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學書寫疫情，抵抗遺忘。柳友娟 制圖

災害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嚴峻的挑戰，與災害抗爭是人類必須面對的一個永恒考驗，因此，災害也理所當然成了文學表達的一個重要內容和主題。

中華大地上流傳的許多神話都與災害相關，“精衛填海”“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反映了遠古先民與災害抗爭的頑強斗志。《詩經》就有了對地震的形象描寫，“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唐代白居易的《大水》描寫了大水摧毀城池，給百姓帶來巨大災難；宋代蘇舜欽的《吳越大旱》描寫了嚴重的旱災引發大面積的瘟疫，死人無數；清代易翰鼎的《大雨雹》描寫了咸豐六年的冰雹之災……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這樣的文字不絕如縷。

贊美激情，也需要冷靜的審思

在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中，更是留存了一次次疫情籠罩下文學的激情表達。那些文字所訴求的正是文學與社會現實、文明進程的緊密相連和心氣相通。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全國上下眾志成城抗擊疫情，文學也應投身于這場驚心動魄的戰役，為戰勝疫情投注一份文學的力量。中國作協所屬單位和各地作協發出倡議，號召文學工作者展開抗疫主題文學創作，記錄國人眾志成城抗擊疫情，記錄那些奮戰在一線的工作者的動人事跡和無畏精神，用優秀的文學作品來激勵人心、鼓舞士氣。

我們欣喜地看到文學工作者紛紛拿起手中的筆，用不同的形式來記錄與書寫這場“戰役”，創作出詩歌、散文、小小說和非虛構文學作品等大量文學作品，如陳先義的《致敬鐘南山》、黃亞洲的《我只能讓我的心，跟隨你們去武漢》、馮光輝的《這個季節》、王學芯的《站在高樓窗口》、馮亦同的《戰瘟神》、劉仁前的《最美的聲音在春風里響起》等等，表現出文學工作者的情懷與擔當。目前，在各種媒體平臺發表的抗疫文學作品多達數十萬，特別是詩歌創作出現了井噴現象，這股創作熱潮還會隨著疫情的持續而延續一段時間。

我們贊美這種創作的激情，我們更需要對抗疫文學進行冷靜的審視與思考：如何認識這種特殊時期的文學創作現象，如何看待和評價這些抗疫主題的文學作品，怎樣創作更多的文學精品？畢竟，這樣的審思會比激情更耐得住時間的檢視、更有益于文學的發展。

不同于常態文學的獨特品格和理論特征

抗疫文學屬于一種突發形態的災害文學。面對這場全國人民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戰斗，抗疫文學集中書寫了這場戰役下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風貌。因此，這種伴隨著突發疫情而催生的文學具有非常時期的共性，和以往寫于“非典”、汶川地震、南方雪災情形之下的災害文學屬于同一個家族，有著不同于常態文學的獨特品格和理論特征。

首先，在寫作題材上，抗疫文學聚焦當下現實疫情，集中講述抗擊疫情的中國故事。“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發表重要講話，號召文學創作要貼近實際，把握時代脈搏、反映社會現實。“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于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課題。”廣大文學工作者立足當下抗疫的嚴峻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描寫抗疫戰線的感人事跡，描繪出一幅幅眾志成城抗擊疫情的壯麗畫卷。鐘南山、李蘭娟、張定宇、李文亮、張文宏，勇敢逆行的醫務人員……這些感動億萬中國人的人物，不斷出現在無數詩人的筆下，各種溫暖贊美的語句紛紛涌來，表達人們對這些英雄的致敬。

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同題材甚至同題目的作品，原因有多種。

一是創作者情動于衷有感而發的需要。面對突發的大疫大難，人們有太多的情感要傾訴，太多的理解與感悟要抒發，太多的悲傷與痛苦要撫慰，文學便成為人們宣泄的工具之一，以至于大多數創作者根本無暇顧及題材的取舍及作品的命名問題。

二是受題材決定論的影響，一些創作者認為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具有重大影響的災害事件，在題材上必然要優先于那些無關痛癢的生活瑣事，題材的等級序列預先決定了文學作品的價值。在這種創作心理的支配下，一些作者就可能忽視日常生活中的小災小難，偏愛表現重大的災害，之前的唐山大地震、“非典”、汶川地震、2008年南方雪災時，也都是如此。

三是大多數作者并沒有機會親臨災害現場，大多是通過報紙、電視、網絡等媒體間接地獲取疫情的有關信息，對那些反復報道與渲染的信息就會不約而同地格外關注，創作時難免會出現“撞車”現象。比如，很多詩歌都贊美了鐘南山、李蘭娟、張定宇等英雄人物，所寫的內容幾乎差不多，給人的感覺類似于電視新聞畫面的聚焦與定格。

為什么偏愛塑造英雄

抗疫文學為什么偏愛塑造英雄？

一是現實生活中涌現出了一大批抗疫防疫英雄，在病毒肆虐之際，他們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不顧個人安危奔赴一線，他們的英雄事跡令人激動感佩。對此，作家在寫作時只是如實地記錄下來，自然地形成于筆端。二是受古代神話救災英雄原型的影響。遠古先民面對嚴酷的自然環境，創造了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女媧補天、夸父逐日等抗擊災害的英雄神話，表現了人與災害頑強斗爭的精神。大禹、后羿、女媧、夸父這些神話英雄原型積淀在民族文化的深處，歷朝歷代一些大的天災中都呼喚這樣的英雄出現，抗疫文學對塑造英雄人物的偏愛中顯然有古代文化基因的烙印。

其次，抗疫文學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抗疫文學高揚現實主義精神，以抵抗的姿態積極介入當下生活，除了具有文學的審美功能之外，還具有凝聚人心、記錄歷史、反思災難、進行心靈撫慰與救贖等文化功能。

一些人對抗疫文學的評價不是太高，因為他們過多地從審美功能來考量抗疫文學的價值，看不到抗疫文學宣泄疏導悲傷、壓抑情緒的積極作用，對抗疫文學的審美治療與救贖功能存在認識盲點。

比如，有些人對此次疫情引發的詩潮感到驚訝和不理解，對抗疫詩歌的藝術性頗有微詞并喋喋不休。嚴峻的疫情牽動著所有人的心，人們心中的感動、悲憫、痛苦、憤怒等感情被大大地激發起來，許多人抑制不住內心的情感，情不自禁拿起筆寫下自己疫情中的感受。其中不乏“草根”詩人，他們之前可能根本就沒寫過詩，也沒想過要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促發他們寫作的就是內心情感的驅動，而詩歌這一體裁短小精悍，能夠及時反映現實生活，是文學體裁中最適宜抒情言志的載體，于是在各種媒體的強勢推動下，掀起了一股“抗疫詩潮”。

把文學的療救功能凸顯出來

這些詩歌，本質上是中華民族集體情緒的儀式化表達，宣泄了一種發自民間的群體心理情感。人們借助這些詩歌的寫作和閱讀，傳播愛心和堅強，撫慰內心的傷痛，情感得以移情和升華。

軍旅詩人王久辛的詩作《這些高尚的人——寫給解放軍奔赴武漢抗新冠肺炎的戰友》，是此次“抗疫詩潮”中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詩中，他以獨特的視角、敏銳的詩思、深沉的情感，謳歌了在抗擊疫情前方的戰友。“我寫詩，一貫是為感動而寫。在動筆之前，我一直琢磨著他們身上極其珍貴、極其稀缺的東西，特別閃光。這種閃光，在平時是看不見的，他們就是平常的人，但是在大災大難面前就展現出來了。詩歌是精神的稀有元素。我首先是自己感動了，然后才寫了這首詩。”

武漢詩人羅秋紅認為：“精神的力量是無限的，寫詩的過程，是對內心抑郁的一種救贖。”龔錦明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寫詩對重大災難沒什么（救援）作用，但它是支持我們的精神力量。”因此，對于疫情中的武漢詩人來說，寫詩就成為支撐他們的精神力量，詩歌成為一種審美的救贖。羅秋紅的《一只蝙蝠跑進客廳》、龔錦明的《急需品》、余修霞的《像一首詩，蜷縮在武漢封閉的懷中》、熊曼的《聲音從這座城市消失了》，這一首首詩歌陪伴詩人度過焦慮恐慌的日子，在與他人的朗讀分享中獲得些許的溫暖。

葉舒憲教授從人類學視野出發探究文學的治療功能，認為文學的發生同以治療為目的的巫醫致幻術有潛在的關聯。文學的原初功能不在于審美功能、教育功能或認識功能，而是治療功能。人類步入文明社會之后，文學內在的精神治療功能被有意無意地忽視和遮蔽了。而抗疫文學揭破了這層遮蔽，把文學的療救功能凸顯出來。

用文學書寫疫情，抵抗遺忘

“吃一塹，長一智”，反思功能是抗疫文學的應有之義。

面對這次疫情，很多文學作品通過以蝙蝠為書寫對象，來警示人類要對自然保持敬畏，關愛保護野生動物，擯棄不良的生活習俗，避免災害的重演或最大限度地降低災害所帶來的損傷。2003年，“非典”時期的果子貍就給我們上了沉重的一課，而當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小小的蝙蝠再次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從文化記憶的角度看，作為一種即時性的見證文學，抗疫文學還具有記錄歷史、抵抗遺忘的功能。災害文學的記憶功能，遠優于冰冷的歷史檔案與枯燥的數據材料，保留著無比豐富的歷史細節。試想我們經歷了多少大災大難，但留下來可供后人反思憑吊的東西有多少。因此，抗疫文學特別是一些非虛構的書信、日記、深度調查等所記錄下來的點點滴滴，那些防護服下堅定的眼神、隔離的小區、封閉的道路、悲壯的逆行、呼號的哭泣，可以讓我們重溫苦難深重的災難現場，時刻提醒并刺痛我們麻木的神經。

詩人谷禾認為，詩人面對突發的公共事件，自然會以詩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思考。“詩不僅是風花雪月，面對公共生活，有責任去介入和指證，這也是詩之為詩的存在價值。”作家陳啟文曾說過：“對于一場罕見的巨大的災難，我們真的需要一種誠實的記錄，我甚至希望，我寫下的每一個漢字都能夠成為災難的銘文，甚至成為一部關于災難的形象史。這是我無可逃避的責任。”用文學書寫疫情，抵抗遺忘，為人類面對災害時備足一份精神食糧，不要讓這種民族苦難重現，這是每個作家都無可逃避的責任。

（作者系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