，專門報道各種畫展，這篇文章屬于他寫的秋季沙龍畫家連載系列之一，標題Husog Bai，這個怪名是劉海粟和傅雷合演的好戲，不僅以別名“磐”代替姓氏，連“海粟”也隱身起來，H. S.不是Hai Su，而是瞎編的Husog的簡寫。幸好作者在展覽會遇到劉海粟，詳細了解他的過去，在標題下面加上他的真名字（Liu Hai Su）作為副題。這應該是法國報刊第一篇介紹劉海粟的文章，發表時附上兩張插圖《圣克魯森林》（Le Bois de Saint-Cloud）和《秋》（L'Automne）。但劉海粟和傅雷從來沒有提起這件事，這不會是故意的疏忽。因為作者除了大段照抄傅雷提供的劉海粟履歷，還給予他的作品極高評價：

在他的杰出的中國風格中間，還能找到我們大師的一些痕跡，令人想起塞尚、凡·高和莫奈。

不對，他就是Husong Bai，獨樹一格，剛勁有力，堅實而和諧，不模仿任何人，但浸透了所有人的美。

如此褒語，何須避諱，可能的解釋是劉海粟小集體這一次消息失靈，沒有讀到文章。

雷蒙·塞里格《海粟·磐 —— 劉海粟》（1930年）

中華留法藝術協會原定1929年底舉行中國現代藝術展覽，沒有實現。劉海粟成功參展沙龍，信心大增，舊事重提，決定次年5月舉行。這時只剩下半年左右，正是動手籌備的時候。傅雷當仁不讓，掛上協會秘書的名銜，負責與法國人打交道。1930年1月9日，他使用印著法文Association des artistes chinois en France（中華留法藝術協會）的信箋，寫了一封半公半私的信給一位著名學者馬里丹：

敬愛的先生，

我很榮幸得到布里昂先生的介紹，致函先生，希望能夠認識你。由于我的朋友達尼埃魯經常談到閣下，很久以來，我已經知道你不僅是一位大哲學家，而且對中國這個最遙遠的種族很友好。

我是住在巴黎的文科學生，對美術很感興趣。我參加了中華留法藝術協會，擔任秘書之職。我們將在今年五月份在巴黎組織一次中國藝術展覽會，目的在于把這種正宗藝術介紹給歐洲。我認為，參觀過日本人在此之前在巴黎舉行的幾場展覽后，歐洲人能夠看一下日本藝術的源頭不無好處。

希望有幸見面，長談這個問題。我本人喜歡探討我們藝術的本質和來源。如先生所知，中國藝術全部來自中國哲學，尤其受老子的影響。這是中國藝術與歐洲藝術差別的基本原因。比較一下古代文物，立即就看出埃及人與中國人的區別，中國人完全沒有前者的宗教情緒。我們的文化一開始，就立即理解構成宇宙觀的哲學思想。

敬?；貜停⒏婵傻皆L日期，先此感謝。

此致誠摯敬意。

傅怒安

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于巴黎

地址：巴黎第五區，索邦街二十號

傅雷致馬里丹信及名片（1930年及1931年）

信箋的紙質不如普通的西洋信紙，幸虧傅雷的法文書法很悅目。信中提到的介紹人莫里斯·布里昂（Maurice Brillant，1881—1953）是天主教作家和藝評家。收信人名字雅克·馬里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是天主教哲學家，二次大戰后曾由戴高樂將軍派駐梵蒂岡大使。他的妻子拉依莎（Ra?ssa Maritain，1883—1960）是詩人和作家，兩人相識于索邦大學求學時期，跟傅雷一樣，經歷過尋找真理的“煩悶”，后來旁聽法蘭西公學的哲學講座，向天主教靠近，找到他需要的人生真理，夫婦兩人在二十五歲和二十三歲同時受洗，成為虔誠的教徒。他們去世后，個人檔案交給斯特拉斯堡大學手稿部收藏，里面有傅雷三封信。這是第一封，主要目的想請馬里丹出面主持展覽，但對方從來沒有研究過藝術，不是理想人選。由此觀之，到這時為止，傅雷小集體與法國美術界還沒有任何聯系。

達尼埃魯在青年之家關閉后不久，加入了耶穌會。1929年10月29日在巴黎，應傅雷之邀到拉丁區一家中國餐館進餐，這是他們的最后一次見面。一個月后，他離開巴黎，前往外省拉瓦爾修道院。七個月后，1930年6月7日，傅雷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他：

親愛的達尼埃魯，

請原諒我長時間的沉默，尤其不要以為我對你最后那么親切的來信無動于衷。相反地，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以你的真摯友情為驕傲。只不過，由于你向我提出的問題很嚴肅，必須仔細思考才能回答。我不知道多少次開始回答，卻又半途而廢，因為始終沒有找到準確的語調，跟一位我最信任和最尊重的朋友說話。

我們初認識的時候，也就是1928年的冬天，我立即把你當作我生命中的好朋友。我一直很欽佩你的學識，你的光明磊落心地和崇高的靈魂。我們之間進行的有意義交談在我的記憶中刻下多么美好的回憶！我們常常利用空閑的時間，或者在子夜彌撒之前，或者在某一次散步里，談論我的國家，談論它的現狀和往昔的榮耀。當我向你傾訴我的痛苦時，有多少次得到你的百般撫慰！要知道，在某些時候，你是我最強大的精神支持，未來也一樣，永遠一樣！正是得到你的舉薦，我才能去比利時，在圣安德肋修院度過八天。我回來的時候，你發現我的臉色更好，精神更清朗。所有這一切，我今天多么向往，多么懷念，我們分開已經六個多月了。

不過，你不覺得我們兩顆相知的心靈中間，總是矗立著一道障礙嗎？我呢，我感覺到的，我在一年多前在自己身上發現，感到很痛苦。

因為這個障礙不是別的，正是信仰。你生來就健康，正常，在充滿善良、溫柔和慈悲的環境中長大，你自然能夠一直走在正常的道路上。而我呢，我的心靈太過幼小就被家庭悲慘事件所傷害，我在童年時代保存了人生最悲慘的形象，永遠無法抹去。我由一個曾經受苦受難的母親撫養長大，她感情用事，反復無常，性情固執，我在不知不覺中全盤接受了她的好與壞的品性。人性的丑惡面貌過早向我暴露出來，我不可避免變得生性多疑。自懂事開始，我對所謂正義一直仇視和恐懼，對我來說，善良只在意識中存在。加上我們種族的心態，只知道按照固有的道德規則生活，我的靈魂中沒有任何奧秘的信仰，可以像其他許多人那樣，在絕望之時帶領自己向至高無上的上帝祈禱。我們不相信神，只能以本身的凡人力量來對抗煩惱和誘惑，唉！可是凡人的力量不足以抵抗一切。

而且，科學的觀念和理性的發展不允許我們相信一個看不見的神人。我常常說：“在我看來，現實已經那么模棱兩可，如何還能夠去相信更模糊、更神秘的超現實事物？”

因此，我只能從偉大的靈魂去汲取希望和勇氣，比如貝多芬、歌德、托爾斯泰，他們是不知疲勞的戰士。對我來說，耶穌只是一個偉大的榜樣。這些偉人的愛心和對人類的奉獻緩解了我的痛苦，他們的神圣工作和無休止的痛苦給我勇氣。我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從煩惱中恢復過來。

你在宗教中生活，因為它拯救了你。我卻想自我拯救。（親愛的朋友，你會說我太自負了吧？）你有你的主內信仰，你有你的主內救贖；我也有我的信仰，但在命中注定里；我有我的救贖，但在人類痛苦內！

我因為多疑而無法了解真理，你不要因此失望。絕對的真理并不存在！就算存在，沒有人真正了解。每個人領會真理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就以為真理在握。我們兩個人，尋求真理的道路不同，但目標一致，只有一個目標！但有什么辦法呢？人的視覺總是或多或少染上顏色，即使兩個靈魂的行動朝著同一個方向和同一個理想，他們也常常以為互不相同，甚至互為敵人，因為所走道路不同。

親愛的朋友，請你相信我，盡管我們稱呼真理的句子不完全一樣，實際上我們并肩前進，我們的信仰同樣地熱烈，同樣地虔誠。我完全理解你，我一直熱愛你。我已經準備好傾聽你的教導，你的慈愛圣歌跟偉大的交響樂一樣，振動我的心弦！

這一年來，我的生活中發生了幾件大事。首先，我和朋友劉［海粟］結成知己，他厭倦了在中國的藝術和社交生活。他一步一步教給我一種智慧，讓我終于平靜下來。然后，我墜落到一場放蕩的生活中，這帶給我諸多物質麻煩，還留下一種臟病，至今未能完全擺脫。

今年初的兩個月，我的身體和精神全垮了。后來我安慰自己，對自己說：“這是一場冒險，豐富了自己的經驗，對未來有好處。”最近兩個月，愛情使我振作起來。我遇到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小小的年紀已經承受過不尋常的痛苦（她只有十七歲），但是我們兩人的心靈美妙地融合為一，很快熱戀起來。這時候，我的朋友再次介入，教會我在愛情方面小心謹慎。老實說，我現在很快樂，很奮發。我希望焦慮不安青春期的狂熱慢慢平息下去，迎來一個勤奮時期，學會更多學識。你以前跟我說的話很有道理，我應該扎實地讀好古典文學。我希望你替我找一位老師，能夠解釋作品和批改作業。我的藝術史課程有相當進展。我有機會到過法國當代大師貝納爾（Albert Besnard），阿曼－讓（Aman Jean）的畫室。稍后會去見莫里斯·丹尼（Maurice Denis）。

劉先生目前去了意大利?；貋砗罂赡茉谄咴鲁跚巴腥眨驗樗拥搅腥諊H展覽會中國政府代表團的邀請，參加展品評審委員會。不過，我們至少七月底才會最終離開巴黎?？赡艿脑挘页霭l前來看望你。

馬里丹先生去了瑞士一段時間，舉行演講會。回來時病倒了，還沒有完全復元。

我也會改天去拜見令慈，已經那么久沒有見過她了。

我們的展覽會推后了［以下缺頁］

這封信現存前面八頁，雖不完整，卻包含重要信息。前一部分解釋他的“決定”，這個過去只有他們兩人明白的字詞，現在很清楚了，就是皈依天主教的決定。達尼埃魯一直在盡傳教士的職責，傅雷一直在拖延，現在才正式回答。

后半封信報告最近七個月的個人情況，一是與劉海粟的關系，顯示了劉海粟已經取代達尼埃魯，擔當起兄長的位置；二是傅雷的情感生活，在這幾個月間大起大落，先下地獄，后上天堂。

信中談到最秘密的個人隱私，使用令人詫異的坦率語言，但這是不難理解的事情。傅雷從瑞士歸來后，“他［劉海粟］一步一步教給我一種智慧，讓我終于平靜下來”，擺脫了困擾多年的精神束縛，找回了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卻不防點燃起沉睡在二十二歲軀體里的青春烈火。他到法國后，一直沒有機會接觸女性，最初半年住在外省小鎮，民風保守；來到巴黎，青年之家全部男性，天主教宿舍管理嚴格；直到搬進羅林旅館隔壁，他才有一個普通人的生活環境。巴黎是一個充滿誘惑的大都市，傅雷對女性的好奇心此時爆發，拉丁區風情萬種，在這里不難得到滿足，卻因此差點陷入泥淖。幸虧他懸崖勒馬，經過兩個月的掙扎，沒有走上敬隱漁的歧途。當他寫這封信時，已經離開羅林旅館，搬到劉抗居住的巴黎十四區，這里屬蒙巴拿斯區，聚居了很多畫家，文化氣息濃郁。就在這里，他認識了馬德蘭，在信中以熱烈的語言敘述和她的初戀，把他的青春快樂拿出來和達尼埃魯分享。

馬德蘭的出現讓傅雷振作起來，奮發讀書和工作。在這兩個月內，除了陪同劉海粟拜訪了兩位法國畫家，還寫成第一篇法文作品《中國藝術在歐洲藝術里——劉海粟的使命》（L'Art Chinois， dans l'Art Européen ——La Mission de M Liu Hai-Sou），發表在《大使館與領事館》六月號，署名F.N.E.。

傅雷《中國藝術在歐洲藝術里》（1930年），右為高魯公使

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紹劉海粟生平，文字和《真與美雜志》的塞里格文章相應部分完全相同；第二部分介紹中國藝術的過去和現況，強調中國畫向西方藝術開放；最后一部分陳述劉海粟此行目的及各種活動。這是一篇很出色的宣傳文章，目的不是替劉海粟吹捧，而是以鮮明的語言描繪出一個光彩熠熠的中國當代畫家，以他來代表生機勃勃的中國當代藝術。如果說傅雷揚長避短，這是因為環境需要。自從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大門被打開，西方旅行者回國后，帶回的信息和以前傳教士的書信南轅北轍，全是中國的黑暗面。幾乎同一時期，日本明治維新，西方發現一個新東方，日本熱迅速代替了中國熱。劉海粟和留法畫家對日本人以東方藝術正統自居極度不滿，這是他們要舉行展覽會的主要理由，傅雷的文章表達了當年海外中國人要“為國增光”的愛國情懷。

文章可能通過中國公使館交給雜志編輯部，這是一本報道巴黎外交界動向的半月刊，同一期還刊登了上任不久的中國公使高魯的官式肖像，占去一整版。劉海粟與法國人聯絡，全靠傅雷一人，但在法國未能找到他與美術高層來往的記錄。相反地，在已知的中文史料里，高魯這位學者出身的公使與劉海粟來往密切，對他的活動支持至力。這篇文章和拜會畫家貝納爾兩件事同在五月份發生，不是巧合的事情，高魯在兩件事上都起過穿針引線的作用。

和貝納爾見面的具體日子至今未能確定，只知道在五月份。除了傅雷的信，還有瑞士房東保存的畫室五人照可參考，這張傅雷贈送的照片背面有兩段題字：

送給貝格爾朗伉儷留念

傅雷

一九三〇年五月

攝于貝納爾大師畫室

貝納爾先生是法蘭西文學院院士、巴黎高等美術學院院長，很賞識我們的青年畫家劉［海粟］先生。為紀念我們的交往，允許我們在他的巴黎威廉·退耳街十七號畫室合照。

這次會面很重要，為劉海粟打開了與法國美術界的交流，貝納爾介紹給他們另一位老畫家阿曼·讓，兩人同是杜樂伊沙龍的創辦人，曾分任正副會長，于是傅雷的文章出現這句話：“他接到杜樂伊沙龍今年展覽的邀請，將送出數張新作參展”。由創辦人介紹，所以有“邀請”之說。實際上這個沙龍和其他的一樣，任何畫家都可以參加，但要通過初選。杜樂伊是鄰近盧佛宮的公園，展覽會以此為名，實際不在該處舉行，而是在巴黎布羅涅樹林的“森林宮”（Palais de Bois），一座木頭臨時建筑物。這一年參展畫家過千，作品總數三千余張，劉海粟送出四張作品參加，法國有兩份報紙分別刊登過他的名字和一張作品，能夠留下痕跡，已屬難能可貴。

從六月份開始，傅雷和劉海粟很少見面，因為后者先去意大利，游歷一個月，返回巴黎稍作休息，又于七月上路，前往比利時參加列日博覽會，劉抗與陳人浩同行。前面的傅雷書信說過，劉海粟并非接到大會邀請，而是中國代表團請他去評判，可能范圍只限于中國館。評判很快結束，他到比利時各地周游，流連不歸。傅雷一個人留在法國，難得清閑，差不多回復到正常的學生生活，一面談戀愛，一面勤于讀書。雖然他轉向學習藝術，但只限于美術史和美術評論，對藝術理論興趣不高。他的文學愛好也在此時復蘇，但眼光從浪漫主義轉向近現代文學，貝多芬、歌德、托爾斯泰等人的名字出現在他的書信中。他翻譯了比利時戲劇家梅特林克的作品《亨利·皮杜》（Henri Bidou）和屠格涅夫幾首散文詩。大約也在這一年，“是時受羅曼·羅蘭影響，熱愛音樂”（《傅雷自述》），這是指他讀到《貝多芬傳》，并且開始試譯。

幾個月之后，他寫信給達尼埃魯報告近況：

親愛的讓，

今晚，我的心充滿了愛，不斷想念你，因為我常常把友情與愛情混為一談。我以同樣的忠貞，同樣的溫柔去愛我的朋友。伊扎爾告訴我，你在那邊稱心如意，我聽了很開心。你真的是為這種健全圣潔的生活而生！祝福你，親愛的朋友！

冬天已經回來了，而夏天并不愉快。今天早上我去巴黎，看望昨夜剛剛回來的劉海粟一家。我覺得空氣就是冬天的空氣。霧蒙蒙的天空一片蒼白灰色，這一切使我愁緒縈懷。自然變化如此迅速，而我的變化更快！

幾個月以來，我飽受物質困難的折磨，開始要為自己的生存奮斗。外幣兌換率對中國人變得過于昂貴。劉［海粟］先生將于一九三一年春天返回中國，他勸我跟他一起離開。但我一想到回國就不能不發抖。首先，我在法國這兩年半時間學到了什么？然后，這個國家只有屠殺和貧困，去那里自討苦吃有什么好處？

但是，我在歐洲遠沒有能力掙錢糊口。如果留下來，很有可能要過窮日子。我的母親現在寄來的膳宿費，不得不比我初抵法國時多兩倍，不可能長此以往，她已經來信要我回去。然而，我太愛巴黎，我太愛你們的國家賜予的自由而安靜的生活。

伊扎爾跟我說過，要是能用法語寫點小說之類的東西，他會助我發表。他人真好，時常鼓勵我，他的榜樣引起我奮發的反應。只不過，我這樣年輕，學未有成，思想雜亂，法語工具軟弱無力……最后，我動手起草一部自傳體小說，未知能否完成，自己沒有信心。最可怕是我對宗教，對人性，對其他人相信的一切缺少信仰。我懷疑自己的性格，懷疑生存的本身。

我多么希望到拉瓦爾見你，要是我有辦法就好了。我經常幾個星期不去巴黎，也真夠難受的。好吧，希望你不時來信，你是我的精神支柱。盡管我不信教，但總覺得你的靈魂里有一種力量，能夠安慰我，溫暖我！啊，要是有一天我能去看你，被你責罵，正如你的妹妹伊扎爾夫人所說那樣，我會高興得流淚！

傅怒安

于塞納省，馬恩河諾讓市，大街四十號，小塔樓大樓

這封信沒有日期，根據內容，大約寫于十一月初，這是巴黎冬季即將開始的日子，也符合劉海粟《東歸后告國人書》所記的“是年冬間歸法京”之語。

寄信人地址與前信不同，變成諾讓市。留學生遷居是平常事，這是傅雷第三次搬家，他說了一大堆經濟困難的話，顯示搬家與此有關。這個市鎮在巴黎東北郊，交通不很方便，房租便宜很多，傅雷住的大樓有一個名字，“小塔樓”（Les Tourelles），與劉抗同一地址：

1930年秋天，劉抗和傅雷一起住在位于巴黎東郊的馬恩河畔諾讓的一座大公寓樓。劉抗住在二樓，傅雷住在三樓。他們常常一同聽音樂會，看展覽，友情與日俱增。幾十年后，劉抗在給傅雷兒子傅敏的信中寫到當時的情境：花園很大，到處栽滿了鮮花。花園的后面種著幾棵大樹?；▓@的一邊是網球場，我們常常在那里打球。公寓的一日三餐都很豐盛。只要有外國學生來，歡快的氣氛就會升騰。這棟樓里租住著十七八位長期租客，包括一對德國來的母女，一對埃及夫婦，還有一些來自非洲的法屬殖民地的學生。（葛月贊《劉抗的“上海時光”》）

雖然不知他們同時或者先后遷入，但這段生活讓他們成為親密的朋友，持續到生命最后日子。

諾讓市是一個理想的居住地方，但不到兩個月，1931年1月8日，傅雷從這里發出另一封信，一封絕望呼喊的信：

親愛的讓，

非常感謝你的明信片。我猶豫了很久才回復，真的不知怎么寫才好，心亂如麻。我的情況越來越壞，還要加上失戀，完全心灰意冷了。不僅手頭拮據，更傷神的是陷入一個東西方危機中。我太過中國人了，無法完全變成歐洲人。反過來，我又太過歐洲人了，無法在古老的民族傳統里生活。在法國度過這三年接近結束之時，我發現越來越多的精神上的沖突，每天都遭受其惡果。我失去了愛情，過去七個月生活在愛情中，沒有太多的情緒消沉?，F在一切都完結了，既無法工作，又無法玩樂。我知道告訴你這一切令你難過，但有什么辦法呢？我生來就是這個時代的受害者。

你的妹妹和伊扎爾對我都很好。伊扎爾一直努力替我找點東西，但這很困難，而且，首要原因是我想回老家一段時間。不過，如果劉［海粟］先生不回去，我也不想離開，在中國會更加煩惱。即使能夠在那里找到職位，一定要靠劉的關照。我在那里會過什么樣的生活呢？！這將是一場激烈的搏斗，一場無休無止的角力。而且，我太倔強了，不會強迫自己稍為順從于社會的荒謬，尤其像我們那種社會！

我厭惡了生活，但不能不生活，悲劇就在這里。如果能夠決心做一件事，一切將一了百了。但我不能夠。

我的真正拯救將是我的死亡！我心急等待。我仍然打算改天來見你，但要等到有一百法郎可用。感謝你為我祈禱，以圣經的話來安慰我。但是……我不想冒犯你，告訴你這些精神努力對我毫無作用。請原諒我，親愛的朋友，不過這是事實，面對你的善良和無限的友誼，我感到自己不可原諒，負德背義。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于諾讓市

對不起，這封信將會很晚才能到達你那里，因為我寫好了，但在等待一張郵票寄出。

傅雷提到多種絕望原因，真正的禍端是失戀，而失戀根源在遷居。諾讓市與巴黎相距只有二十公里，那個時代的交通不如今天方便，加上阮囊羞澀，無法天天進巴黎。法文諺語“眼遠情疏”（Loin des yeux，loin du c?ur）在這里找到具體例子，不出兩個月，馬德蘭開始疏遠。劉海粟晚年的回憶文章詳細敘述過他們愛情觸礁的故事，看似夸張的敘述在這封信里得到證明，傅雷的絕望信和他的買槍行動同出一轍。劉海粟歐游不屬本文研究范圍，但他與傅雷這段人生道路難分難解，所以也順帶收集了他的一些法國資料。他同期所寫的《歐游隨筆》和晚年回憶《情思不盡憶故人》《傅雷二三事》，盡管有些錯誤，但主體都能在法國找到旁證，因此，他留下的見證是可信的。

傅雷是一個純情的年輕人，這件事對他的傷害之大，不言而喻。如果沒有一個小集體在身邊，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渡過難關。劉海粟是過來人，除了以個人的社會經驗去開導他，還和其他朋友一起，設法把他的注意力轉向外面世界，讓他“在廣泛的藝術氣氛里，在生動的藝術生活中振作起來”。（劉海粟《情思不盡憶故人》）

傅雷《現代中國藝術的恐慌》（1931年）

在小集體關心下，風暴來得猛，去得快。傅雷迅速平息了對馬德蘭的激情，把愛情轉回到未婚妻朱梅馥身上，生活恢復了正常。剛好藝術雜志《活藝術》（L'Art Vivant）在二月份向他約稿，介紹中國現代美術狀況。他撰寫了一篇長文《現代中國藝術的恐慌》（La Crise de l'art chinois moderne），發表在當年九月份“中國專號”上?；貒笤?932年自譯為中文，刊于《藝術旬刊》第一卷第四期。

1931年 意大利的榮耀

1931年初，眼看中國藝術展覽會無法實現，國內又需要他回去，劉海粟計劃春天一到就回國。就在這個關節上頭，他接到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中國學院的邀請，去演講中國藝術。這個意外事件不僅讓他們重燃藝術協會展覽的希望，而且想到把展覽會擴展為歐洲多國巡回展出，可以增加影響。商量既定，劉海粟匆忙出發前往德國，傅雷晚一點動身，目的地意大利。

現在廣泛流傳的傅雷意大利旅行護照圖片，就是這次旅行的見證。護照在1931年3月17日由巴黎中國公使館發出，劉海粟此時已經到了法蘭克福，正在準備19日的演講。使館發給傅雷一份公務護照（Passeport officiel），持有人“中華留法藝術協會秘書，進行藝術考察”。背面加簽了法國外交部進出境和意大利大使館入境簽證，與護照發出同一天辦妥，可知所有手續都由使館代辦。

根據護照留下的過關印章，傅雷乘搭火車出發，在3月23日經過法國邊境的莫達訥鎮（Modane）進入意大利，回程在5月7日，也是乘火車，從米蘭經過布里格鎮（Brigue）進入瑞士，在洛桑轉車后，同一天由瓦洛布鎮（Vallorbe）返回法國。傅雷繞道瑞士是既定路線，他利用這個機會，欣賞意大利和瑞士的阿爾卑斯山風光。

這次長達四十四天的旅行，在《傅雷自述》中只有一句話：“一九三一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羅馬應‘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之約，演講國民軍北伐與北洋軍閥斗爭的意義”，到了1963年10月14日寫信給兒媳彌拉時，增加了很多細節，讓人感覺到，意大利之行是他在歐洲最值得回憶的時光：

此外，我只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去過羅馬、那不勒斯、西西里島，沒能去佛羅倫薩及威尼斯。當時我很年輕，而學生的口袋，你們不難理解，時常是很拮據的。相反的，我反而有機會結識羅馬的杰出人士，意大利的作家與教授，尤其是當時的漢學家，還有當地的貴族，其中尤以巴索里尼伯爵夫人（一位七十開外的夫人），以及她那位風度綽約的媳婦Borghese［博爾蓋塞］公主，對我特別親切。由于她們的引薦，我得以在六月份應邀于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及羅馬扶輪社演講，談論有關現代中國的問題。我那時候才二十三歲，居然在一群不僅杰出而且淵博的聽眾面前演講，其中不乏部長將軍輩，實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金圣華譯文）

這的確是少見的經歷，只有通過特殊途徑才會實現，沒有一個中國留學生有過他的體驗和運氣。他在旅途第二十六天，寫了一封長信給達尼埃魯：

親愛的讓，

請原諒我，到意大利后還沒有寫過一封信給你。這些天在羅馬很忙碌。謝謝你向我推薦你的朋友梅那斯。他是如此令人喜愛，對人如此親熱，以至我仿佛在他的身上找回了你。奇怪的是，他跟你非常相像，無論舉止姿態，最微小的舉動，更不用說談話了，他以整個心靈參與其中。我很高興認識他，他還把我介紹給了他的親戚甘齊亞先生和夫人。他們對我這么好，把我介紹給許多重要的意大利人物。

由于他們對我的國家無限喜愛，聽到我們正在巴黎籌組一個中國藝術活動，立即安排我和上層社會、藝術界和文學界接觸，以便我能夠知道概況，以及向他們演講一次，讓我能夠稍后有機會在羅馬舉辦中國藝術展覽。我因此結識了巴索里尼伯爵夫人（她的兒媳是博爾蓋塞公主），她對我如此感興趣，把我推薦給藝術部次長。我昨晚到她家里晚餐，與她長談。她將設法讓我到“羅馬聯誼會”發表關于中國的演講。甘齊亞夫人還把我推薦給意大利元帥加維格里亞閣下，他到過中國，是一位最賞識我們國家的人。我很高興這次羅馬之行，未料到在意大利大受歡迎，這一切全靠你！

我在這里還要多逗留十來天。我已經去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島，前后八天。我很高興參觀了龐貝。西西里島很美，但不太令人心醉，我們國家也有迷人的海島，從上海到馬賽的旅程中，我看過更美的海島。我即將前往佛羅倫薩、威尼斯和米蘭，三四周內返抵巴黎。

斯特拉帕蒂是一位記者，總是很忙碌。你告訴他的黑人同學德斯塔（如果我沒記錯名字的話）的悲哀消息，他轉告我了。

我與梅那斯詳細討論過青年的精神憂慮和宗教意識問題。我相信自己現在進入了一種新的心態，更加合乎事實。盡管我在歐洲接受教育，而且跟像你那樣虔誠的天主教朋友密切來往，我最終回歸到我們固有的哲學觀念。通過每天的自我分析，我發現我的心靈其實沒有受到宗教憂慮引起的痛苦。中國社會和道德長期混亂，產生了一種病態的浪漫主義，我經歷了一場這種浪漫主義的狂熱后，開始平靜下來，與其從基督教信仰找尋和平，不如神游物外，超脫自我。這是我們的心理。伊扎爾說得對，無論如何我是中國人。中國文明以無比的頑強抵抗西方所有企圖?；靵y持續了一百年，仍在繼續，就是明證。如果我們中國人能夠像五十年前的日本那樣，接納了全盤現代主義（當然，日本也保留了固有的特性，但它迅速找到了一種方式，不必經過傳統與西方文明的激烈斗爭），我們早就得到和平。但是我們的文化太深刻、太堅固，遇到西方精神潮流的時候，無法在短期內找到精神的平衡。與其他文明相比，佛教的哲學最接近我們的心理，因此很快被中國人接受。然而，必須知道，我們的靈活性還不至于完全采納任何一種教條。中國的佛教與原來的完全兩樣。因此，固有的古老中國繼續存在，并將存在下去。按照我的想法，中國遲早會經歷一個第三次文明，以傳統為基礎，從西方新精神汲取養分。我很想知道你有關的看法。有暇請來信羅馬。親愛的讓，謹致親切問候。

傅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七日于羅馬

傅雷帶著達尼埃魯給他的兩個地址去羅馬。第一個是記者勞斯特拉帕蒂（Strapati），沒有特別神通，只找來一些畫家朋友。幸好還有另一個地址，梅那斯（Jean de Menasce，1902—1973）是一位埃及出生的猶太青年，出身銀行世家，天資過人，諳十七種語言，后來成為著名的神學家和世界有數的伊朗學家。他在1926年二十四歲時皈依天主教，傅雷到羅馬的時候，他正在多明我會當修生，這個教派的總部在羅馬。他本人不熟悉美術界，但他知道堂姑媽姑丈交游很廣，把他們介紹給傅雷，傅雷一下子就得到他們的歡心。

堂姑媽戴安娜（Diane de Menasce，1882—1961）跟梅那斯一樣，在埃及出生，1921年再婚，丈夫是意大利人甘齊亞（Adolfo Gancia，1891—1966）。他長期擔任羅馬扶輪社分會秘書，日常工作不離和名流巨賈打交道。在他引見下，傅雷拜會了加維格里亞元帥（Enrico Caviglia，1862—1945）。這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軍人，1919年出任過國防部長，1926年獲元帥銜。他在1904年至1911年擔任過駐東京及北京使館的武官。

同一時間，他又被介紹給馬利亞·巴索里尼伯爵夫人（Maria Pasolini Ponti，1857—1938）。這位名門貴族有很高文化教養，既是慈善家、婦權運動的先驅，又是作家。當她知道中國藝術展覽計劃后，立即為傅雷策劃了一連串活動，以促成展覽會在意大利舉行。她邀請文化部副部長和傅雷見面，獲得官方對展覽的支持。為了提高傅雷知名度，方便和其他人打交道，她安排傅雷去羅馬聯誼會（Cercle romain）演講。這個組織單看名字會誤為俱樂部，實際卻是歷史悠久的政治團體，在政壇上有重大的影響力。后來改變計劃，改由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舉辦，這個高山仰止的學術殿堂更適合傅雷的書生身份。甘齊亞知道后，毫無困難地在扶輪社安排了另一場演講會，作為配合。

地理學會成員都是教授和學者，傅雷甚至不夠資格當他們的學生，但他的名字居然留在該會的官方刊物上。這一年五月號的《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通報》（Bolletino della R.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在“會務欄”下面，按日期列出過去四個月的四場演講會，最后一場是傅雷的演講：

五月一日，在學會本部，由瓦加教授（prof.Vacca）主持，傅怒安學士（dott.）報告當代中國的政治和精神狀況。

《意大利皇家地理學會通報》刊登傅雷演講會消息（1931年）

傅雷是否第一個在地理學會和扶輪會演說的中國人，尚未做過考查，但是他的膽色教人敬佩。以一個來去匆匆的旅人身份，一個沒有拿過任何大學文憑的非正規大學生，在事先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竟然敢于接受這場挑戰。難怪他多年后回憶，也覺得有點匪夷所思，“實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不過，他能夠在社會高層來去自如，談笑自若，吸引了一個又一個人對他發生興趣，就可以知道他的才氣在此時盡情發揮出來，他的煥發風姿給意大利人一個嶄新的中國人形象。

傅雷在意大利的交談和演講內容，令人很感興趣，他在1934年致羅曼·羅蘭信中，長篇復述了加維格里亞元帥的談話，卻對自己說話一字不提。經過多次搜索后，最近發現他的演說稿不僅仍在，而且在離開歐洲前，已經整理成文留在法國，由《精神生活》（La Vie Intellectuelle）在1932年1月號發表。這本法文天主教月刊在1928年由多明我會一位神甫創辦，在巴黎出版，1956年終刊。梅那斯是多明我會修生，馬里丹和這本雜志編輯部關系密切，傅雷的講稿必定由他們其中一人轉交。

雜志的開本不算大，跟普通圖書差不多，傅雷的文章占去20頁。標題很形象，《十字路口的中國》（La Chine au carrefour），作者身份“中華留法藝術協會秘書”。編輯為他的文章撰寫了一段提要：

中國遭到不幸。文章的標題已經引起我們的關心。它將以何種方式掙脫目前的無政府狀態？它能否在自己內部找到力量？或者盡管經歷過一次失敗，它會不會蘇維?；?？這個嚴重的問題如何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青年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在這方面，這篇文章是第一手的見證。

傅雷《十字路口的中國》（1932年）

文章首先介紹慈禧以來中國的分裂與統一的痛苦過程；傅雷以參加學生運動的親身經歷，描繪出一幅生動的中國革命圖畫；他沒有粉飾現實，如實地敘述了革命帶來的殘酷代價。在沒有參考資料的情況下，他能夠隨口說出一些統計數字，就像一個職業政治宣傳家那樣。這篇時政文章和他的象牙塔書生形象不一致，這是另一個傅雷，一個憂國憂民、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

傅雷在5月7日返回法國，立即忙個不停：

前日（5月11日），法國美術學校校長倍斯南德（A.Besnard）邀請劉氏舉行茶話會，招待政府要人及當代文藝學術界等名流，一一相與介紹，并報告劉氏之歷史，參與者莫不交口稱譽。我國公使亦定5月19日在公使館與劉氏舉行宴會，遍邀外交界教育界巨子宣揚我國文化及劉氏藝術。（上?！渡陥蟆?930年5月30日）

劉海粟在法蘭克福的小型展覽出人意料地成功，乘著浪頭，取得高魯公使的支持，不等傅雷歸來就開始準備一度放棄的巴黎個人畫展。兩個茶話會為展覽造勢，傅雷作為藝術協會秘書和劉海粟的翻譯，擔當很重要的角色。幸好他經過羅馬的洗禮，熟悉這些場面，應付起來游刃有余。但事情實在太多，出了一個小岔子。他回來后不久寫了一封信給馬里丹：

敬愛的大師，

久未修書，至感抱歉。由于中國藝術展覽會沒有辦成，有一段時間心事重重。但是我們現在準備提出一個更大的計劃。一個月前，我們的展覽會主席去過柏林，與德國政府商定在1934年舉辦一次中國展覽會。我本人上星期四從羅馬回來，也得意大利人的同意，在1933年展覽。巴黎的展覽則在1933年冬天舉行。

我認識了羅馬知識界一些受人注目的人。人家讓我到扶輪社演講，另一次在皇家地理學會，以“現代中國”為題。

我也遇見梅那斯先生，他要我轉達敬意。

請告能否日內一個星期天來默東拜訪？希望七月份返回中國之前，能夠再次見到你。謹向大師致意，并候尊夫人大安。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又及：

現在地址：馬爾尼河諾讓市，大街四十號，傅怒安

電話：特蘭布萊區 04—74

得到對方同意后，他選擇月底星期天見面。但信發出后第二天，他發現日期沖突，連忙去信更改約會：

敬愛的大師，

我得到拉盧瓦先生的應允，為我們的畫家劉［海粟］先生寫展覽序言。他下星期一到劉先生住的旅館，觀看他的畫作。

我昨天考慮不周，約了星期天三十一日見面，這一天是劉先生畫展開幕的前夕，我肯定抽不出時間來訪。敬請將見面日期延至六月七日星期日。如不反對，我將與我的朋友薩爾一起來。我曾提過這位意大利青年詩人，他很高興能認識你，尤其是他多年來一直欽佩你。

很想拜讀大作《最高權位與教權》（La Primauté et le spirituel），尚祈通過出版社賜寄一冊，最好有親筆簽名。

先此感謝，并致敬意。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6月1日，劉海粟展覽會（Exposition Liu Hai Sou）在第六區塞納街四號克萊曼畫廊（Galerie Kleinmann）開幕。這次和上兩次沙龍大不相同，多份報刊報道了消息，大部分加上簡短介紹，有些使用“著名畫家”的說法，好像法國人已經認識這個人；還有新詞組“上海畫派”（l'écolde de Shanghai），把劉海粟畫作納入法國當代美術的組成部分。所有報刊都指出他的作品模仿西方大師，但自成一格，技巧不差，給人美感。展覽會為期兩星期，至6月15日結束，畫廊租金不菲，但有中國公使高魯贊助，順利完成。

畫展時間本來不合適，與6月11日開幕的杜樂伊沙龍沖突，劉海粟有四張畫參展。但是七月份就要動身返國，別無選擇。不過，他不會后悔，因為個人畫展的推廣活動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網球宮博物館（Le Musée des Jeux de Paume）館長德札魯阿（André Dezarrois，1889—1979）到杜樂伊沙龍參觀時，選購了他的油畫《盧森堡之雪》，這是法國博物館第一次收藏中國當代油畫。這張畫展出時題名《風景》（Paysage），與另外一張畫相同。

劉海粟畫展海報（1931年）及法國政府選購的《盧森堡之雪》（1931年）

這件事能夠實現，傅雷功勞至大，他在《傅雷自述》少有地自我表揚，因為他明白其中重要性：“常為劉海粟任口譯，為其向法國教育部美術司活動，由法政府購劉之作品一件”。當時法國政府沒有美術部或文化部，博物館歸教育部管理。傅雷的“活動”集中在五月份的兩次官方茶話會，他努力向到場官員推薦，最重要說服他們到畫展觀看。事前應該沒有和劉海粟商量過，一方面沒有把握，另一方面他心目中宣傳的目標不是劉海粟本人，這是他的第一篇法語文章指導思想的延伸。他跟其他中國畫家那樣，不服氣日本作品占盡風頭，要向法國人展示中國當代新生繪畫的美好形象。如果說運氣，那天到場的官員是網球宮博物館館長。法國公立博物館數以千計，但分工明確，這家博物館專門收藏“外國畫派”的作品，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從純藝術角度來說，“上海畫派”遠未自成一家，但西方藝術開始進入中國藝術卻是事實。法國人明白他們購買的不僅是一張中國作品，也是一件歷史的見證物。

這一年的11月18日，網球宮博物館按照規定，展出本年入藏作品，教育部副部長是所有博物館最高主管，親臨揭幕。展場上日本畫家泛濫，小國寡民，竟有九人入藏，其中一個是女畫家，而中國只有劉海粟一個人，傅雷活動的重大意義，在此顯現無遺。

1931年 九一八輪船

劉海粟個展結束后，傅雷開始收拾行囊，準備一起返國。他寫信向歐洲朋友道別，包括瑞士圣揚喬而夫的房東夫婦。中國公使館在1931年8月4日為他辦理返國手續，在意大利之行的護照上增加目的地中國，第二天又派人到法國外交部和英國大使館加蓋沿途簽證。

8月14日，他和劉海粟夫婦從馬賽登上法國郵船舍農索（Chenonceau），經過一個月旅程后，在到達上海前一天，他寫了一封長信給達尼埃魯：

親愛的讓，

非常對不起，幾乎不敢請你原諒。出發前沒能履行諾言到拉瓦爾見你，現在后悔莫及。旅程中也沒有寫信，因為過于懶散。天氣悶熱，在船上過著牲畜般日子，無精打采。明天就抵達上海，無論如何也要在上岸前寫好信。因為到達之后，親戚和朋友會令我忙得不可開交，這樣一來，我的沉默就會無限期延長。

我們的旅程總算極好。如你所知，我和劉［海粟］一家同行，船上還有友人拉盧瓦先生，他身負官方任務，前往中國考察中國古代音樂。這位非常友好的漢學家，喜愛中國文學和哲學，并且理解頗深。劉先生和我打算幫助他，在中國辦理必要的手續，讓他能夠聽到孔廟祭祀大典才會演出的中國古代音樂。

近鄉情哀，洪水和無休止的內戰造成重重災難。我在法國被嬌縱了三年，享受過多的太平，對家鄉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

但我有一點引以自豪，沒有數典忘祖。相反地，在歐洲三年之后，我對我們的文化和倫理道德，從未像今天那么熱愛。比起四年前，我更理解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年輕人詛咒它，但與試圖從海外輸入那一套比較，它顯得無比優越。因為每個民族都有本身的特性，無法改變。植物胚芽撒到異國土地，不可能像在原產地那樣生長。一百年來，我們只想抄襲這種或那種不適合這個古老國家的系統。革命者犯了錯誤，沒有研究中國本身，對輝煌的過去一點也不懂得珍重。我這樣說，并非因為我反對現代化改革，而是我認為拋棄本身的文明和文化，全盤借用西方是非常危險的。我最擔心在擁有物質文明之前——姑且承認這是二十世紀生活所必需的——我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文明。這才是真正的野蠻行為。我們船上大約有十位同學，在歐洲各國留學，我非常難過，看到他們這些知識分子，既對自己的優良傳統一無所知，又沒有深入認識西方。你們法國人，你們有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百科全書派，推動了法國大革命，但你們遭受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苦難。中國從未有過這種先驅者的思想，而我們卻希望在幾個月內就把君主政體改成共和。這太美了，我們沒有成功。今天受到這些可怕的混亂局面的嚴厲懲罰，實在咎由自取。

這是我回到中國時的感想。我想深入研究古代的東方，以及當代和歷史上的西方。

為了謀生，我會進入上海美專，擔任一些藝術史課程。也許我們能夠創辦一份藝術雜志。

看到自己已經忘記了很多法語，心中不免難過。我會盡力和你這位歐洲最好的朋友保持聯絡。

問好。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

于舍農索郵船，抵達上海前夕

這次旅程與拉盧瓦（Louis Laloy，1874—1944）的不期而遇，留下了劉海粟那張拉盧瓦速寫像，長篇的題詞教人想象聯翩。拉盧瓦曾為劉海粟展覽作序，不會不記得這兩位中國人，他從中國回來后，在1933年發表了游記《中華鏡》（Le Mirroir de la Chine），書中很多中國人的名字，獨缺傅雷和劉海粟兩人。最近看到他的旅華日記，才發現沒有名字不等于沒有記敘，他靈巧地使用代名詞，一個“畫家”，一個“長人”（long），一個“中國人”，知者自知，不知者不知?？赡芩砭右?，外出時事事小心，養成這種習慣。何況《中華鏡》提到船上“中國朋友”時，只講過一件晦氣事，更有道理不透露名字，以免予人難堪。

傅雷的信說在船上過著“牲畜般日子”，這是實話，拉盧瓦在8月14日第一天日記也使用類似的比喻：

我的中國朋友住在三等艙，每個房艙住四個人，你疊我，我疊你，直角排列，好像鯡魚罐頭。我會每天早上十點和晚上五點去看望他們，閑談一下。長人的眼鏡掉進一個洞里，無法取出來。

想象一下，雙層臥鋪，L字形排列，我頭接你腳，要睡一個多月，實在難受。傅雷運氣不好，第一天就丟失眼鏡。

但是傅雷的信又說：“我們的旅程總算極好”，那是全靠拉盧瓦。郵船等級森嚴，旅客各有活動地方，從高等去低等沒有人理會，倒過來就要小心。傅雷上過頭等艙找拉盧瓦，穿得“衣冠楚楚”。拉盧瓦是明理人，主動下去看他們，每天兩次，大家坐到甲板上，以中文交談，一坐就是一個多小時。除了他們，還有一個留學倫敦的中國學生參加。

第五天，郵船抵達第一個港口，位于蘇伊士運河進口的埃及塞得港。停泊妥當后，乘客紛紛下船去松動，拉盧瓦帶著傅雷上了岸：

我認識一個中國人，住在三等艙，第一個晚上就丟失了眼鏡。他睡在上層床位，睡覺前把眼鏡放到身后，以為是一塊平板。其實是兩堵隔墻之間的空隙，必須拆墻才能找回眼鏡。人家安慰他，已經有過不止一件東西從這里掉進去，全都留在里面。他以他們國家那種好脾氣告訴我這件事，說話時差不多跟法國人開心時那樣。但是他的兩顆黑珍珠，夾在眼皮之間，不夠應用。這種事情也會發生在我身上，所以引起我的同情，應承幫他。我們去的第一家商店的掌柜是一個高傲的德國人，不過很認真。他們沒有這種貨，但知道何處能找到。他叫人帶我們去，這是一個黑人，一聲不哼，卻很英俊，土耳其帽歪到后邊，延伸了臉部的曲線，一件藍色棉質無袖阿拉伯長衫，像喇叭一樣罩著寬闊的肩膀。他輕松地大步前進，我們在后面追趕。

配鏡師明白我們的解釋，動手調校鏡片，我趁機走出門口，以為偏僻的小巷沒有人。一個阿拉伯人突然冒出來，拿著一大筐東西，要賣給歐洲野蠻人，嘴著嘰里咕嚕，夾雜幾個法文字。我不理會。他一再開始，雜入英語、德語、意大利語，甚至俄語，沒有用。他開始不耐煩了，這時候我的同伴出現，小販嘴里嘟嘟囔囔：“噢！中國人！”他離開了，心中想：還要學一種語言！（拉盧瓦《中華鏡》）

傅雷接受了拉盧瓦的幫助，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道謝，為他上漢語課，如果這件事由他主動提出，那就有點不識泰山。拉盧瓦專攻音樂史和理論，羅曼·羅蘭1906年辭去索邦大學音樂史教席，就是由他接替。他從1900年開始學習漢語，不出數年工夫，專著源源而出，《中國音樂》（La Musique chinoise）、《淮南子與音樂》（Hoa?nan Tzè et la musique）、法譯馬致遠《漢宮秋》（Le Chagrin dans le palais de Han）等。他能夠以中文和中國人交談，而《中華鏡》開章第一頁就引用了屈原《招魂》兩節詩，用得很恰當，法國人早已視他為漢學家。同樣，傅雷說與劉海粟商量，協助拉盧瓦去聽中國古樂，其實拉盧瓦身為巴黎歌劇院秘書長，又是代表政府來考察，早已通過外交途徑，以及中國老朋友的關系，安排好一切，不必像他們初到法國時那樣盲碰盲撞。

1931年9月18日，法國郵船進入黃浦江。傅雷回到分別了三年九個月的上海。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