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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酷愛收藏，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研究可謂不遺余力，他造詣精深，大凡古籍、碑帖、造像、墓志、古磚、畫像、封泥、古泉等等，無不涉獵。其中，集藏數量最多的當屬古舊書籍、金石碑帖。

早在1915年，魯迅就開始大量搜集歷代碑刻拓本，潛心整理，精心編目，細心抄錄，用心校勘，縝密研究。據統計，1915年至1918年，魯迅抄錄古碑計261種1367頁、造像344種1267頁、墓志190種1035頁，甲骨文、金文、真隸行草等各種字體，皆摹寫得一絲不茍。

周作人曾記述魯迅當年校碑的情景：“他抄了碑文，拿來和王蘭泉的《金石萃編》對比，看出書上錯誤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來精密的寫成一個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廣，共幾行，每行幾字，隨后按字抄錄下去，到了行末便畫上一條橫線，至于殘缺的字，昔存今殘，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別注明。”魯迅后來根據自己搜集的秦以后金石碑帖，編輯整理了《俟堂專文雜集》《六朝造像目錄》《六朝墓志目錄》等文字，并著寫了不少嚴謹的考證文章。

魯迅對“大字之祖”《瘞鶴銘》素有濃厚興趣。南朝梁天監十三年（514年），《瘞鶴銘》鐫刻于鎮江焦山石壁之上，結字錯落疏宕，字體張揚流暢，筆勢雄健飛舞，筆法靈秀灑脫，為歷代眾多書家稱頌。后因雷擊崩落于長江之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得殘片5塊。1914年，魯迅慕名購得其影印本，他在12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午后至有正書局買《黃石齋夫人手書經》一冊，三角；《明拓漢隸四種》《劉熊碑》《黃初修孔子廟碑》《匋齋藏瘞鶴銘》《水前拓本瘞鶴銘》各一冊，共價二元五角五分。”4年后的1918年2月3日，又從琉璃廠購買《瘞鶴銘》拓片，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午后同二弟往留黎廠買《瘞鶴銘》一枚，泉五元。”

魯迅校勘《瘞鶴銘》極其認真，頗下功夫，很見功力。首先是厘清了它的尺寸大小、字體形態、石刻布局和所在位置。其次是抄錄全文，細加描摹，將拓片上的銘文用大字標出，同時參考集藏的碑帖拓片，多方互勘，將已知的缺字脫文，以小一號的字體一一予以補錄并標出，使之筆意相連。最后根據字的大小、位置，重新排列《瘞鶴銘》的文字順序，指出權威著作《金石萃編》所記載的“高八尺，廣七尺四寸，十三行，行約二十至二十五字”，其說法有誤，正確的應該是“刻高約一丈三尺，廣八尺。十三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

魯迅在深入考證和縝密研究后認為，清康熙時期，焦山摩崖石刻《瘞鶴銘》在復原時，依據《金石萃編》中有關的布局、尺寸記載，以此確定它的具體空間位置，其實并不準確。因為，根據《瘞鶴銘》傳世拓片上實際的字形大小和行距，若是“銘石高八尺內”，則每行只能寫十八九個字而已，根本無法容納“行約二十至二十五字”，由此庶可窺見魯迅校勘《瘞鶴銘》的精準。而尤令后人稱道的是，魯迅抄錄、描摹《瘞鶴銘》時，選用長25厘米、寬32厘米的竹紙，非常細致，字跡工整，若將脫漏的文字填入魯迅所留出的空當之內，可以說是絲絲合扣，令人嘆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