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楊汝絅（1930—1985），高郵人，詩人、評論家。楊汝絅是汪曾祺的表弟，小時候兩人熟識。1938年，楊汝絅隨父親內遷至重慶。1946年返回南京，因家貧輟學，因熱愛文藝，大量閱讀國內外文學作品。1949年春隨兄嫂再度入川，在重慶開始發表詩作，同時讀到了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后楊汝絅在富順、隆昌等地任教。

1980年，楊汝絅讀到汪曾祺發表的一系列小說后，致信《北京文學》編輯部，此信轉給了汪曾祺。從此兩人恢復聯系，并互寄書與雜志。這種書信來往一直保持到1985年楊汝絅去世為止。楊汝絅生前曾將他致汪曾祺的兩封信發表于《文譚》與《紅巖》雜志。這里整理的四封汪曾祺致楊汝絅信件，是新近從楊汝絅遺物中發現的。信中討論了不少關于汪曾祺小說與文學創作的問題，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汪曾祺的文學創作道路，特整理發表。并將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平裝版。

一

汝絅：

《北京文學》轉來你的來信。

你的名字我是記得的。模樣卻想不起來了。只是無端地覺得彷彿很瘦小，而且頑皮。你是幾房的？我記得好像是六房。汝綸我好像還有點印象。他是不是外號叫做“道士”？我記得他留一個平頭，額頭方方的。我記得你們好像是六房的二舅舅家的。如果是，我就想起許多事。

但是也許都是我誤記了。

你一定見過我。我也一定見過你。我很想再見見你。

我沒有想到我還有這樣一個“讀者”。你提起我的一些舊作，其中有一些，不是你提起，我就根本不會想起。比如《背東西的獸物》，我連這個題目都忘得干干凈凈了。——你提起我才想起，是寫昆明背木炭的苗人的。

我真沒有想到，你對我的過去的作品的一些細節記得那樣清楚！原因可能是兩方面的。一個，是我的作品中某些部分是記錄了生活的真實；一個，是由于你對生活、對文學的敏銳而精細的感覺。

因此，我很想看看你的詩。

汪曾祺手跡

你的信是寫得相當散漫的，但是我看出來，你是有才能的。

也許，你缺乏一點錘煉。——對一個五十歲的，有兒有女的“老文學愛好者”談錘煉，也許有些不恭。但是我愿意才華在鐵砧上射出火花。五十歲，不算老，還能做很多事的！

我六十整。我自1962年發表三篇小說（《羊舍一夕》《看水》《王全》）后，一直在寫京劇。你大概還不知道，我是“鼎鼎大名”的《沙家浜》的作者。去年，由于幾個對我的小說有“癖好”的同志的慫恿，我又開始寫了幾篇小說。《受戒》是其中的一篇。我真沒有想到，這小說居然產生相當的影響。我還寫了一篇《異秉》，前天又改成了一篇《歲寒三友》，都是寫我們的家鄉的，等發表后，請你看看。

看來，你對家鄉保留許多新鮮的印象，你寫寫吧。寫寫詩，寫寫散文，寫寫小說。

問汝綸好！

問你的讀中文系的女兒好！

汪曾祺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二日

隆昌是個不錯的地方。隆昌的泡菜壇，很好看。能寫一點關于泡菜壇的散文么？

我的通訊處是 北京虎坊橋北京京劇院 或 北京甘家口阜成路南一樓五門九號

二

汝絅：

11月7日信收到。

我的小說選出版后即寄一本到你原來教書的學校，退回來了。封皮上批道：“查無此人。”現將退回來的那本另封再寄給你。扉頁上把你的名字的“”字也寫錯了，不改了，也算一紀念吧。

我今年到四川，在由成都到大足途中曾經過你原來教書的那個縣，吃了一頓飯，本想到二中去看你，因為時間匆促，未果。虧得沒有去，否則撲了個空。在成都沒有見到你，真是遺憾。

你對我的選集的意見我還得再看看，想想。對選集篇目有不同看法。有些年輕人問我為什么不照第一篇（《復仇》）那樣寫下去；有的文藝界的長者則認為第一篇不該入選。有人喜歡《受戒》《大淖記事》；有人認為寫得最好的是《異秉》和《七里茶坊》。我都被他們有點搞糊涂了。前幾日子（“子”，衍字）北京作協舉行了我的作品討論會，討論了一天，讀了幾篇論文，有人“全稱肯定”，有人頗為“憂慮”，甚褒微貶，我都表示衷心感謝。不過，如果我還繼續寫下去，也還是只能按照我想寫的那樣寫下去。如果不行，不被容許，那我就不寫。我現在變成一個為人矚目的作家，很不舒服。我希望不要有人注意我，我就是悄悄地寫寫，悄悄地發表，讀者悄悄地看看，這樣最好。

你的詩我看了兩遍，還想再看看。一時說不出“打中要害”的意見。我只有一個想法：多寫一些。你身體不好，這種建議也許有點強人所難。

你對《邂逅集》記得那樣清楚，使我感動。

我極忙，要急于去寄信，不能多及，甚歉！

曾祺（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人和鄉土的美與本色當行的歌——給汪曾祺的一封信楊汝絅

（《文譚》1983年第8期）

曾祺：

你的短篇集子和信都收到好些日子了。你的那些小說除選自《邂逅集》的幾篇外，過去我都是從刊物上零星地讀的。這回又集中起來重溫一過，所以拖到現在才給你寫信。

我這回是把你的那些短篇有意地分成四組來讀的。這種劃分法是我自己以意為之，并沒有什么依據，然而有助于我形成一些印象。以下就是我的“印象記”。

第一組：《復仇》；

第二組：《邂逅集》中選入過的另外幾篇——《老魯》《落魄》和《雞鴨名家》；

第三組：《異秉》《受戒》《歲寒三友》和《大淖記事》；

第四組：其它。

《復仇》，你也許是作為青年時代的一個足印、聊備一格選入集子的吧？你信上說：“有些年輕人問我為什么不照第一篇（《復仇》）那樣寫下去；有的文藝界的長者則認為第一篇不該入選。”在集子里，這一篇確乎顯得奇突，有這樣不一致的意見也就無足為怪。重讀《復仇》使我聯想起了現在香港的老作家劉以鬯的《寺內》，廣州一個刊物選載其中片段時，名之曰“意識流詩體小說”，那是寫《西廂》故事的，其中竟出現了這樣現代色彩的比喻的語言——月亮亮得很，看起來，象一個“？”

崔鶯鶯是一個謎，象四月的天氣。

還有那句一而再再而三反復出現的：

墻是一把刀，將一個甜夢切成兩份憂郁。你的《復仇》，也是取材于一個古老的故事，而有詩，有意識流，披掛了也是相當現代的語言衣衫，有些年輕讀者比較矚目于它，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還是比較傾向于“有的文藝界的長者”的意見——也并不是貶低這一類嘗試；相反，我倒認為《復仇》的入集如果說有一定的客觀意義的話，那意義就正在于它也可以作為一個實例表明四十年前我們的小說創作中已經有過這樣的嘗試。我是覺得，假如還有人愿意繼續作這類嘗試，讓別的作者去嘗試好了，你還是應當只顧去唱你擅長的歌。

真是如逢故人：那第二組的幾篇舊作，在重讀時都給了我很大的喜悅。那些“老朋友”：老魯啊，開綠楊飯店的揚州人啊，余老五和陸鴨啊，我初識他們的時候還是中學生，而今鬢發漸白了，他們于我還都那么可親。這些人物都全身摻和著那么一片鄉土的芬芳，那么一種沉厚的生活氣氛。他們使人可以恍惚悟到你的小說是循著一條什么路子走過來的，告訴了讀者現實主義可以具有怎樣的多樣性，也告訴了讀者：為什么你到了近幾年能寫出像《異秉》《受戒》和《大淖記事》那樣沁人心脾的小說來。

引我想得比較多的，是我列為第四組“其它”的那些篇章。我從刊物上初讀《寂寞和溫暖》時讀得比較粗略，讀完了有一種莫名的遺憾之感，心想：這樣的作品自有人寫，不一定寫得比你差，你何必去寫它？這回重讀得細心一點，就有點懷疑我那“何必”論是不是歸結得草率了一點。是啊，《寂寞和溫暖》那樣的短篇是寫得相當完整的。那些事件，那些人，那些運動，作為一種歷史的存在，真也應當有作家來作一些入木三分的解剖和語重心長的記錄。在收到你寄贈的集子之前，我這兒原已有了一本，被一些親友鄰人輾轉借閱過，也不知道是哪位老兄，獨獨在第230頁寫剛劃成右派的沈源的這些話下頭用鉛筆標了橫線—— 她聽著那些鋒利尖刻的語言，會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她的腦子里會出現一片空白，一點思想都沒有，像是曝了光的底片。她有時一動不動地坐著，像一塊石頭。她不再覺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怎么都行，定一個什么罪名，給一個什么處分都行，只求快一點，快一點過去，不要再開會，不要再寫檢查。不曉得別人覺著怎么樣，就我切身體驗過的說來，這些話真是寫出了切膚之痛，但愿后來的文學家們再也沒有機會去體驗這樣的人生了！ 在小說人物王栓身上，特別是在趙所長身上，顯然寄托著你的愛與熱望，也許因為來不及展開，多少顯得平面化了一點吧，而寥寥數筆勾勒出來的王咋唬這樣的陪襯人物，運筆卻實在準確，一些災難性的運動留下的令人難過的痕跡之一，就是造出了一些王咋唬式的人，他們在歷史的悲劇中自覺或不自覺地串演了丑劇的角色……總之，像這樣的小說自有其動人心處，寫“寂寞”真令人寂寞，寫“溫暖”也真叫人溫暖。至于《黃油烙餅》，從一個小孩子眼里看出“人不是一下餓死的，是慢慢地餓死的”。一個樸素的句子刻畫出了一個歷史時期的側影，真叫人入目難忘，當我重讀到小說的結尾——蕭勝吃了兩口（用奶奶寧［可］餓死沒有舍得動過的黃油做的烙餅——按），真好吃。他忽然咧開嘴痛哭起來，高叫了一聲：‘奶奶！’仍不免心為之震顫。這些都是藝術上的成功，還有那些新時代的“奇人傳”里的可愛的人物：王全，大青山的騎兵英雄們，一心想著“過年，怎么也得叫壩下人吃上一口肉”的壩上趕牛人……都可以見出你的用心與功力。

然而，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偏見：我還是想說，這些都不能與你寫得最本色當行的那些小說相比——我指的就是《異秉》《受戒》《大淖記事》，還有《歲寒三友》。你是熟悉京劇的，我覺得正可以借用梨園行的習慣說法：這些小說才更是“汪派”的，不可替代的。你八十年代初發表的這些小說，還有像《雞鴨名家》那樣發出陳酒香味的舊作，都使我感到：人的精神的美，鄉土的美，是永恒的，在你的筆下，這兩種美是交融在一起的。什么是鄉土？不就是我們生于斯、長于斯，喂養我們的心靈，用它特有的帶土味的風吹開我們的眼睛，指點我們進入人生認識世界的一種奇妙的力量嗎？我孤陋寡聞，沒有去查考過北宋的詞人秦少游之后，我們江蘇高郵是不是還出過什么像樣的文學家，秦少游似乎也沒有怎么去寫他那時的高郵。問題當然不在一個小小的蘇北縣城，而是在于：我們國土上任何一個哪怕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也都自有它發掘不盡的特有的魅力，愈是寫出它的個性就愈有普遍意義。很難想象老舍的最好的小說會不帶北京味兒，李劼人最好的小說會不吹揚著成都平原的風，孫犁最好的小說會不彌散著白洋淀水鄉的氣息……我自己離開高郵四十多年了，離開時還是個小孩子，對家鄉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但你寫我們家鄉的小說中那份濃郁的氣氛仍能撥動我心上的鄉情之弦，你筆下的余老五、陸鴨（《雞鴨名家》）、陳相公、陶先生（《異秉》）、小明子、小英子（《受戒》）巧云、十一子（《大淖記事》），以及那“歲寒三友”……都仿佛是我自小就親愛過的鄉親。這種魅力，我想只能來自你對家鄉、對家鄉人的摯愛和稔熟（稔熟又往往同摯愛有不可分的聯系），正如你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小說中的魅力來自他對湘西和湘西人的摯愛和稔熟一樣。《異秉》里擺熏燒攤子的王二，這樣的人和這樣的行業許多縣城都有，但只有他王二身上帶著高郵熏燒攤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且因為生意興旺，熏燒攤子從保全藥店廊檐下搬進隔壁源昌煙店的空店堂里去了，他身上就還奇妙地沾著高郵中藥店里的氣味和刨旱煙的氣味——我敢說：不是隨便哪一位作家敢于輕易這么“一擔三挑”，同時把一支筆伸到熏燒攤、中藥鋪和旱煙店里去的。《歲寒三友》并沒有什么響當當的主題，照你說的，不過是寫一點“相濡以沫”的舊時民間情誼而已，可是那三個小人物，連同他們的職業，都帶著那么濃濃的鄉土氣味，寫在紙上沉甸甸的，顯出了特殊的分量。隨手舉個例子，比方王瘦吾家越經營越不景氣的那爿絨線店（這“店種”就特別！）吧——店面的招牌上雖寫著“京廣洋貨，零躉批發”，所賣的卻只是：絲線、絳子、頭號針、二號針、女人鉗眉毛的鑷子、刨花、抿子（涂刨花水用的小刷子）、品青、煮藍、僧帽牌洋蠟燭、太陽牌肥皂，美孚燈罩……種類很多，但都值不了幾個錢。這些舊時的小商品名目簡直太平淡無奇，但它們不聲不響地在王瘦吾家絨線店里一陳列，一股“味兒”就出來了。

“氣氛即人物”，你這個看法可以說是讀你的小說的一把鑰匙。

寫氣氛并不都即是寫人物，氣氛也可以是和人物相游離的；鄉風土俗，寫來也可以是孤立的，不受注意的，與人物命運無依無傍的。你的小說里不是這樣。在你那里，鄉風土俗就是人物活動，是借以展現人物靈魂的東西，它們不僅因人而活泛起來，也給小說人物悄悄默默地增添活力與血肉。《大淖記事》里寫姑娘媳婦們挑鮮貨擔子的隊伍，先寫了她們的發飾（“濃黑的頭發上涂了很多梳頭油”，大紅頭繩的發根“老遠就看到通紅的一截”，發髻的一側總要插點什么：一個柳球，一叢艾葉，一朵梔子，一朵夾竹桃，“無鮮花時插一朵大紅剪絨花”），她們的衣裝（“舊衣服，新托肩，顏色不一樣……”），然后，“一二十個姑娘媳婦，挑著一擔擔紫紅的荸薺、碧綠的菱角、雪白的連枝藕，走成一長串，風擺柳似的嚓嚓地走過，好看得很”——是好看得很。當然不是單為圖“好看”而寫，這么寫了，后來讓巧云去挑擔子，給巧云性格填出極有分量的一筆，就顯得美好而又簡直好像不費力了，前面那些描繪的審美效果，一下子就出來了。錫匠們為要求交出毒打十一子的兇手而舉行的奇特的示威游行，也正如小說里說的：“十分動人”，這樣動人的場面描寫，滲透了對舊社會世風民俗的了解，又有力地托出了人物，在當代小說里是不多見的。而那些和鄉風土俗滲溶而生的細節也自然就具有奪人心魄的美了，你在別處說到過：在巧云為給心愛的十一子治傷而“把一碗尿堿湯灌進了十一子的喉嚨”之后，鬼使神差似的你忽又寫下了一句：“不知道為什么，她自己也嘗了一口。”你說寫著這一句你自己就掉下淚來了。這種奇峰突起又給人以驚人的真切感的細節，離開了對鄉風土俗的熟悉和對人物的愛，還能到什么地方去找？

三

汝絅：

剛才收到《文譚》，一口氣看完你的“信”。寫得很好。這種Essay式的文論現在很少有人寫了。一般評論都硬得像一塊陳面包。我的牙不好，實在咬不動，——至少咬起來很累。文筆也很秀。現在的評論文的文筆多不好，缺乏可讀性。我建議你多寫寫這樣的Essay。唐弢曾在一篇文章提到中國很缺這樣隨筆式的談論文藝和文化問題的小品。這種東西很不好寫。一要學養，二要氣質——一種不衫不履，不做作，不矜持的氣質。你是具備這樣的條件的。

你要出詩集，好。東西集中在一起，和零散著不一樣。集中起來看看，可以更了解自己。我最近編第二本小說集，寫了一篇自序，就發了一通議論，向讀者把自己介紹了一番，講出一些別人不大講得出的道理。不集中在一起，我就不能對自己了解得那樣深。 不過，我更贊成你多寫寫文論，爭取早一點出一個集子。我對詩，對中國的新詩的信心不大。對你的詩，我也覺得不像對你的文論一樣，覺得非有這種東西不可。談古代作品，今人作品都可以。雜一點，放在一起才有意思——也可以有幾篇“大”文章。

我的第二個小說集定名（初步）為《晚飯花集》，收小說十七篇，字數可能比前一本少一些，因為有幾篇很短。最短的一篇才九百字。十月交稿，大概得到明年年中才能出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

王蒙當了《人民文學》主編。新官上任，別出心裁，要集中發一堆五千字以內的短小說。幾次逼上門來，讓我趕出一篇。我于酷暑之中給他趕了出來。不是一篇，而是三篇！三篇還不到八千字。題目是《故里三陳》。王蒙這位老兄一沖動，竟想用其中的第一篇作為“頭題”。他到我的住處來商量，適值我到密云開會，未遇。他怕我不同意（用第一篇打頭，則其余兩篇不發），只好三篇一起發了，放在稍后。現在還在跟印刷廠商量能不能重調版面，仍用那一篇作頭題。如果辦成，這是個帶點爆炸性的大膽做法。因為我的那篇是寫舊社會的，與四化無關。刊物九月出，你可以找來看看。

我下旬應《鐘山》太湖筆會之邀，到蘇州、無錫一帶白相白相去。回來，就要編集了。除了小說集，想把散文和評論也編一編。

我已搬家。新址是：北京豐臺區蒲黃榆路九號樓十二層一號。

即候時安！

曾祺（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

四

汝絅：

七月二日信收到。

王二的熏燒制法確實如我所寫的那樣。牛肉、兔肉都是用花椒鹽白煮后染了紅曲的。這種煮法另有一種香味，肉比較干，有嚼頭，與用醬汁鹵煮的味道不一樣。這種做法，現在似已改變。前年我回高郵，見熏燒攤上的鹵味都一律是用醬油鹵過的了。羊糕有兩種，一種是紅燒后凍成糕，切成二寸長、一寸寬，二三分厚的長方形的片的。高郵人家制的都是這一種，你記得不錯。上海、蘇州和北京的稻香村賣的也是這一種。另一種是白煮凍實的。這種羊糕大概是山羊肉做的。煮時帶皮。凍時把皮包在外面，內層是肉。切成片，外層有皮，形如，叫做“城門卷子”。“卷”即橋梁發卷的卷，讀宣字去聲。這種羊糕也叫“冰羊”，以別于白煮熱吃的“湯羊”。羊肉白煮味道遠比紅燒好。我有時到冬天自己做了“白卷羊”，凡吃過的都以為甚佳。豬頭肉各部分是有專名的。不過高郵人拱嘴即叫拱嘴，耳朵即叫耳朵。舌頭的舌與“蝕”同音，很多地方都避諱。無錫的陸稿薦叫做“賺頭”，與四川叫做“利子”一樣，都是反其義而用之。廣東人也叫做“利”，不過他們創造了一個字“脷”，我初到廣東館子看到“牛脷”即不知為何物，端上來一看，是牛舌頭！昆明的牛肉館給牛舌起了一個很費思索的名稱，叫做“撩青”！不過高郵人對動物的舌頭沒有這樣一些曲里拐彎的說法，一概稱之為：口條。

你發表在《現代作家》上的隨筆我看了，很好！這種Essay現在很少人寫了。我最近也寫了五篇這樣的東西。三篇昆明憶舊，已寄給《滇池》。另外兩篇給了《北京文學》。一篇是談北方的水母娘娘的。還有一篇和四川省有點關系，題目是《葵?薤》。原來《十五從軍征》里“井上生旅葵”的葵即冬莧菜；《薤露》里的薤即藠頭。這兩篇如發表，你可以看看。

《晚飯花集》去年十月即已交稿，人文原說今年四月可出書。不料到了六月，他們才發到印刷廠，估計今年都不一定出得來。

我今年只寫了一篇小說，《日規》，給了《雨花》。為了應付國慶三十五周年獻禮節目，得看一些劇本，時間都被碎割了。我寫長篇，本來是一句玩笑話，不料被人信以為真。好在寫不出也不會殺頭，好事者愛傳就讓他們傳去吧。

你的病能否想法治治？你現在是不是也常噴藥？我還好，只血壓有時偏高。

畫了一張殘荷，寄給你補壁。

候安！

曾祺（一九八四年）七月六日

附：詩外功夫 楊汝絅

（《紅巖》1985年第1期）

老作家汪曾祺的小說，寫舊社會的鄉風土俗有很厚實的生活積累。但就連他那樣的小說，也被我找出些漏洞來了，我不免暗自有些得意。

一得意，就寫了封信，向他提出質疑。

那是我在病休中重讀短篇小說《異秉》之后的事。汪曾祺在《異秉》里寫了一個擺熏燒攤子的王二的故事。這王二，和汪曾祺，和我，都是老鄉——江蘇高郵人，所以我自問我的讀者意見還是有一定的權威性的，說起來不登大雅之堂，我提出的幾點質疑，范圍都不出我們的貴同鄉王二的熏燒攤子。熏燒，在四川許多地方都叫“燒臘”。

我向汪曾祺提出的質疑如下——

其一，《異秉》里寫到：牛肉，兔肉，都是“五香加鹽煮好，外面染了通紅的紅曲”。疑誤。就我所見，則熏燒的引人涎饞的褐紅色，是從鹵鍋里揭起來時就有的，它來自醬油的顏色，至今我家自制熏燒，還必在鹵水里加醬油。

其二，王二的攤子，入冬以后還賣一種“美味羊糕”：“帶皮白煮，凍實，切片，加青蒜、辣椒糊，還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蘿卜絲（據說這是最能解膻氣的）。”羊糕，四川好像沒有，實際上就是羊肉凍，連湯帶肉凍在一起，再切成糕狀。我早先在家鄉吃過，記得湯是紅湯，并不是像《異秉》所寫的那樣“白煮”。

其三，這王二的攤子還賣豬頭肉。《異秉》里有云：“拱嘴，耳朵，臉子——臉子有個專門名詞，叫‘大肥’。”其實，何止是臉子有專門名詞，我想汪曾祺大概不曉得：豬頭上的各部分，比知在我們四川，就各自都有“專門名詞”的。

我興之所至地寫了以上三條，心想，汪曾祺看了，一笑置之可也。而不料，很快來了回信，竟有半封信是回答我的質疑的。

回信一開頭就鄭重聲明：“王二的熏燒制法確實如我所寫的那樣。”

關于牛肉兔肉加鹽白煮之后染以紅曲的問題，汪曾祺在回信中寫道：“這種煮法另有一種香味，肉比較干，有嚼頭，與用醬汁鹵煮的味道不一樣。”接下去又補充道：“這種做法，現在似已改變。前年我回高郵，見熏燒攤上的鹵味都一律是用醬油鹵過的了。”

這是對我的“其一”的回答，原來如此。關于“其二”即羊糕的制法，回信寫道：“羊糕有兩種。”汪曾祺說：一種是紅燒后凍成糕，“高郵人家制的都是這一種，你記得不錯。上海、蘇州和北京的稻香村賣的也是這一種。”

另一種呢？“另一種是白煮凍實的。這種羊糕大概是山羊肉做的。煮時帶皮。凍時把皮包在外面，內層是肉。切成片，外層有皮，形如，叫做“城門卷子”。“卷”，……讀宣字去聲。這種羊糕也叫‘冰羊’，以別于白煮熱吃的‘湯羊’。”這樣介紹完之后，還補敘了一句：“我有時到冬天自己做了‘白卷羊’，凡吃過的都以為甚佳。”

這已經可以說是一篇《羊糕小品》了，所以我抄引得多一些，以存其風貌。“讀宣字去聲”的那個“卷”字，我想或者該寫作“楦”，“讀宣字去聲”，從附圖的形象看，那也和制鞋工人用的楦子很相像。至于羊肉帶皮，想來當是象四川人所謂“燙皮”那樣，羊宰殺后不剝皮，而以沸水燙去其毛。

大概是筆滑起來，談到“其三”時，回信就寫得更放開了——豬頭肉各部分是有專名的。不過高郵人拱嘴即叫拱嘴，耳朵即叫耳朵。舌頭的舌與“蝕”同音，很多地方都避諱。無錫的陸稿薦叫做“賺頭”，與四川叫做“利子”一樣，都是反其義而用之。廣東人也叫做“利”，不過他們創造了一個字“脷”，我初到廣東館子看到“牛脷”即不知為何物，端上來一看，是牛舌頭！昆明的牛肉館給牛舌起了一個很費思索的名稱，叫做“撩青”！不過高郵人對動物的舌頭沒有這樣一些曲里拐彎的說法，一概稱之為：口條。可以說，汪曾祺的這封回信給我的暗自得意澆了一點冷水，但是我很高興于這場問難的失敗，也高興于自己的若有所悟——

當然，汪曾祺的小說使許多讀者感到風味別具的原因不只是這個。但是，這種雜學旁搜的廣泛的生活興趣和知識，不也是使汪曾祺小說“有味道”的一個重要原因嗎？作家的這門學問，不是單靠讀書就能得到，讀書當然也可以補一點這些知識之不足。孔夫子都說過讀讀詩也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哩，不過“識名”是一回事，親自見過和嘗過“城門卷子”又是一回事，親知總是更實在些的，寫小說用到這樣的知識也才更有把握。我想起陸文夫寫的《美食家》，鄧友梅寫的《煙壺》，我不相信他們單憑讀材料和采訪就能寫得出來。孔夫子還說過一句很有道理的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我看汪曾祺寫縣城小店、寫寺廟生活、寫孵雞放鴨、迎神賽會、民間繪畫，寫“閑挑野菜和根煮”，寫舊時南京城外趕驢子的光腳小姑娘“戴得一頭的花”……寫與此相關的下層社會的各色人等，他不僅是“知之”，而且是“好之”“樂之”的，不然的話，怎么會寫得那么情趣盎然？

不錯，“尺有所短”，任何作家也不可能天上事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全知。汪曾祺要是寫引灤入津，他會寫不過李延國，要是寫自衛反擊戰，他會寫不過李存葆；就是舊社會的事，要是寫苗民，寫水手，寫大兵，他恐怕也寫不過他的老師沈從文……但是他有一個獨特的庫藏，有他自己的地盤，在他熟悉的那個天地里，他能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使我這個忝為同鄉的讀者存心挑漏眼也終于挑不出。在他那個反映生活的領域里，他是主人。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說的是對待學問和事業的正經事，但是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把對客觀世界的印象和認識化為津津樂道的體驗，這不就是學問？這不就是事業？

我讀了蘇叔陽的《故土》，后來看到有讀者寫信指出：《故土》寫打針，先用棉簽擦酒精，既而擦碘酒，這不對，應該是先碘酒而后酒精。我這個老病號也常打針的，可我讀《故土》就不曾看出這個失誤，就是讀者已經指出來了我也還鬧不清在哪章哪節。我愛人酷愛養花，家里朝夕相處的盆花總不下一二十種，幾年下來，我叫得出名目的還只有茉莉、石榴、梔子花這么三幾種。前幾天大風，我問愛人：“你那盆‘高花’從涼臺上搬進屋來了沒有？”我愛人乃就我連晚香玉都叫不上來大大嘲笑了我一通。這說明我不行。其實弄清搽碘酒和酒精孰先孰后和舍下的花盆里有些什么花，都絕非難事。我之所以連“知之”都做不到，也因為我還沒有“好之”“樂之”的緣故。作“樂之者”，就是在生活中作有心人。心不在焉，就會視而不見，視而不見，那就想下“詩外功夫”也下不了，結果也多半還是少有所得或者無所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