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干什么的？作家就是講故事的人，但作家更要努力成為一個真實的生活者和生活中的有心人。就像山泉是從大山深處流出來的，作家的故事也應當從心靈深處涌流出來，那樣才有洗滌靈魂的純度和感動人心的溫度。

我出生在古城延安的新市場溝口，這里是延安時期的新建商業街，屬于城鄉結合地帶，號稱是延安時期的“王府井”。三四歲時我隨母親和哥哥回到關中老家陜西大荔縣安仁鎮下魯坡村。天氣晴明時，站在我家老屋后院那棵老棗樹下，望得見南邊的華山和東邊的黃河水。懵懂時期，回到這個黃河畔上的古老村子，我的根脈之所，用兒童那一雙好奇的眼光和心靈開始閱讀這父親、祖父和曾祖父以至元末以來的八輩祖宗繁衍生息之“忽家巷”，用一個生性調皮好動的男孩的敬畏之心，感知故鄉新鮮而神秘的一切，留下許多生動記憶和對于傳統農村與農民最初的深刻印象……這無疑成為我童年的寶貴經驗。三四年的光陰里，不自覺地親近故鄉農村生活的經歷，給我上了最重要的人生啟蒙課。十多年之后，在知青下鄉澎湃浪潮中，當我在延安一個并不偏遠的名叫川口的村莊插隊落戶時，并沒有感到絲毫的陌生困頓，仿佛又回到了魂牽夢繞的老家。從此我的人生發生一次意義深遠的轉折，我與農村農民和農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感情紐帶，更像是接通了生命臍帶。我像兒子關愛母親一樣，時刻關注著農民的悲歡冷暖、幸福與安康。在五六年時間里，我同川口村的農民兄弟一道摸爬滾打在一起，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感受了貧窮饑餓困擾也經歷過收獲與奉獻的喜悅自豪。

“羊肚子手巾呀三道道藍，唉呀咱們見面面容易拉話話難！一個在那山上喲一個在溝，咱們拉不上個話兒招一招手。瞭得見那個村村喲瞭不見個人，唉呀淚圪蛋蛋拋在沙蒿蒿林……”這首人們熟悉的《淚蛋蛋》，恰巧能夠形象地表達我的鄉親鄉愁。

如同陜北民歌的真摯純美蒼涼，陜北傳統農民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氣質，成為我敬重與歌詠的最初的音符和基調。陜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民的勤勞、質樸、誠實、堅定形象，不僅成為我人生的楷模與處世信條，更是我認識判別“新人”，提煉把握文學作品中的新人物形象的某種原則與標識。以后我離開陜西，先后行走于華北、華東、華南和東北大地，視野大為拓展，思考也在深入。祖國廣闊的原野上，我幾十年漫步感悟體察，審視思索，無論走到哪里，走出多遠，心中總是裝著渭北高原的下魯坡村和陜北黃土高原的川口村。只不過經歷時間的沉淀與更深刻冷靜的理性思考后，它們被置于更加廣闊的大背景和坐標系中加以考量，就更加具備了文學書寫的價值和召喚創作靈感的意義。

當下，我們的國家步入了新的時代。以往小鳥枝頭輕歌漫舞的鳴唱，已經無法適應大時代一系列新的變革和偉大斗爭的時代要求。人們渴望感天動地的英雄史詩，企盼全景式氣勢恢弘的大氣之作。

動員起千百萬人投身其中的大規模扶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偉大戰役，形成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村”朝著“現代鄉村”的急劇演變。顯而易見，承載農耕文明的農村，開始嬗變為人員快速流動、文化碰撞交融、城鄉概念疊加和機會與利益沖突錯宗交織的新的空間地域。這是40年改革開放與全球化浪潮沖擊的產物，是農業文明與城市文明、現代文明交媾融合的必然結果。從本質的深刻性而言，這比此前任何一次農村變革都要深刻而更具質變乃至顛覆意義。在此其間，舊有的一切經受著淘汰衰落的選擇，而新事物和新人在成長之中。面對如此巨大深刻的社會變遷，作為時代歌手的作家不應該抱殘守缺視而不見。與此同時，人們的注意力由聚焦城市再度轉移到了對村鎮的眷顧。隨著十八大以來的一聲號角，精準扶貧、鄉村振興，如同當年的土改和互助合作運動，在百年不遇之大變局下，新的鄉村變革浪潮挾帶著春天的祥風吉雨從大地原野撲面而來。當人們還來不及冷靜端詳，就已經身處其中，自覺不自覺地扮演著某一個角色。

作為一名立志鄉村的歌者，當我面對開始有些陌生的高山大地，感到了焦慮不安。夜深人靜時苦苦思索，深感喜憂參半。面對衣衫不整、表情木訥而內心燃燒渴望改變命運之火的正在失去傳統家園的農民和義無反顧地離開土地長年在城市樓宇間討生活的農民工，面對不少古老村落的消亡衰敗現實，面對物質富有起來后精神依然貧窮的廣大人群，面對只有老人孩子留守的“空殼村”的凄涼荒寒，面對城鎮周遭一片片被屋宇街道蠶食后所剩無幾的荒蕪農田，面對那些只尋求利用鄉土發財而無長遠打算的冷漠自私的城里有錢人，面對人在鄉村而心仍留在都市的形形色色懷揣各種夢想的浮淺過客……我們的良知與公正的天平感受到了沉重的壓力和扣問。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某種希望，感悟“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的蒼涼之中不無希望又隱含挑戰的同時，感到了迷霧將散的欣喜。在裂變之中，從傳統農民中脫穎而出的與時代同步前進的自強不息者（包括土生土長的優秀村官），有文化、有理想抱負的生氣勃勃的知識青年群體（包括大學生村官和駐村第一書記），還有遠行歸來的企業家和各級下派的扶貧干部，這些不同經歷和閱歷、不同年齡和身份的人們，構成當下鄉村新人的主體。這些關注鄉村，立志投身鄉村建設、著力推動鄉村良性成長的人們，從整體上看，充滿了生機和活力，代表著成長的力量。他們匯集構成了當下鄉村復興最活躍最具積極影響力的能量，承擔振興重任。盡管他們每天都會遇到大量難題而感到焦慮、迷茫和困惑，甚至有人反悔退縮，但是鄉村復興的主體力量畢竟已經形成。處在這樣的興衰博弈、冷熱交匯之中，有良知的作家很難無動于衷，在行走鄉村的日子里，突然有一天，我強烈地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也感到了與某種當下鄉村現狀的陌生與尷尬。是的，你從前熟悉的農村和農民開始變得陌生起來，你突然發現祖祖輩輩依靠種地過日子的農民，他們對于土地和土地上勞作的態度變了，變得冷漠、消極而不可思議。他們的變化不僅僅是衣著與外表，更是內心和精神層面的。你開始驚異于自己同他們之間有了一層看不見摸不著的透明隔膜，一種就像長大后的兒子與父親之間無法溝通的深深的“代溝”的存在。不光是語言無法溝通，你從他們的眼神里，再也看不到當年那種精神標識，而代之以某種捉摸不定的價值取向和彷徨不安。這是40年間城鄉“二元結構”失衡之后的鄉村與人群的現狀，可謂是蘊含希望又充滿挑戰。如同秋冬時期的荷塘，文學的藕根正在期待中成長。拙作《鄉村第一書記》就在這樣的氣候環境中醞釀形成。白朗、劉秦嶺及周圍的人們乃至廣大村民群眾，就像塘底大大小小的蓮藕，開始帶著全新的希望，吸收大地的營養，成長并豐滿鮮活起來。

這就引發一個問題：什么是新人？當下鄉村中誰能代表新人？就像春天到來時，無論風雨寒熱，總會有種籽萌發出土。前進中的鄉村生活里，新生的事物層出不窮。那些積極地投入，奮力推動新事物成長，努力克己奉公的人們，就是我們苦苦尋找的新人。新人中有大量年輕人，但新人不一定都是年輕人。《鄉村第一書記》中的兩任老支書：90歲老支書與60多歲的前任支書姜建國，他們雖然識字不多，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不足，但是作為農村老黨員干部，他們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是牢固的，為群眾謀利益成為他們基本思維定勢。因此，他們的價值趨向決定他們總喜歡為新事物鼓掌開道。接受并催生保護新生事物，成為他們的天性本能。當然鄉村的裂變正在無窮期地進行，我們的認識和書寫當然難免浮淺、遠遠不夠精確，更不夠精彩。歷史視野下的鄉村書寫未有窮期。我們的腳力視力腦力和筆力仍在經受挑戰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