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室是個神奇的地方，許多殘損的古籍在這里經過修復師的巧手而重獲生機。2015年入藏國圖的18包西夏文獻，經過4年多的努力，已修復12包80余件。“離全部修復已經不遠了，剩下的都是修復難度很大的，還要繼續研究修復方案，寧可慢一點，也要穩妥。”國圖古籍館副館長薩仁高娃說。

2015年入藏國圖的這批西夏文獻是近年來發現的數量最大、內容最豐富、版本與裝幀類型最多的西夏文古籍文獻，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和學術價值。西夏一直被視為一個神秘的王朝，存世文獻稀少，因此，每一次西夏文獻的出土都意味著打開新的學術之門。如今，在國圖的悉心修復下，曾經破碎如絮的書頁拼合完整，曾經粘連的書頁漸次打開。

修復后的古籍書頁

發現珍貴文獻，緊急收購、最快入藏

2015年5月的一天，國圖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打來的電話，他得知有書商要出售一批西夏文古籍，他從照片上初步判斷可能是真品，建議國圖盡快派人與書商聯系，爭取入藏國圖。

“無論從保護文物還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這批文獻入藏國圖都是最好的歸宿。”史金波說。早在上世紀70年代，史金波就曾利用國圖收藏的20余卷100余冊西夏文獻，開啟自己的學術生涯。那批出自寧夏靈武的西夏文獻是1929年入藏北平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的，當時圖書館十分重視，認為“此項經文從未見于著錄，最為稀世之珍函，應集中一處，供學者之研究”，于是不惜重金購買，成為國內西夏文獻最大藏家。

但與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獻相比，國內的西夏文獻仍然稀少。“當年國力衰弱，這批文化寶藏流落異國，‘文歸海外，史在他邦’成為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今天我們決不能讓這樣的歷史重演。”薩仁高娃說。

接到史金波的電話后，國圖立刻開會研究決定購入。薩仁高娃和少數民族語文組組長全桂花乘坐一夜的火車來到銀川，史金波正在當地參加一個學術會議，3人一起與書商見面。

眼前落滿灰塵、帶著泥垢甚至嵌著谷粒的古書讓他們感到驚喜，除了8冊較為完整的西夏文書籍，還有數百頁殘頁。史金波初步判定，這批文獻均系真品，有很多珍稀善本。其中既有國內罕見的西夏童蒙讀物《碎金》，也有國內首見的西夏諺語集《新集錦合辭》，此外還有寫本《三才雜字》和品類豐富的西夏文佛經。

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在黑水城遺址曾經發現兩種《碎金》抄本和一種《新集錦合辭》，可惜均被盜取。因此，如果此次收購順利，《碎金》與《新集錦合辭》將填補國內的典藏空白。

與書商最終達成一致后，拿到這18個包袱的古籍，薩仁高娃和全桂花的心情卻不輕松。按照國圖的規定，文獻一旦購入，就不能離身，而且必須至少兩人同時看守。那天晚上，薩仁高娃和全桂花在賓館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們搭乘最早的航班返回北京。“本來按照規定，攜帶重要文獻不允許坐飛機，但當時生怕有變，經館領導批準，我們坐飛機回京。在過了安檢的那一刻，懸著的心才安定下來。”薩仁高娃說。

從決定收購到入藏，不到一周，這批西夏文獻創造了國圖入藏最快的紀錄。

修復前的古籍書頁

修復難度極大，既需經驗也要靠科學

這批西夏文獻入藏國圖，有力地保證了文物的安全。但擺在國圖眼前更加急迫的任務是修復。歷經800多年，這批文獻盡管總體保存狀態較好，但不少殘頁乍看上去如同廢紙，有的揉成一團，有的粘連在一起，如同磚頭，上面還帶著泥土、沙粒。有的紙張脆化、絮化嚴重，不要說翻看，就是輕輕吹一口氣或打個噴嚏，都可能使其灰飛煙滅。

“從修復難度來說，這次比十幾年前那次修復西夏文獻的難度還大。”在國圖從事古籍修復工作40年的資深修復師劉建明說。2003年，國圖啟動西夏文獻修復工程，從調研、論證到確定修復方案，歷時一年，是我國第一次大規模對西夏文獻進行修復。修復方案確定了修舊如舊、最小干預和可逆性三原則，并在修復過程中全程記錄每一步驟，為將來的修復工作打下基礎和提供經驗。劉建明參加了當年的修復工程，13年后他成為新入藏西夏文獻修復小組的負責人。

2003年修復的那批西夏文獻以佛經為主，裝幀方式以經折裝為主，而新一批西夏文獻既有佛經也有其他古籍，裝幀方式更加多樣。為了穩妥，每一件文獻在修復之前都要專門召開專家會議，共商修復方案。史金波、黃潤華等專家全程參與，熟識西夏文的史金波對于破碎的殘頁如何綴合，能發揮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古籍修復考驗耐心與細致。劉建明說，最難的一張殘頁他修了兩個星期。還有一張殘頁，雙面都有字，因此不能按照傳統的在背面加紙托裱的方式修復，劉建明創造性地在殘頁四周加上了一個厚紙做成的框子，這樣既不影響兩面的文字，翻閱的時候又不必用手接觸古籍，一舉兩得。

劉建明說，古籍修復既要經驗，也要依靠科學，修復過程嚴謹而細致，每一個步驟都需要記錄，每一個步驟都應是可逆的。首先要檢測紙張，檢測其酸堿度、纖維種類、厚度等，為接下來的具體修復做準備。修復用紙要顏色相近而略淺、厚度相似而略薄，就連簾紋這樣通常很難為人察覺的細節也要盡量相近。這樣修復出來的古籍渾然天成，清晰可辨又保持了原貌。

修復師謝謹誠從事古籍修復工作已8年，經手修復的重要古籍不少，但修復這批西夏文獻仍然讓他感到驚喜。“首先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這批古籍的紙張的酸堿度偏于中性，基本沒有酸化，蟲蛀也不算嚴重，只是絮化比較厲害，紙張還很有韌性。以往我們修復的古籍大都因潮濕而受損，像這樣紙張還有韌性的古籍很少。其次是發現了縫繢裝這種罕見的裝幀方式。歷史上縫繢裝的書籍很少見，但這次發現了6頁，是我國書籍裝幀方式演變的重要實物。”

有一件古籍給謝謹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人在這本書上也留下了修復的痕跡，但顯然技術不太講究，修復用的紙是有字的，就硬生生糊在封皮上。經過謝謹誠噴水、拆書、揭取，這些有字的紙露出了真面目。有同事和他開玩笑：“你修一個書皮修出來6件文獻。”

截至2019年12月底，已經修復好的西夏文獻共計12包80余件，全部西夏文獻計劃今年修復完畢。

圖為修復后的古籍書衣托紙

圖為修復前的古籍書衣及托紙

同步研究解讀，提供新的史料和維度

學者們對這批新入藏的西夏文獻的研究與解讀，與修復幾乎同時展開。史金波驚訝地發現，其中一份文獻與歷史影響深遠的“涼州會盟”有密切關系，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新的佐證。

史金波說：“過去對涼州會盟漢文、藏文、蒙古文的記載，多是后人追述記載。這份文獻是另一種民族文字的記載，從一個新的維度提供了新的歷史視角。并且這是當時的實際記錄，不是后人編寫追述，更顯真實可信，具有特殊的文獻價值。”

歷史學家的任務之一是在歷史資料中尋覓、挖掘對自己研究課題有價值的史料，有條件的還要開拓新的資料來源。史金波曾親自參與《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再生性回歸，還集合國內力量整理出版了《中國藏西夏文獻》，他說：“近些年的西夏研究發掘了大量新的資料，使西夏研究峰回路轉，大大推動了國內外的西夏研究。”

（本文圖片由國家圖書館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