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作家鄧一光提供了一部具備經典化潛質的長篇巨制《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文藝出版社7月出版發行）。這部作品以1941年香港保衛戰為背景，通過對香港淪陷后日軍D戰俘營131號戰俘郁漱石被關押期間“通敵罪”的審判，以法庭自辯、法庭質證、庭外調查、證人證詞、庭外供述、法庭陳述、結案報告等多人多角度敘事，沉靜地講述一個戰俘的悲歡恐懼和希望，勾勒出郁漱石不同尋常的一生，揭露了主人公內心鮮為人知的隱秘世界。作品既有歷史的觀照與洞見，也有對現實的審美與燭照，展現出現實主義文學的新活力。

首先，是情感力量的匯聚與釋放。鄧一光曾說：人最可貴的不是英雄品質，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軟弱和恐懼之心，這是上蒼給予人類阻止自我毀滅的最后法器，正是因為有了它，我們才有可能，或者說最終不會成為魔鬼。擁有捍衛恐懼的權利，人類才能繼續前行。作者將戰爭的殘酷和戰后的苦澀交織在一起，以觸目驚心之惡激發的情感力量和善惡兩端不停轉換帶來的波瀾起伏，推動讀者不斷進行角色置換，在一場簡單而紛繁的審判中直抵人心的柔弱，使作者情感、人物情感和讀者情感化合聚焦。作品沒有刻意營造敘事氛圍，而是依靠語言勢能激發敘事予以自然推動，在語言勢能中攜裹著巨大的情感力量。郁漱石在開篇陳述：“我要說，我沒有什么可辯護的。我不知道為什么辯護，為什么站在這兒接受審判。”借主人公真誠決絕的語言，作品的敘事格調和敘事張力纖毫畢現，奠定了全書的情感基調。圍繞對郁漱石的審判與辯護，作者將屈辱、正義、構陷和熱愛予以熔鑄，匯聚起一股強大的情感力量，與閱讀者共同釋放相通情感而完成閱讀旅行，讓讀者感觸到郁漱石、審判官封侯尉、養母尹云英、上司梅長治、李明淵、戰俘營次官矢尺大介、律師冼宗白、戰俘營戰友亞倫等眾多人物的鮮活與溫度。在內在情感的起伏跌宕中我們看到了“講述者”若隱若現的影子，這個影子憂郁地注視著我們，在講述他人故事中飽含自己的悲憫與痛苦，與文本融為一體。這種超越故事而依靠情感的匯聚與釋放形成的互動，內含對人生和命運的由衷關懷，具有難以抵擋的情感重塑力，推動著作品的最終完成。

其次，是“球瓣”結構的獨創與開合。作品故事開始于對一個戰俘的審判，終于主人公遺書，圍繞郁漱石是否在香港淪陷被俘后“通敵”，通過近百人物的陳述、調查、舉證和審判，將反法西斯時期香港淪陷前后各色人等生動展現出來，具有深廣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全書每一個小章節中每一人物的陳述，都以時間線性方式構成一根弧形的線段，每根弧線首尾兩端相連，而在兩根弧線段形成的“球瓣”間寄居著一個歷史生活場域。它們既有所隔離又兩端相連，在100多根弧線段形成的“球瓣”鋪展中，將1945年前后在這些弧線段之間和兩端相交相織的生活場域真實地打開，不斷獲得“球瓣”體驗的循環疊加，一端指向開篇的自我辯護“我應該活著”，另一端指向結尾的遺書“媽媽，我堅持不下去了”，構建了作品與閱讀的緊張互動，由讀者將這些或寬或窄鋪展的“球瓣”聚攏成球體，清洗“球瓣”可能帶來的混亂，形成兩條清晰的線索，一為郁漱石留學日本、美國工作及回到國內卷入香港戰役最終被俘，一為D戰俘營的3年8個月生活。兩條線索勾連起的廣闊背景構成新的意蘊空間，作者創造的“球瓣”文本結構，將日記體和環形結構推到立體成熟的新高度，其由作者鋪展由閱讀合攏的探索，是構建文本敘事與閱讀內在互動的標志性案例。

第三，是文學本身的辨識與標志。一個有才能的作家，他的使命就是克服文體的自發慣性，創造新的標準和新的范式。關于虛構與非虛構的結合由來已久，在我看來，《人，或所有的士兵》正是將虛構和非虛構元素融合在一起，每一個陳述者的記錄，都以案卷記錄形式呈現，這種記錄具有非虛構的紀實特點，腳注和參考資料則對其非虛構性予以強化，它使每一個人物都獲得了歷史性真實。在這部作品中，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交織，歷史事件和虛構情節融合，虛構的故事具有非虛構的真實和沉重。這正是這部作品的貢獻，用非虛構獲得的真實講述 “或然”事實，盡管這一“或然”事實可能是不存在的，但也不應該被人遺忘。這一基本邏輯在于，人與世界的關系基于人的觀測、參與和思維，人對客觀事物的觀測與描述并不等于客觀事物本身，必須承認真實的某些虛構性。

第四，是對現實主義的重申與拓展。從故事來看，作品抒寫的是過去時歷史，但作品并沒停留于對彼時彼刻的摩畫，而是呈現出強大的歷史精神性，郁漱石從法庭陳述開始，他不僅被一系列調查和舉證所推動而走向比戰俘更悲劇的命運，同時作為這場審判的參與者，也在審判中通過這些調查和舉證獲得了對人的命運和價值尤其是恐懼的感知，它們共同構成了對歷史和現實的審判，這一審判超越了作品預設的法庭，用歷史性和未來性構建其永恒的現實性，這是對現實主義精神的某種重申。同時，這部作品的現實性也具有寬廣視野，將中、英、印、美、荷、加、菲7國戰俘集中于島上，在宏闊的空間將每一個人物與其背后的國家、文化、時代等背景濃縮，突破了單一族群、地域、文化的現實性，將歷史豐富性展現到現實的深刻性與心靈的共振性方面，更真實地體味到現實主義精神所蘊含的人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