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新詩與傳統的關系問題上一直存在分歧與爭論。古典與西方這兩大源頭在新詩發展歷史中自由融合、消長。它們不斷變動的相對位置，直接關系新詩的本體、合法性、評價標準與未來走向。

反傳統卻未與傳統脫節

20世紀初，以胡適為代表的白話新詩派在“詩體大解放”的口號下，要“把從前一切束縛詩神的自由的枷鎖鐐銬，籠統推翻”。但在努力擺脫傳統束縛的同時，他們并未放棄與舊詩在內容和形式上的聯系。經過象征主義、新月派的喧鬧之后，新詩在30年代選擇回望傳統，以現代派為代表的新詩人希望從古典詩歌藝術中找尋新詩的出路，由此出現了新詩藝術探索的一個小高峰。詩人袁可嘉將文學革命以來的新詩指認為“新傳統”來繼承，40年代“中國新詩派”也因此走向多方面的綜合。

新詩誕生短短30年就已出現了新舊傳統的疊加態勢。正如余光中所說：“新詩是反傳統的，但不準備，而事實上也未與傳統脫節。”“新詩是以‘后浪’的姿態出現的，未聞后浪會被前浪推倒。我們也準備于數十年后變成‘前浪’，被另一‘后浪’推倒，并不會賴在潮流的前面，做一座不讓路的凝固的波浪。”

歷次新詩與傳統關系問題的討論，都必然伴隨著對“傳統”的再定義。這種再定義不單單是對內涵外延的重新劃定，還包括了對不同類型傳統的再區分、對某類傳統脈絡的再梳理、對傳統價值的再評估和當代意義的再確認。在新舊關系的不斷建構中，新事物逐漸凝定了自身的形態，舊事物卻在不斷改變自己原本固定的面貌。

事實上，盡管現代性源自西方社會自身的發展，但西方也不能避免經歷同樣的傳統斷裂。啟蒙運動帶來的進步論、理性主義和經驗科學觀對西方社會、文化、思想各個方面的傳統作出無情審判。盡管后來我們看到，隆隆作響的現代化戰車給人類帶來的好處并不比惡果多，但現代理性對傳統的再認識即使從傳統本身的角度來看或許也并不是件壞事。人們對于傳統不再是習慣性地、不假思索地遵從，而是將它拉下神壇，進行祛魅，以平常眼光看待。傳統在更自由、更理性的現代闡釋中獲得了更豐富的內涵、更多樣的可能性。對過去世界的全面重估并沒有使傳統崩潰消失，反而讓人們意識到，我們從未離開過傳統的圍繞。過去與現在的聯系如此復雜又如此牢靠，以至于一旦深入了解，就會發現其實人類正生活在過去與現在的共時性影響之中。

在這種認識論背景下，傳統作為人類歷史的一種精神沉淀和文化力量，本身也是可以被人為塑造的。霍布斯鮑姆提出了社會學概念“被發明的傳統”。他認為，“傳統”是一套被社會接受的有固定規則的實踐活動，一方面擁有其儀式感和象征性，在重復中宣揚某種行為規范和價值觀；另一方面必然與過去產生連續性關系。傳統的發明為的是適應社會與過去建立聯系的某種需求。當社會處在轉型期或發生變革，社會模式的改變使得舊傳統無法適應和延續，或舊傳統的重復模式、傳播人和機構載體失去其靈活性和功能性而無法正常運轉時，這種需求尤為強烈。

由此我們也可看出，中國詩壇上歷次回望傳統的潮流，正是新舊模式在轉變過程中不斷出現的不適應性、不協調性的表征。一方面，舊詩形式已被徹底打破，但新詩形式的建構卻依然處于未完成狀態；另一方面，舊詩傳統仍給新詩作者無形的壓力和誘惑，盡管那些傳統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表達能力。新詩的傳統觀一直未建立完善，我們經常同時看到一部分人主張繼續革新，認為詩壇不斷出現的復古風潮阻礙了新詩的發展；另一部分人則不滿于新詩嘗試初期與傳統的“斷裂”，認為應回過頭從古典資源中尋找新詩的未來。

“傳統”主動參與語言思想建構

事實上，從文化發展和延續角度看，傳統并不是被動地、靜止地存在于歷史當中等待人們去發掘，或是可以被輕易拋棄；而是作為一種主動的力量無時無刻不在介入當下話語，進入文化語義場，參與當下語言和思想的構建。

一方面，傳統經典為當代創作提供一套全方位的評價坐標。艾略特指出，評價、鑒賞任何藝術家的作品，都必須將其放在以往一系列優秀作品之中，評價詩人就是評價他與以往詩人之間的關系。脫離了以往經典作品構成的基礎矩陣，我們幾乎無法錨定當代創作的方位。另一方面，當代人根本無須擔心傳統的徹底消亡或創新被徹底壓抑。按照愛德華·希爾斯的說法：“創造新范型的并非總是自由的想象，它常常是適應環境的‘需要’。創造了新范型后，即使有人遵循前輩積累起來的沿襲物所提供的范型，并堅持按照這種范型去行動和信仰，某些傳統仍必然要改變其原貌。對這些人來說，傳統不僅僅是沿襲物，而且是新行為的出發點，是這些新行為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創新不可避免，傳統的繼承和改造不可避免，新舊的結合也不可避免。

我們看到，新詩的發展往往以“反傳統”為旗幟，在歷次反傳統的破壞與成長之后迎來對“斷裂”的反思，并在不斷的反思中領悟傳統的無處不在。經過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思潮席卷下新詩的“崛起”和90年代的紛擾與沉潛，人們在“世紀末的回顧”中再次爭論新詩未來的方向。傳統以一種“陣痛”式的回環時時提醒著先鋒們勒緊手中的韁繩，不時回望來路。如今，中國新詩剛剛度過她的百年華誕，我們不應再將新詩的中西兩大源頭對立起來，對于新詩與傳統關系問題的討論理應更加理性、更加深化、更加自信。

早在20世紀90年代，李怡就指出，中國新詩的合法性不應以是否繼承本土傳統、是否受到西方影響來衡量，而應建立在自身的藝術實踐之上。新詩的價值核心在于其獨創性的“新”，并因此能夠在創作實踐上開創一個“新傳統”。從袁可嘉、余光中到李怡，他們呼喚的現代詩“新傳統”如今更有力地參與到當代詩歌創作和評論中來，與中國古典“舊傳統”一道，不斷與當下交流共生、互顯互持。在當下弘揚傳統文化的大語境下，我們應思考的或許不僅僅是新詩如何更有效地接續中國古典詩傳統，還應吸取“五四”以來新詩融匯傳統的豐富實踐經驗，思考在繼承傳統的同時怎樣“與古為新”，在傳統的現代轉化中建構新詩的現代性與原創性。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