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長在中國，對‘阿Q精神’非常熟悉，它完全植根于中國文學。我想知道，這部劇作要向外國觀眾解釋他們完全不了解的‘阿Q精神’會有哪些困難？”2019年11月，上海戲劇學院的音樂悲喜劇《阿Q羅曼史》（孫惠柱編劇、總導演，徐肖作曲，張影倫導演；上海市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在紐約外百老匯演出，一次演后討論中，一位觀眾這樣提問。同樣是第一次觀看演出，耶魯大學戲劇導演系主任戴蒙德教授的觀劇體驗剛好解答了這一疑問：“這種具有民間智慧、很偶然地成為英雄的傻瓜或者說卑賤者的原型，其實可以在我們很多文學作品中看到，比如莎士比亞的戲劇，還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費加羅、好兵帥克這樣的角色。”

這一問一答為文化交流研究提示了一條很好的思路。能不能在看外國作品時快速了解人物性格，切入作品傳遞的思想感情，往往要看能不能在自己的文化語境中找到對應物。那么，阿Q這個角色跟費加羅、帥克等究竟有多大的相似性呢？帥克是捷克作家哈謝克的黑色幽默諷刺小說《好兵帥克》的主人公，伏契克說他“掌握了讓派遣他去打仗的人輸掉的藝術 。他采用的方法不是規避和怠工，而是一本正經地執行他們的命令”，反而造出許多麻煩和混亂，弄得那些軍官們焦頭爛額。相比帥克歪打正著的無意識反抗，《費加羅的婚禮》的主人公更主動，面對伯爵恢復“初夜權”的陰謀，費加羅毫不妥協，用智謀攜手未婚妻及伯爵夫人，給了伯爵沉痛的教訓，終于實現了他的婚禮。

而魯迅《阿Q正傳》中的阿Q其實并沒有費加羅、帥克那么可愛，甚至算不上是個正面人物，三者所處的時代和社會背境也大不相同；但三者又都同為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飽受剝削和精神虐待的勞動人民，正是博馬舍提倡的“不應該是貴族、帝王而應該是第三等級的普通人”的戲劇的主人公。在改編的《羅曼史》中，經過“優化”的阿Q同帥克和費加羅更接近了，雖然他的身上還是有著十分鮮明的缺點，但也常流露出人性真善美的一面，與他的缺點形成了奇特的化學反應，和費加羅、帥克一樣，阿Q變成了一個傻瓜英雄。這里的“傻”并不是智慧的高低，而是指那些看起來顯得滑稽的行為舉動，因為底層人民受到封建階級迫害的特殊的時代背景，而變成了具有諷刺意味的一本正經的搞笑。

《阿Q羅曼史》的故事還是在辛亥革命前后，阿Q傻傻地硬要送吳媽撿來的半瓶雪花膏以表愛慕之情，趙老爺發現了大怒，將他打出趙家。阿Q去城里碰運氣，聽了革命黨烈士臨刑前的演說，認為自己也是革命黨。趙家的對頭假洋鬼子得知后請阿Q去商量，趙老爺怕假洋鬼子利用革命黨來害他，當即命吳媽嫁給阿Q，好讓阿Q來保護他的家產。但新婚當晚假洋鬼子將阿Q騙出去灌酒，又派人假扮革命黨洗劫了趙家。第二天假洋鬼子誣陷阿Q策劃了搶劫，急得阿Q喊出革命黨的口號，被巡查的把總以煽動叛亂罪名抓起。眾人為阿Q喊冤，把總令團丁等都綁起來，還抓住吳媽說她圖謀不軌。阿Q挺身而出要保護大家，“好漢做事好漢當，管他罪過還是冤枉。光棍一條硬邦邦，天塌下來也能扛！”最終阿Q挨了把總一槍，終于實現了他的“英雄夢”，微笑著為保護自己的女人硬朗朗地死去。

阿Q一死，戲本可以結束了，但編導卻別出心裁地讓未莊的老百姓，連同趙老爺夫婦，在直面阿Q的死亡后不再沉默，站在同一條陣線上有了反抗意識。在小說中，同樣是這些老百姓，也包括跟阿Q一樣的窮人，卻是在等著為殺人而喝彩，這些看客們的眼睛“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并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遠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改編后的音樂劇把批判的鋒芒轉向了壓迫者，突出了底層人民的質樸和勇敢，這是對原小說主題蘊涵的一次大膽轉換。劇終，大家圍在直立“躺”在大理石墓上的阿Q身旁，觀眾以為演出結束開始鼓掌，假洋鬼子從眾人身后擠到臺前，喝止觀眾發聲，將一束白菊花獻給阿Q。但阿Q三番五次死不瞑目，直到吳媽涂了阿Q送她的口紅在他臉頰上獻上一個吻，他這才傻乎乎地咧開嘴，心滿意足地閉上眼睛。為正義孤勇犧牲的阿Q成了“英雄”，但死后還執迷于心上人的一記香吻，又暴露了原本那個平凡的傻瓜的本色。假洋鬼子的喝止打破了戲劇的第四堵墻，提示臺下的觀眾，臺上的阿Q和百姓已經是“革命”的參與者，而觀眾則變成了魯迅批評過的“看客”。編導這樣來引發觀眾的思考，巧妙地呼應了魯迅小說引導讀者“自省”的做法。

將阿Q改編成一個“傻瓜式”的英雄，還可能更容易實現跨文化的傳播，讓域外受眾理解和接受。這樣的傳播還可以央視推薦的網絡博主李子柒為例，她在YouTube上有735萬的粉絲，她的中文視頻以中國的傳統美食制為主線，外國觀眾未必懂李子柒的語言，但因為他們有《瓦爾登湖》《低吟的荒野》，在中國的李子柒身上也能感受到自然文學傳遞的崇尚簡樸生活、在田園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素雅意境，得到心靈的陶冶。《羅曼史》中阿Q的舞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