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孫郁說：“孫犁的熱，在其身后一直持續著，成了文壇的趣話。”是的，孫犁的熱不僅是文學話題，也是關乎生命和人格的“趣話”。

戰爭和農村題材，是中國文學的重鎮，孫犁的創作與這兩個題材息息相關。但除極少作品之外，大都被排斥在文學史論述的“主流”之外，比如曾被周揚點名批評的描寫冀中抗日風云的長篇小說《風云初記》，及后來反映農村合作化之中篇小說《鐵木前傳》，也遭批評。雖然茅盾站出來說，表現戰爭和土地問題這類莊嚴的主題，“除了常見的慷慨激昂筆調，還可以有其他風格”，的確，文學本無題材大小之分，且都有各自的出發和抵達，但孫犁不因循傳統套路，另辟蹊徑，以“牧歌”方式處理戰爭土地題材，以其婉約清新的美學風格刻畫鮮活人物，向人性和人情的深層結構開掘并給作品留下更多回味和闡釋空間的作品，還是被擠到文學的邊緣，受到冷落。

時間是個裁判者，當年有些“主流”作品逐漸被讀者淡忘，而與文學主流話語疏離，擁抱生活、擁抱大地、擁抱人民而獲得文學價值的孫犁的作品，留下了人間真氣，留下荷花淀派的趣味風神，留下了一個戰士作家的精神寫真，而經久彌香，風情益增。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去天津拜訪鮑昌和方紀后，又到多倫道看望了孫犁先生。身穿對襟棉襖、戴著套袖的孫先生，微笑著與我握手，身后小柜上擺著的一盆水仙花，開著幾簇白色的花朵，散發縷縷幽香。見孫先生精神不錯，放心了——我在來先生家前，相熟的鮑昌父子告訴我先生第二次婚姻出現了些問題，正處在困惑和反思之中，不要過分打擾，還將孫犁先生剛發表的《地震》一文遞給我,我閱后去多倫道途中，心有惴惴焉。

落座后，孫犁先生點上煙，竟主動談起來，說到當時鐵凝一篇很受關注的小說《哦，香雪》時，甚至很興奮。他說這篇小說注重描寫純真、清麗的少女情懷，還提到曾為鐵凝出版于1980年的小說《夜路》作過序。我聽說鐵凝曾寫過短篇小說《灶火的故事》，自己很看重，請省里文學前輩給“把把脈”，長者們覺得她還是按“路子”寫比較好，鐵凝猶豫了，最后斗膽寄給大名鼎鼎的孫犁，聽聽權威意見。不料這篇一萬五千多字的小說，在孫犁傾力推薦下，全文發在《天津日報》，接著《小說月報》轉載。向孫先生求證，孫先生聽罷，輕輕彈了下煙灰，笑道：“好小說，以生命之筆為之，曲直之間，大愛的情思，大美的趣味，彌漫在審美的世界里。鐵凝的小說，我不推薦，別人也會這樣做。”我們還談到林斤瀾，孫犁先生說：“斤瀾是我喜歡的嚴肅作家，他的創作有所主張，重在探索，雖不像別人大紅大紫，卻是真正的藝術品。”回來后，我將這話轉達給斤瀾老師時，一貫愛開玩笑的他，突然嚴肅起來：“孫先生在鼓勵后進。”

1993年，我在秦兆陽家匯報工作，得到鮑昌之子光滿的電話，說孫先生因做胃部手術住進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兆陽主編讓我代表他去天津看望孫犁先生，他告訴我，一九四三年九月，晉察冀地區文聯為紀念魯迅逝世六周年，創辦了文藝期刊《山》，孫犁和秦兆陽、沙可夫皆為編委。編輯部設在牛欄村一間放農具的破屋里，每天只有孫犁，借著小窗投進的光線編輯和校稿，還要刻蠟版油印。創刊號上，發表了梁斌的中篇小說《父親》，即《紅旗譜》的前身，孫犁曾為此寫過《編后》。我到了天津第一中心醫院，向剛剛做完手術精神尚好的孫犁獻了一束鮮花，帶去兆陽先生的慰問，孫犁蒼白的臉上泛起微笑：“老芹（兆陽筆名）擅畫，咋不送張畫來？”

新世紀第二年夏，孫犁先生在天津總醫院辭世，享年八十九歲。我在外地公干，未能參加葬禮。朋友們說，孫犁一生漠于人世，拒絕參加無聊的社會活動，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嚴格恪守“文人宜散不宜聚”的信條，賦閑在家，坐擁書城，春秋易度，閉門謝客，苦讀詩書，伏案創作，安放自己那顆純凈、高遠之心。但對社會和文界的不良現象，卻絕不茍且，總會刺上一槍。晚年他在《曲終集》后記里，留下這樣的文字：“人生舞臺，曲不終，而人已不見；或曲已終，而仍見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厭之’，天如不厭，雖千人所指，萬人詛咒，其曲終能再奏，其人則能舞文弄墨，指點江山。細菌之傳染，蟣虱之癢痛，固無礙于戰士之生存也。”今人視此，確有深意，他一生都逼視人的靈魂，雖離人索居，遠離塵世，但他的葬禮，卻聲動津門，人們不會忘記這位中國文化塑造的中國文人的優美人格和他的文化風神。

據孫犁說，從1937年冬季，他參加了抗日工作，兩年后到阜平，“在剛成立的晉察冀通訊社工作”。1944年到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工作學習”，發表膾炙人口的小說《荷花淀》、《蘆花蕩》等作品。日本投降后，“我回到冀中，下鄉從事寫作，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又創作了《鐘》、《碑》等作品。

1949年，他隨攻克天津的解放軍進天津衛，被分配到《天津日報》工作，在位于多倫道155號一座小樓二層的小屋里開始創作長篇小說《風云初記》，用毛筆，伏木桌，每天寫五百字。他每天以寧靜清醒的頭腦，回首并不遙遠的抗日烽火，不可愧對過去的思想感情，成為作品的思想底蘊。《風云初記》深刻地揭露了侵略者的罪惡，弘揚了抗擊日寇的民族氣節，謳歌了共產黨的抗戰偉業，并以獨特的藝術筆墨，將內容個性化、詩意化。小說主人公芒種和春兒，原來按照傳統方式生活在冀中平原的村落里，但日寇的入侵改變了原有的生活，在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他們接受到新思想、新文化，使原先那些優良品質，升華為熱愛祖國、保衛民族的新的精神品質，成為新一代農民。正如孫犁所說，《風云初記》其實就是“關于那一時期我的家鄉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緒的直接記錄”，也是他對自己生命舊跡的回溯，這回溯多個體化內省，是這類傳統小說的異類，是茅盾所說的“其他風格”，是孫犁對中國小說的獨特貢獻。但《風云初記》發表后，周揚在那年的文代會上批評道：“作者卻把我們帶到了離開斗爭漩渦的中心，而流連在一種多少有些情致纏綿的生活氣氛里。”但幾乎是同時，評論家黃秋耘著文說：“這部像詩一般的長篇小說，帶著它本來的樸素面容和動人的風格流傳下去吧，它一定能夠流傳下去的。今天我們大家還饑渴于真正有藝術魅力，真正能夠豐富人們的內心世界和提高人們精神品質的文學作品。”這種極具歷史眼光的允當之論，與周揚那種缺乏辯證法而專擅打棍子的粗暴態度，是與非，臧與否，曲與直，自有公論。

1956年夏，孫犁不理睬周揚的批評，又創作了中篇小說《鐵木前傳》，小說以農村合作化現實為背景，通過在困難生活中結下友誼并成為親家的鐵匠和木匠在合作化運動分道揚鑣的故事，來表現“兩條道路斗爭”。與一般作家會刻意把二者推向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以構筑“政治藍圖”不同，孫犁卻以抒情性和詩性風格，帶著歷史和社會的復雜感，深化鐵木二匠的社會人格和情感內蘊，以謳歌新生活新人物。特別是作者傾注深摯熱忱，有針砭又有原宥地創造了踟躕人生歧路、美麗伶俐卻際遇不幸，導致內心矛盾、精神世界復雜的落后者小滿形象，為文學畫廊貢獻了“這一個”。相較之下，社會主義新人九兒的形象，太過著意，用力過猛，成為一個靈魂世界不太豐滿的政治人，讓寫得光芒四射的小滿搶去了風頭。孫犁這種只聽心靈召喚，隨物賦形，非表態站隊，也不跟風，疏離主流的作品，自然會遭到評論界批評，這很正常。

時過境遷，孫犁這種主題積極、流貫著激越與沉郁相融的抒情韻味，又充滿詩情的《鐵木前傳》，前不久被一些報刊譽為“紅色經典”加以推薦，指出“重評《鐵木前傳》的論者，多肯定作家塑造落后人物的成功，同時指出孫犁小說寫作與當時革命文學主流話語的疏離而獲得文學價值”。關于“與當時革命文學主流話語的疏離”，孫犁在《我與文藝團體》一文中說過：“我的一生，曾提出過兩次‘離得遠些’。一次是離政治遠一點，有人批這是小資產階級的觀點。但我的作品，賴此，得以存活至今。這一次是說離文壇遠一點。”孫犁的“疏離”論，其實是批評那些圖解政治的趕時髦、跟風、應景式的寫作，認為中國文人的本色，乃在于安于寂寞，甘于邊緣，而重在全心擁抱生活，擁抱大地，擁抱人民。

斯人早逝，白云悠悠，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因有了戰士孫犁的存在，才泛溢著一種博大的文化情懷，才發現中國文學之“根”所原有的位置，才給后世留下一個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