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的崛起與楚文化的興盛

近代考古學興起，把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追溯到了差不多一萬年前，但荊楚地區(qū)的開發(fā)，主要在春秋以后。楚國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重要的諸侯國，不僅對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格局有重要影響，對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文化發(fā)展，也有重要貢獻。

《左傳·昭公十二年》載右尹子革見楚靈王說：“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熊繹是楚國第一任國君，據新出土的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楚簡《楚居》載，熊繹受周成王封建于夷屯的丹陽，建國之初，建了祖廟，竟然找不到祭祀的牲畜，因此跑到鄀國去盜了一頭還沒長角的小牛，又怕被鄀國小牛的主人發(fā)現(xiàn)，連夜宰殺小牛后祭祀。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人欒武子說：“訓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是楚國第十四代君主，公元前791年至公元前764年在位；蚡冒是若敖之孫，楚國第十六代君主，僭稱楚厲王，公元前758年至公元前741年在位。從楚厲王開始，楚國通過發(fā)動戰(zhàn)爭，擴張國土，迅速崛起。公元前741年，楚厲王去世，楚武王熊通弒其兄楚厲王之子，自立為君，在位50年，不斷蠶食漢水流域的西周封國，楚國一躍成為春秋時期南方霸主。

楚莊王去世以后，公元前590年，楚莊王之子楚共王即位，楚共王只有十歲左右，共王的叔父令尹子重專政，因子重與楚國賢臣屈巫有隙，楚共王元年，屈巫偕在陳國和陳國君臣鬧出不少緋聞并導致楚王滅陳的夏姬逃亡晉國，子重誅殺屈巫族人，屈巫遂改名巫臣，又稱申公巫臣，這就是著名的“楚才晉用”的典故。巫臣建議晉國聯(lián)合吳國對付楚國，戰(zhàn)國末期，楚國為吳國所滅，幸賴秦國之救，沒有亡國。公元前575年，楚國進攻鄭國，晉國在鄢陵打敗楚軍，楚共王逃跑，楚令尹子重逼司馬自反自殺。從此以后，楚國失去了進攻中原的能力，晉楚爭霸告一段落。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去世，公子招繼位，是為楚康王。楚康王在位15年。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去世，楚康王之子楚郟敖即位。楚郟敖四年，公元前541年，郟敖二叔公子圍弒殺楚郟敖，自立為君，是為楚靈王。楚靈王不但窮奢極欲，而且極其殘暴，公元前529年，楚國人造反，趕楚靈王下臺，楚靈王在逃亡途中自縊身亡。楚靈王的小弟蔡公棄疾殺了靈王二子，自立為王，是為楚平王。楚平王寵信奸臣費無忌，奪太子建的未婚妻孟嬴，還誅殺了伍子胥的父親伍奢和兄長伍尚，伍子胥逃亡吳國。公元前506年，伍子胥與孫武滅楚，此時楚平王已死，其子楚昭王在位，楚昭王逃亡隨國。楚臣申包胥求見秦哀公，七日不食，日夜哭泣，《史記·伍子胥列傳》載，秦哀公說：“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吳敗走，楚昭王返國。

吳滅楚以后，南方開始了吳越爭霸的歷史，而楚國在春秋時期一蹶不振。到了戰(zhàn)國時期，三家分晉，田氏篡齊，晉國衰落，秦國一國獨大。

楚國雖然在軍事上衰落了，但是，隨著屈原和宋玉的出現(xiàn)，楚國在文化上有了獨樹一幟的機會。

齊梁時期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說：“春秋以后，角戰(zhàn)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于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郁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lián)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云。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匹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這里提到戰(zhàn)國時期的重要文化人中，荀子在齊、楚兩地都生活過，而屈原和宋玉，則是楚國文化的標志性人物。

屈原的文化意義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是這樣描述屈原的：“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原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偉大詩人。他的影響不僅僅在中國，在國際上也是最具影響力的詩人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確定中國詩人屈原與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法國作家拉伯雷、古巴作家何塞·馬蒂為世界文化名人。2009年，以紀念屈原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端午節(jié)及其傳說進入“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這標志著屈原不僅僅是世界文化名人，同時，他的作品及精神價值，也是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對屈原的文化探索，是自戰(zhàn)國時期以來，兩千多年間屈原研究最為核心的內容。戰(zhàn)國宋玉，西漢劉安、司馬遷，東漢的班固、王逸等，確立了屈原作為一個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賢人”形象。這個歷史定位，成為屈原形象的最基本的內涵。清廉、忠信、賢人，既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人對各級官員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國古代人對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歷史原因。

今天，我們重新思考屈原的形象所蘊含的文化意義，至少有以下幾點，仍然是值得重視的：

第一，正道直行的人生態(tài)度。屈原《離騷》中兩次提到“求索”：“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求索本來指貪婪，《韓詩外傳》載，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jié)，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韓非子·八奸》說：“明君……其于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韓非子·孤憤》說：“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屈原的“求索”，是求索正道，屈原賦予了“求索”新的內涵。

第二，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離騷》說：“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惜往日》說：“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屈原的憂國憂民，體現(xiàn)了深沉的愛國主義關懷，同時，也是以傳承先圣道統(tǒng)為基礎的。他提出的“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是我們今天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

第三，追求美政的堅貞信仰。《離騷》說：“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鋪。”屈原的理想，是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道，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內容。

第四，九死不悔的底線意識。《離騷》說：“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以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論語·衛(wèi)靈公》載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大學》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孔子、孟子等思想家之所以與商鞅、張儀、蘇秦等人不同，就是他們堅持理想不動搖，以天下為己任，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法家、縱橫家以飛黃騰達、光宗耀祖為目標，投君主所好，雖然可以得到一時之利，但就長遠來看，這是把國家和社會引向深淵的邪路，這也是被歷史所反復證明了的。

唐人羅隱《渚宮秋思》說：“楚城日暮煙靄深，楚人駐馬還登臨。襄王臺下水無賴，神女廟前云有心。千載是非難重問，一江風雨好閑吟。欲招屈宋當時魄，蘭敗荷枯不可尋。”宋玉和屈原一直聯(lián)系在一起，宋玉是賦文學的開創(chuàng)者，但20世紀以來，人們在肯定屈原人格高大的同時，開始質疑宋玉的人品問題。在戰(zhàn)國時期，宋玉是楚王的一位文學侍從之臣，但這個時期的文學侍從，并不是專門為了娛樂君主的，實際上更多是扮演一個諫官的角色。宋玉和楚王的關系非常密切，也基本上是融洽的。我們現(xiàn)在屈宋并稱，不是說宋玉也是如屈原一樣的英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談到了宋玉不敢“直諫”，這也不是說他人品不高潔。英雄的人品當然是高潔的，但我們普通人雖然不是英雄，也可以有高潔的人品，也可以是高尚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屈原與端午習俗

端午節(jié)的起源，其歷史可能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一般稱為“五月五日”，專稱“端午”，則可能較晚。有人認為“端五節(jié)”之所以叫“端午節(jié)”，是因為原來的端五節(jié)選擇在五月的第一個午日。也有人認為因周歷建寅，即以正月為寅月，五月為午月，所以“端五”又稱“端午”。這兩種說法，可能都缺乏說服力。

生活在三國時期至西晉的周處曾著有《風土記》一書，記載各地習俗，其書已軼亡，晚唐人李匡乂《資暇錄》（又名《資暇集》），其中載有《風土記》關于“端午”應該為“端五”的說法：“端五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焉。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并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五日。’豈三十年端五之義別有見耶。”或許，“端五”變?yōu)椤岸宋纭保瑑H僅是傳習之訛而已。

又南朝梁代人宗懍著有《荊楚歲時記》，記述荊楚農事、治病、祭祀、婚嫁等民俗及故事，其中說：“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床薦席及忌蓋屋，五月五日謂之浴蘭節(jié)，四民并蹋百草之戲，采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以菖蒲或鏤或屑以泛酒，是日競渡，采雜藥，以五彩絲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鴝鵒教之語。據信是隋人杜公瞻所作的《荊楚歲時記》注說：“按《異苑》云：‘新野庾寔嘗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兒死在席上，俄而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始于此。《風俗通》曰:‘五月上屋,令人頭禿。’或問董勛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見影，魂便去。’勛答曰：‘蓋秦始皇自為之禁，夏不得行，漢魏未改。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鄭玄以為順陽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與禮反。敬叔云見小兒死而禁暴席，何以異此乎。俗人月諱，何代無之，但當矯之歸于正耳。”《異苑》是南朝劉敬叔所撰，內容以記載奇聞逸事為主，《風俗通》即《風俗通義》，東漢泰山太守應劭著，記錄漢代民俗，其中有大量的異聞傳說。董勛為晉議郎，有《答問禮俗》。

又杜公瞻注《荊楚歲時記》說：“按《大戴禮》曰：‘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今謂之浴蘭節(jié)，又謂之端午。蹋百草即今人有斗百草之戲也。”這說明在隋代，端午節(jié)已經被稱為“端午”了。

按《藝文類聚》四《歲時部》引《大戴禮記·夏小正》說：“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也。”又唐韓鄂《歲華紀麗》說五月是“浴蘭之月”，宋吳自牧《夢粱錄》說“五月重五節(jié)，又曰浴蘭令節(jié)”。這說明五月端午節(jié)本來是沐浴之節(jié)，其習俗應該起源于避夏日病蟲瘟疫之害，禳邪驅蚊，是與天氣濕熱的變化聯(lián)系在一起的。正因此，端午節(jié)和夏至節(jié)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今日端午節(jié)習俗掛似劍之草菖蒲，懸白艾，系彩絲，佩香囊，戴虎形飾物艾虎，喝雄黃酒，其目的為驅蚊、殺菌、辟邪、止惡氣，都應該體現(xiàn)的是端午節(jié)原始的意義。

西晉史學家司馬彪《續(xù)漢書·禮儀志》認為五月五日節(jié)日來自于夏代以來的夏至節(jié)，節(jié)日來臨時人們常用朱索、五色印門飾止惡氣。而五月作為“惡月”的說法，也與這個時間段開始的病害相關，所以，五月五日又被認為是“惡日”，是日若生孩子，將會危及家族，有被遺棄的危險。《風俗通義·彭城相袁元服》載，“今俗間多有禁忌，……五月生者，以為妨害父母。”《史記·孟嘗君列傳》載齊宣王庶弟說田嬰有子四十余人，孟嘗君田文是田嬰賤妾所生，生日當五月五日。田嬰令田文之母不養(yǎng)田文，其母偷偷養(yǎng)大田文。田文成人后見其父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孟嘗君田文后來名滿天下，光大田嬰一門，可見惡日所生孩子不吉祥的說法并不可靠。

自漢代以來，端午節(jié)的活動，更多的是與屈原聯(lián)系在一起了。

屈原博聞強識，正道直行，一心希望楚國繁榮富強，人民有幸福快樂的生活，但是，楚王和楚國的權臣們不能容納屈原，屈原在悲憤之中，創(chuàng)作了《離騷》等作品，并最終自沉汨羅江。1922年11月3日，梁啟超先生在東南大學文哲學會上發(fā)表了《屈原研究》之講演，梁啟超認為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中國歷史上表現(xiàn)個性的作品，頭一位就是屈原的作品。梁啟超認為，屈原以其自殺，表現(xiàn)出對社會、對祖國的同情和眷戀，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勢力妥協(xié)的決心，因此，屈原的自殺使他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梁啟超把屈原的“清廉”“忠信”，表述為熱愛人民，熱愛社會，對社會和祖國的同情和眷戀，以及不愿意向黑暗勢力妥協(xié)的決心，這個概括是準確的。屈原高潔的人品和不愿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的勇氣，受到了歷代中國人的崇敬，這也是端午節(jié)的主題逐漸演變?yōu)榧o念屈原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