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曹文軒：魯迅的影射和幽默

《經典作家十五講》，曹文軒著，河北教育出版社·胡楊文化 2020年3月版。

屁塞

何為屁塞？

《離婚》注釋作解：人死后常用小型的玉、石等塞在死者的口、耳、鼻、肛門等處，據說可以保持尸體長久不爛，塞在肛門的叫“屁塞”。

《離婚》中，地方權威人士七大人手中總拿“一條爛石”，并不時地在自己的鼻旁擦拭幾下。那勞什子就是“死人大殮的時候塞在屁股眼里的”屁塞。只可惜七大人手中所拿的屁塞剛出土不久，乃是“新坑”。這屁塞是七大人的一個道具、一個符號，它是與七大人的形象聯系在一起的，沒有這一屁塞，七大人也就不是七大人，其情形猶如某位政界名人手中的煙斗或是銜在嘴角的一支粗碩的雪茄。不同的只是，后者之符號、之裝飾，是對那個形象的美化——因有那支煙斗和雪茄，從而使他們變得風度翩翩、光彩照人，并顯出一番獨特的個人魅力，而屁塞在手，則是對那個形象的丑化。

丑化——這是魯迅小說的筆法之一。

除子君等少數幾個形象魯迅用了審美的意識（子君之美也還是病態之美：帶著笑渦的蒼白圓臉、蒼白的瘦的臂膊，配有條紋的衫子、玄色的裙），一般情況之下，魯迅少有審美之心態。與愛寫山清水秀、純情少女與樸質生活的沈從文、廢名相比，魯迅筆下少有純凈的人物和充滿詩情畫意的場景。這也許不是丑化，生活原本如此。禿子、癩子、肥胖如湯圓的男子或是瘦高如圓規的女人……魯迅筆下有不少丑人。在魯迅的筆下，是絕對走不出翠翠（《邊城》）、蕭蕭（《蕭蕭》）、細竹（《橋》）這樣的形象來的，他的筆下甚至都出不了這些漂亮而水靈的人名。這里也沒有太多漂亮或壯麗的事情，大多為 一些庸碌、無趣，甚至顯得有點惡俗的事情。雖有閏土（“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 了。”)，但到底難保這份“月下持叉”的圖畫，歲月流轉，那英俊少年閏土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并且由活潑轉變為木訥與遲鈍。

除《社戲》幾篇，魯迅的大部分小說是不以追求意境為目的的。中國古代的“意境”之說，只存在于沈從文、 廢名以及郁達夫的一些作品，而未被魯迅廣泛接納。不是魯迅沒有領會“意境”之神髓，只是因為他覺得這一美學思想與他胸中的念頭、他的切身感受沖突太甚，若順了意境，他就無法揭露這個他認為應該被揭露的社會之陰暗、人性之卑下、存在之丑惡。若沉湎于意境，他會感到有點虛弱，心中難得痛快。他似乎更傾向于文學的認識價值——為了這份認識價值，他寧愿冷淡甚至放棄美學價值。當然放棄美學價值，不等于放棄藝術。我們這里所說的“美學價值”是從狹義上說的，大約等同于“美感”，而與“藝術”并不同義。

從文學史來看，兩者兼而有之，相當困難，因為它們似乎是對立的。沈從文、蒲寧在創造了意境時，確實丟失了魯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銳利、深切、蒼郁與沉重，而魯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獲得這一切時，又確實使我們再也無法享受意境所給予我們的陶醉。后來的現代派為什么將筆墨全都傾注于不雅之物以至于使人“惡心”，也正在于它是以追求認識價值為唯一目的。美似乎與深度相悖、相克，是無法統一的，盡管事實并不盡然，但，人們感覺上認可了這一點。當下的中國作家雖然并未從理性上看出這一點，但他們已本能地覺察出這其中的奧妙，因此，在“深刻”二字為主要取向的當下，他們不得不將所有可能產生詩情畫意的境界一律加以清除，而將目光停留在丑陋的物象之上。魯迅與他們的區別是，魯迅是有度的，而他們是無度的。魯迅的筆下是丑，而他們的筆下是臟。丑不等于臟，這一點不用多說。

魯迅也許還是從現實中看出了一些詩情畫意，這從他的一些散文以及小說中的一些描寫上可以看出，但，像他這樣一個思想家，這樣一個要與他所在的社會決裂、與他所在的文化環境對峙的“戰士”，他會不得不舍棄這些，而將人們的目光引向存在著的丑陋，為了加深人們的印象，他甚至要對丑陋程度不夠的物象加以丑化。這大概就是魯迅的小說中為什么有那么多禿頭和癩頭瘡的潛在原因。

《離婚》及下文提到的《肥皂》都收錄在小說集《彷徨》中

鳥頭先生

《理水》中有一個滑稽可笑的人物，魯迅未給他名字，只叫他“鳥頭先生”。知情人，一眼便能看出，這是魯迅在影射顧頡剛。“鳥頭”二字來自“顧”一字。《說文解字》：“雇”，鳥名;“頁”本義為頭。

就單在《理水》一篇中，魯迅就影射了潘光旦（“一個拿拄杖的學者”）、林語堂、杜衡、陳西瀅等，《奔月》影射了高長虹，《起死》又再度影射了林語堂。《采薇》中有：“他也喜歡弄文學，村中都是文盲，不懂得文學概論，氣悶已久，便叫家丁打轎，找那兩個老頭子，談談文學去了；尤其是詩歌，因為他也是詩人，已經做好一本詩集子。”又有：“做詩倒也罷了，可是還要發感慨，不肯安分守己，‘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話總讓人生疑：又是在影射誰呢？至于說魯迅在雜文中影射或干脆指名道姓地罵了多少人，大概得有幾打了。當年，顧頡剛受不了，要向法律討一個說法。其時，魯迅在廣州，顧致函魯迅：“擬于九月中回粵后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望魯迅“暫勿離粵，以俟開審”。魯迅卻迅速答復：請就近在浙起訴，不必打老遠跑到廣東來，我隨時奔赴杭州。魯迅之手法，曾遭許多人抨擊，但他最終也未放棄這一手法。甚至在小說中，也經常使用這一手法。說魯迅的小說是又一種雜文，多少也有點道理。然而，我們卻很少想到：魯迅的影射手法，卻也助長了他小說的魅力。

“春秋筆法”，這是中國特有的筆法。借文字，曲折迂回地表達對時政的看法，或是影射他人，甚至是置人于死地，這方面，我們通過千百年的實踐積累了豐厚的經驗，甚至摸索出和創建了許多技巧（有些技巧與中國的文字有關，它們還是那些以其他文字寫作的人學不來的）。這一歷史既久，影射就成了一種代代相傳的慣用武器。在人看來，這一武器面對中國特有的社會體制， 面對特有的道德觀念和特有的民族性，是行之有效并且是很有殺傷力的武器。“旁敲側擊”、“含沙射影”、“指桑罵槐”……一部成語詞典，竟有一串成語是用來概括這種戰術的，久而久之，這一戰術成了普通百姓日常行為的一部分。若為某種說話不便的原因所制約，兩個中國人會在一種看上去毫無障礙的情況之下，依然暢達對話，一切的一切都不會明確指出，只是云山霧罩，用的是代稱、黑話之類的修辭方式。不在語境中的人聽了，直覺得一頭霧水，但對話的雙方卻心領神會。只可惜中國人說話的技巧，沒有用到外交事務上，卻用在了日常生活以及政治斗爭上。正是因為這樣一個文字上的傳統，所以到了“文革”，才會有將一切文學作品都看成是影射之作而大加撻伐、直至使許多人亡命的悲劇。影射之法，自有它的歷史原因，也就說，當初是因社會情勢逼出來的。但，后來，它演變成了中國人的一種攻擊方式、話語方式乃至成為一種心理欲求，影射竟成了一種生存藝術。

影射的最高境界自然是：似是非是。具體說，被影射者明知道這就是在攻擊他，但卻不能對號入座。若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就要講隱蔽——越隱蔽就越地道；就要講巧妙——越巧妙就越老到。這曲筆的運用，可以在前人的文字中找到無窮盡的例子。

影射之法，若從倫理角度而言，當然不可給予褒義，更不可給予激賞，但要看到它在藝術方面卻于無形之中創造了一番不俗的業績：它的隱晦（不得不具有的隱晦），恰恰暗合了藝術之含蓄特性。又因作者既要保持被影射者之形狀又要力圖拂去其特征、為自己悄悄預備下退路，自然就會有許多獨到而絕妙的創造，作品中就會生出許多東西并隱含了許多東西。魯迅將顧頡剛的“顧”一字拆解開來，演化為“鳥頭先生”，既別出心裁，又使人覺得“鳥頭先生”這一稱呼頗有趣味，若不是魯迅要影射一下顧頡剛，興許也就很難有這種創造。而有時因硬要在故事中影射一下什么，便會使讀者產生一種突兀和怪異：這文章里怎么忽然出來這樣一個念頭？便覺蹊蹺，而一覺蹊蹺，就被文字拴住了心思。

影射又契合了人窺探與觀斗的欲望。我們倘若去回憶我們對魯迅作品的閱讀體會，你得承認：他作品中的影射始終是牽著你注意、使你發生好奇心的一種吸引力。

時過境遷，我們不必再去責備魯迅當年的手段了——他使用這一手段，有時也是出于需要與無奈。更要緊的是，他將影射納入了藝術之道——也許是無意的，但在客觀效果上，它與藝術之道同工合流，竟在某些方面成全了他的小說。

從某種意義上講，凡小說都是影射——整體性的影射。

故此，“影射”一詞，也可以被當作一個褒義詞看。

《故事新編》

咯吱咯吱

魯迅自然是嚴肅的。那副清癯的面孔，給我們的唯一感覺就是莊嚴、冷峻、穿透一切的尖刻。然而，他的小說卻始終活躍在嚴肅與不嚴肅之間。我讀《肥皂》——嚴格來說，不是讀，而是聽，聽我父親讀，那時我十歲——

四銘從外面回來了，向太太說起他在街上看到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是個孝女，只要討得一點什么，便都獻給祖母吃。圍著的人很多，但竟無一個肯施舍的，不但不給一點同情，倒反打趣。有兩個光棍，竟肆無忌憚地說：“阿發，你不要看得這貨色臟。你只要去買兩塊肥皂來，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四銘太太聽罷，“哼”了一聲，久之，才又懶懶地問：“你給了錢么?”“我么？——沒有。一兩個錢，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討飯，總得……”“嗡。”四銘太太不等四銘將話說完，便慢慢地站了起來，走到廚下去了。后來，在四銘與四銘太太吵架時，四銘太太又總提這“咯吱咯吱”：“我們女人怎么樣？我們女人，比你們男人好得多。你們男人不是罵十八九歲的女學生，就是稱贊十八九歲的女討飯：都不是什么好心思。‘咯吱咯吱’，簡直是不要臉！”“咯吱咯吱”這個象聲詞，在《肥皂》中多次出現。

它第一次出現時，我就禁不住笑了。我的笑聲鼓舞了父親，再讀到“咯吱咯吱”時，他就在音量與聲調上特別強調它，讓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笑。幾十年來，這個象聲詞一直以特別的意思儲存在我的記憶里。這絕對是一個米蘭·昆德拉所言的不朽的笑聲。在這個笑聲中，我領略到了魯迅骨子里的幽默品質，同時，我也在這笑聲中感受到了一種小市民的無趣的生活氛圍，并為魯迅那種捕捉具有大含量的細節的能力深感敬佩。

在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幽默品質的作家并不多，而像魯迅這一路的幽默，大概找不出第二人。這種幽默也沒有傳至當代——當代有學魯迅也想幽默一把的，但往往走樣，不是失之油滑，就是失之陰冷。

魯迅的幽默有點不“友善”。他的幽默甚至就沒有給你帶來笑聲的動機。他不想通過幽默來搞笑。他沒有將幽默與笑聯系起來——盡管它在實際上會產生不朽的笑聲。他的幽默不是出于快樂心情，而是出于心中的極大不滿。他的幽默有點冷，是那種屬于挖苦的幽默。魯迅的心胸既是寬廣的（憂民族之憂、愁民族之愁，很少計較個人得失，當然算得寬廣），又是不豁達的（他一 生橫眉冷對、郁悶不樂、難得容人，當然算不得豁達）。他的幽默自然不可能是那種輕松的、溫馨的幽默，也不是那種一笑泯恩仇的幽默，是他橫豎過不去了，從而產生了那樣一種要狠狠刺你一下的欲望。即使平和一些的幽默，也是一副看穿了這個世界之后的那種具有心智、精神優越的幽默。他在《孔乙己》《阿Q正傳》中以及收在《故事新編》里頭的那些小說中，都是這樣一副姿態。那時的魯迅，是“高人一等”的。他將這個世界都看明白了，并看出了這個世界的許多的可笑之處，雖然有著對弱小的同情，但他是高高在上的，是大人物對小人物的同情。

魯迅的幽默是學不來的，因為那種幽默出自一顆痛苦而尖刻的靈魂。

（本文摘自曹文軒將出作品《經典作家十五講》中《“細瘦的洋燭”及其他——讀魯迅》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