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各民族人民生生不息，風格各異的多民族文學也于焉得以滋養，在全國范圍內奏響了多地域、多民族交織共生的復調鳴奏曲，即使在單一地域內部，也同樣回蕩著不同民族文學之聲響。廣西作為少數民族聚集地，文學的百花園繁復多樣，這對文學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兼顧少數民族地區的諸種民族之間的文學并存，而且與漢族文學進行深層的交互聯系，尤其在文學史意義上進行系統鉤沉，這是少數民族地區文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黃偉林在其專著《廣西多民族文學的共同發展》中，以不同民族文學之間共同發展的理念，強調少數民族及其與漢族文學之間的文化流播及聯系，在研究中強調“差異與并存”“現場與歷史”“共鳴與個性”三者并舉，全面闡釋了廣西文學的多樣生態。

《廣西多民族文學的共同發展》分為總論、上篇、下篇和結語幾個部分。總論是“廣西多民族文學文化符號”，特別提煉出“多民族文學”的概念意義，指出其在少數民族地區文學歷史建構中的重要性，而且對廣西文學中不斷被形塑的符號式表達進行辨析，有時還逾出廣西的區域局限，跨越至更為廣闊的文化世界。上篇“廣西多民族文學歷史進程”，從歷時性的角度進行縱向梳理，尤其是關注廣西多民族文學的美學流變史，將廣西文學置于整個國家、民族乃至世界歷史的脈絡中進行分析，從而使得廣西的多民族文學獲得了更宏大的坐標和參照。下篇“廣西多民族文學個案闡釋”，涉及廣西當代文學創作的“共鳴與個性”，將不同作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及其體現出來的特征進行論析，透射出了極其鮮活的在場感。全書以“廣西多民族文學審美呈現”作結，從美學層面對廣西多民族的共同發展前景提出了新的展望。

廣西以壯族人聚居而聞名，但也有瑤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等其他眾多民族在此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廣西多民族文學以“文學桂軍”的稱號在文壇集體亮相。黃偉林的《廣西多民族文學的共同發展》集中聚焦的便是廣西文學的各民族代表人物，其中有漢族的林白、東西、朱山坡、李馮、黃詠梅、陳謙，壯族的馮藝、黃佩華、凡一平、李約熱、黃土路，瑤族的潘紅日、光盤、藍懷昌、紀塵，仫佬族的潘琦、鬼子，京族的何思源、蘇凱，回族的海力洪等，努力還原與描繪廣西當代文學發展中呈現出來的多民族多元共生的趨勢。在黃偉林看來，多樣的民族文化傳統得以在審美流變的過程中不斷與新的時代語境相融合，創造出宏闊生動的多民族文學世界。

在書中，作者一方面試圖對廣西多民族文學生態進行清晰且準確的描述，另一方面又通過個案研究梳理出廣西作家的稟賦與特性。馮藝的散文以宏遠的視野與真切的情思著稱，才氣與思力并存，無論是記敘議論，還是想象虛構，文章純度很高，雜質極少，時常從切身的經驗尤其是廣西自身的民族體驗出發，延及廣袤的天地，抑或照亮幽深的心靈世界。凡一平的小說融合了自身的編劇經驗，在敘事語言等方面作出了諸多嘗試，使壯族小說為當代讀者提供了新的審美內容。尤其是他對世俗生活的毒辣眼光和獨特的敘事指向，提供了一種對現實世界的現代性思索。光盤的作品展現的是一種重新審視故土的文化自覺，在現代語境下重續自身民族文化脈絡，從而由地理的故鄉切入歷史和文化的故鄉，最終構設少數民族獨有的故鄉之思。鬼子在創作中所展現出來的，除了探尋民族精神原鄉之外，更為獨特的是他對時代癥候的深入剖析、對社會矛盾與情感糾葛的深層解讀。這些作家的創作個性，在書中都有著精彩的論述。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廣西少數民族作家同時與漢族作家不斷互動，各自的風格顯著明朗，又有著群體的共振，顯示出了多民族文學共同發展的深刻內蘊。

黃偉林在書中提到：“廣西屬于嶺南的西部地區，其轄區內，山脈縱橫交錯，河流奔騰不息，山高水險，使廣西千百年來成為多民族雜居的‘化外之地’。”多民族的文化樣態在廣西出現了碰撞與融合的多元聯系，廣西當代作家不僅能夠從自身的民族文化土壤中汲取養分，也能以自身的美學自覺，融入復雜多變的當代文化形態。在這種情況下，廣西作家的創作不僅凸顯了當代壯族、瑤族、仫佬族等多民族的文化交融，同時也匯入中國當下社會的大潮之中，參與到中國文學的共同發展進程之中。可以說，在《廣西多民族文學的共同發展》中，“多民族文學”概念得以強化，并在充分闡析廣西文學的共性與個性中得到在地化的呈現，打破了既往單向度的文學史觀，從而將各民族文學納入到中國乃至世界的同一個坐標系中加以考察。重視多民族文學共生這一文化生態，自然而然會引出對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討論與重視，為少數民族地區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在這一文學史觀的引領下，我們不僅能夠在文化層面展現中國文學多地域、多民族的文學多樣性，還能夠進一步在國家層面促進各民族的對話交流，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提供更多潛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