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博聞強識，同時有瞬間將相同或相異事物建立關系的能力，無論制度、器物、觀念、心理現象或藝術規律等等，錢鍾書均有將同異事物匯聚一處進行觀察的興趣，這種學術聯想力是理解錢鍾書的關鍵，不然我們閱讀他晚年龐大的讀書筆記，就以為只是抄書而已。錢鍾書不是抄書，他是歸類，他是同中發現異，異中發現同。

學術聯想力是學者最寶貴的能力，這種能力瞬間產生，無規則可尋，產生即完成，以后只是再加減的過程。學術聯想力的基礎自然是博聞強識，但關鍵是聯想力，機器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替代單純的記憶，但聯想力唯人獨有，尤其是在那些表面看起來沒有關系而實際是同異現象或同異器物的東西面前。今天人們對錢鍾書的贊譽，不單是贊賞的記憶超群，更是欽佩他超強的學術聯想力。

錢鍾書從青年時代起，對一切由西方初來中國的事物都產生興趣，他努力要尋找到某一事物最早是何時來中國的，中國何種文獻最早記錄了它們。錢鍾書關心過梅毒、鴉片何時傳到中國，也特別留意中國舊詩里何時出現了英文詞匯；錢鍾書專門寫長文考證過美國郎費羅《人生頌》最早在中國的傳播。他對照相機、留聲機、眼鏡等影響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器物何時傳到中國都特別留意。李克夫婦在他們的回憶錄里說，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高潮中，錢鍾書不開會，不參加學習，而是整天在圖書館看書，那時他最快樂的是找到了蕃薯在中國的最早記載（參閱《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群眾出版社，1958年）。在別人可能是學術追求，在錢鍾書更多是一種智力活動，這是他博覽群書的主要動力。超強的聯想力構成錢鍾書學術活動的基本特色，他思維活動的趨向不僅僅是比較，更是努力追尋人類活動中表現出的完全相同或相異的思想能力。

《容安館札記》第51則里，錢鍾書注意到早期照相機和留聲機在中國傳播造成的一個相同現象，即中國畫師及和尚對這兩種西方器物的恐慌，畫師怕照相術讓自己失業，而和尚擔心留聲機讓念經沒有意義。錢鍾書喜讀汪康年《莊諧選錄》，關于留聲機名稱最早即在此書中出現。原文是：

留聲機器

留聲機器初至滬上或置諸市，賃人觀聽。一僧隨眾聽之，其聲了了，與人聲無異，僧以為大戚。歸寺，聚其徒謂曰：吾佛子自今當斷種矣。咸駭問故，僧遂述所見，且曰：既有是器，則諸檀越欲唪經者，但需請高僧誦一遍，著此器中，即數十百年用此不盡，若人人如此，則吾屬皆將饑餓以死，而佛教將從此絕跡，是滅佛教之起點也，將何策救之。于是徒眾咸憤激，或獻一策曰：宜普告諸寺，凡僧人不得對此器誦經，則凡欲唪經者，仍需延我輩，無傷也，咸撫掌稱善，后不知行否？余謂此雖過慮，然余辛卯寓鄂時，見有娶婦者，不設音樂，而置八音匣于堂中以娛賓客，然則此僧亦豈過慮耶。（汪康年《莊諧選錄》第148頁，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年）

《容安館札記》未引全文，錢鍾書只是比較照相機傳入中國后引發的一些現象，感嘆“可與畫師之嘆攝影參觀”。對新器物傳入最敏感的總是與此器物本質功能具同一原理的群體。

《莊諧選錄》直接用了“留聲機器”名稱，而更早些時候，張蔭桓在《三洲日記》里也記載了一種特殊器物，不過他沒給這個器物命名。錢鍾書非常熟悉《三洲日記》（著作中經常引用此書），但關于這種特殊器物的記載，似沒有引起他特別注意。

《三洲日記》在光緒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甲寅（1886年6月23日）有這樣一條記載：

鳥約富人阿邊好博，其子好冶游，另賃華廡以居，忽一夕，阿邊與阿洛對局而勝，得采二十萬元，阿洛無現資，書券限三日交銀。翌日阿邊尋其子新居，阿洛尾之，阿邊父子詬詈甚激，其子貿貿焉逕附火車赴費城去。阿洛突入，索阿邊還其債券，阿邊憤甚，詆之不虞，阿洛手刃相從也。阿邊被刺，阿洛即從阿邊夾衣內檢債券裂之，自掩房門而去。房主人婦聞詬詈，知其父子不能相能，晡時無動靜，乃推門入，見阿邊被刺于榻，倉卒報官。差拘其子，人證鑿鑿，其子遂抵罪。

這個案子本已了結，但忽然節外生枝。它的被推翻則是因為一種特殊器物的出現，張蔭桓在日記中接著記述道：

忽有人名多士，手攜一機器至公堂，一觸而動，當日阿邊父子相詈之聲、其子出門步行之聲、阿洛開門與阿邊詆訕之聲、阿邊被刺呼痛之聲，阿洛將刀拔出用紙抹刀之聲，一一傳出，于是問官，乃知殺人者阿洛也，乃宥其子，別執阿洛。此種冤獄，賴此機器平反，異矣。蓋多士本與阿邊之子隔壁住，是日正將傳話機器試用，適阿邊來尋其子，喧嚷不堪，多士雖遂扃鑰房門，信步他往，欲俟聲息稍靜乃返，忘卻窒止機輪，乃回房而機動如故，所傳悉阿邊父子相詈、阿洛行兇之聲情，及聞阿邊之子定獄，因攜此機器至公堂為之昭雪。（任青、馬忠文整理《張蔭桓日記》第31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張蔭桓日記中記載的“傳話機器”，應該就是“留聲機器”即后來的錄音機。

錢鍾書晚年的學術筆記，不是常規意義上的讀書摘錄，而是包含了他全部學術聯想力的一部集大成巨著，他以豐富的學術聯想力，提供了大量原創的學術線索，有他這樣智者的引領，中國學術的寶庫一定會越來越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