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文學刊物上，我們能夠發現一種現實主義文學當代寫作的新的發展路徑。寫作者以不同視角介入現實，關注社會生態的多維空間，尤其集中聚焦于性別與身體的隔膜和碰撞、日常生活書寫對于宏大敘事的建構與解構以及“超現實”的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嘗試。

長久以來，純文學雜志有著專屬于它的歷史厚度與文化品位，一方面通過刊發編選文學作品令讀者感受精神世界的開闊與思想格局的縱深，另一方面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記錄著時代潮流的輪轉與社會現實的嬗變。在最近的文學刊物上，我們能夠發現一種現實主義文學當代寫作的新的發展路徑。寫作者以不同視角介入現實，關注社會生態的多維空間，尤其集中聚焦于性別與身體的隔膜和碰撞、日常生活書寫對于宏大敘事的建構與解構以及“超現實”的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嘗試。

性別、空間與女性命運

自新時期以來，世俗生活的常態化書寫透過身體、空間與性別等文化表征而不斷被闡釋，身體的生產與成長、空間的流動與置換、性別的展示與壓抑等都可以成為現實中國想象方式的組成部分。近年來，在文學界似乎出現了一種對于性別意識有意回避的傾向，可喜的是，新近文學刊物上的許多作品開始重新直面這些具有尖銳性和迫切性的沉重文化議題。

朱一葉的短篇小說《消失的女孩》（《芙蓉》2019年第5期）將性別、成長、生死等復雜而豐富的議題糅雜于囈語和夢魘一般的故事中，夢境與現實互相交織、難以離析，在最為平常的家庭生活敘事與女童成長書寫過程中，沉重地講述了一個女孩的消失過程。作品呈現出的重男輕女的社會問題是最為表層的現象，更深層的精神在于對社會倫理與人性內核的深刻剖析。劉榮書的短篇小說《扯票》（《民族文學》2019年第9期）講述了再生家庭和隔代教育之下成長的留守女童出走與回歸的故事，以及城鄉結合部的底層市民困窘而尷尬的生存狀態。小說冷靜地直視當下，避免道德批判或有意粉飾，呈現出比文學更為豐富的生活本身，延續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寫作路徑，并將其內涵和外延逐漸擴大。

在性別與身體議題之下，寫作者不僅關注女童的成長，也關注少年的成長。李智明的短篇小說《往事》（《當代》2019年第5期）有著多重時間維度和空間厚度，小說以少年小茲的死亡和警察對男主人公齊格的追問作為開端，故事的緣起是一碗沒有加蘋果的冷面，住在大院的幾位10余歲少年用板磚拍了冷面店伙計的腦袋，齊格聽聞出了人命而離家出走，一直睡在水泥管子里，與青塔的社會青年小茲偶遇。隨后，小茲因齊格發燒而去藥店偷藥被卡車撞死，齊格因此結束逃亡回到大院，隨后得知此前出了人命不過是伙伴的謊言。小說內部的敘事邏輯在于少年們對于真實世界的想象、對于死亡的恐懼和對于責任的逃避，敘述者抽絲剝繭般揭開一層層想象的面紗，告訴讀者少年成長的代價就是面對現實。馬悅的短篇小說《一枚米果》（《民族文學》2019年第9期）以糧食作為物象，以傳統現實主義敘事手法關注農村與城市社會的弱勢群體，性別、身體和城鄉都是小說展開的重要立足點。

關于女性命運的關注，更具典型意義的文本是非虛構作品。李修文的散文《恨月亮》（《當代》2019年第5期）以一種非線性敘事展開寫作，互相交織、穿插著講述了兩個與現代文明和都市風情迥然相異的鄉土中國故事。那是兩個沒有月亮的夜晚，一個發生在駱駝刺、芨芨草、松樹林遍布的山野間，飛沙走礫、狂風呼嘯的戈壁灘，另一個在冰雪交加的山林曠野間，兩個不同的時空環境交錯呈現。在甘肅，“我”孤身一人在戈壁中徒步前行，偶遇一隊聾啞人，互相幫扶、互相提醒，最終走出困境。在貴州，“我”和一個身患尿毒癥渾身浮腫的女孩小蓉，為了3個在外打工的未婚弟弟早日成家，冒著生命的危險去隔壁村相熟人家的菜地偷一些青菜，尋一個好兆頭。禾素的長篇紀實文學《春天里的人們》（《民族文學》2019年第10期），講述了數十年間在香港地區勤勉生活、敬業工作的普通話推廣工作者的故事。這些推普工作者大都是來自內地、嫁到香港的普通女性，她們或經歷了感情與家庭的破裂，或面臨著經濟與生存的危機，最終通過推廣普通話、傳承中華文化的工作，在舊殖民屬地余痕處處的香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每一個故事的背后都是一位堅韌的女性，每一具女性的身體都滿載著內地與香港之間文化交流的變化印記，正如故事結尾所說：“春天里的人們，腳不停歇奔走在路上，辛勞而又內心充實”，正是這些女性步履不停的行走，將個人與時代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日常生活書寫與宏大敘事解構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面對異軍突起的先鋒小說，當代中國文學遭遇到現實主義寫作的危機。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新寫實主義小說”的發源濫觴將有關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討論再次推上了文學舞臺的中心。在近期文學刊物上，左馬右各的短篇小說《明天我有事告訴你》（《當代》2019年第6期）、李瀟瀟的短篇小說《小男友》（《當代》2019年第5期）、馬拉的短篇小說《窒息》（《芙蓉》2019年第5期）、李學輝的短篇小說《我的二次元時代》（《星火》2019年第4期）等，似乎能看到一種“新寫實”小說的復歸。馬拉的《窒息》通篇著力表現張一鳴、周晶與吳一梅、趙毅閣兩夫妻瑣碎、重復的日常生活狀態，以及夫妻雙方既無法調和又無可奈何的家庭矛盾。該小說一方面延續著自80年代中后期以來池莉、方方等“新寫實”小說的隱含作者敘述視角及“零度寫作”的敘述情感，另一方面，對生活價值的“發現”，往往也可能伴隨著神圣知性的“失落”。

近年間，西方歷史學界出現了一種將社會和文化作為整體來看待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這種國際潮流與研究范式不僅傳遞至國內歷史、文學研究領域，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對當下文學創作的審美價值標準產生了影響。喬葉的短篇小說《在飯局上聊起齊白石》（《花城》2019年第4期）從表面上看是對中年男子聚餐吃飯、喝酒、閑談的生活常態書寫，穿插著關于中國繪畫藝術的歷史知識介紹。實際上，卻在呈現世俗社會的飯桌文化之余，以藝術涵養的較量作為席間的交錯觥籌，巧妙借用齊白石、吳昌碩等名家故事暗諷當下所謂的“大師”“畫家”和陪客們。這篇作品的意義不只對與作家有共同經驗的極少數讀者生效，寫作者將小說背后具有生命張力和闡釋可能的龐大意義空間向讀者展開，以一種面向自我的內向性寫作形式打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世界。

從某種程度上說，詩歌是最具有生命張力和想象活力的文體。詩歌語言的開放與靈動會帶來詩意格局的天馬行空，當愈來愈繁雜的日常生活細節充溢詩行的時候，詩歌便從超驗的想象退回了時代現場，詩歌語言和詩意空間的富有、寬仁與無畏也就黯然失色了。如風的《在遠方，遙望著遠方》組詩之二《中年書》（《星火》2019年第4期）中有：“風吹人間/可是，已經沒有足夠多的光陰讓我們揮霍。我開始節制地使用一些詞語/就如同，小心翼翼避開玫瑰和它們的刺。”這首寫滿世俗生活與中年危機的詩歌，呈現出部分當代詩人近年間的一種寫作傾向。在鄭小瓊的詩歌《域外十四行之法國》（《山花》2019年第10期）結尾，有這樣的詩句：“詩歌練習著大都市的紙醉金迷，它們披上/五大街的時髦大衣，塞納河分擔我的想象/如今的詩人們習慣日常生活的雞毛蒜皮。”顯而易見，詩人提醒我們，在當下文化語境中，當“日常生活的雞毛蒜皮”成為寫作者的慣性思維時，耽溺于對日常生活的“庸常性”和“平凡性”的書寫，有可能存在解構當下宏大敘事話語框架、消解當下時代社會問題嚴肅性的弊端。

“超現實”的現實主義寫作范式

與聚焦日常生活經驗的文學寫作相對應，近期文學刊物中我們讀到許多著力于生動的故事情節、形象的人物塑造和強烈的戲劇沖突的作品。寫作者通過“超現實”的傳奇筆法將現實世界的萬千紛繁重新組合，勾勒出想象中國的人生百態。

王松的中篇小說《別字》（《收獲》2019年第6期）就是此類小說的代表，小說講述了一位中學教師在聚會中猝死的離奇案件，案件的關鍵物證是一張寫著“翌”字的紙片。這樣一個一波三折、撲朔迷離的故事暗含著對中國基礎教育、文化風氣、社會變革等問題的反思。田老師的死亡是她的女兒們、學生們、老年公寓的護工、醫生和她自己共同促成的，一群各懷心事的舊時同窗、一次在老年公寓舉行的以慶祝教師節和老師生日為由頭的同學聚會、一場莫名其妙的“兇殺案”，如同一副精心布置的多米諾骨牌，牽一發而動全身。雷默的《大樟樹下烹鯉魚》（《收獲》2019年第6期）和雙雪濤的《火星》（《花城》2019年第4期）把這種“傳奇”筆法進一步推至極致，前者講述的是小縣城中名叫“大樟樹”的小飯店廚師老莊烹飪鯉魚成名的故事，后者講述的是舊日戀人魏銘磊和高紅兩人通信的往事。“超現實”的傳奇筆法將小說的發展推至完全超出讀者預期的方向，使得作品具有很強的故事性和可讀性，但在“好看”的形式之下，如何能夠保證現實精神與人文關懷的縱深感，是寫作者需要深思的問題。

科幻思維與世界觀的永恒魅力，就在于創造和建構現實的無限可能。因此，科幻作品應與社會現實精神價值并行不悖，換言之，科幻這種看似“超現實”的寫作類型本質就是一種現實主義。在新近的文學期刊中，我們能夠發現許多寫作者正在進行“科幻現實主義”的寫作嘗試。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刊中的科幻作品在“科學”與“幻想”方面所達到的宏觀視野與思想高度參差不齊。

對“時間”和“空間”的討論是科幻作品的核心母題，“時間旅行”與“穿越時空”的形式是傳統科幻想象的基本著力點。寶樹的《退行者》（《天涯》2019年第5期）沒有正面描繪“未來”，而是將時間的順序倒置過來，不斷從“現在”退回“過去”，立意在于通過時間的“退行”而發現生命的不可逆性。但這種處理方式在梶尾真治的《時尼的肖像》、菲茨杰拉德的《本杰明·巴頓奇事》和筒井康隆的《穿越時空的少女》等科幻小說、影視甚至動漫作品中已屢見不鮮，寫作者并未超越此前對于時間母題的哲學思考格局。陳楸帆的中篇小說《無罪之人》（《花城》2019年第4期）將未來世界的掌權者虛構為一個龐大的將生物技術與區塊鏈技術結合的“生命鏈”債務集團，它們利用債務數據區塊化加密后嵌入DNA鏈條，使得“基因債”可以通過基因遺傳而不受控于生命體的消亡而代代相傳。主人公“我”在目睹了一個個鮮活的少女用太空工作償還債務時發生意外死亡后，陷入了認知上的困境，終于憤然而起破壞了精密的系統，成為“無債之人”的精神領袖。小說既緊密結合當下前沿科學技術的復雜生態，又對于可能被技術顛覆的未來世界進行了合理預言，為重科學的“硬科幻”寫作做出了有效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