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部“大熱”的小說，輿論場中的相關討論，至今仍未平息。2019年，由其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上映，再度引發熱議。“金智英”，就此成為當代女性所面臨的困境的代名詞。

盡管作者趙南柱記敘的是韓國主婦的日常生活，但她的人生故事，同樣能夠廣大中國讀者的共鳴。從各大媒體和各路大V的競相宣傳里，不難看出“金智英”的熱度。原因不難理解，東亞地區的傳統文化，本來就不缺乏同質性。韓國女性的遭遇，對中國女性來說也不會感到陌生。

本書的內容，各家早已進行過詳盡的介紹，至于本書所展示的話題，已有不少文章進行過細致的分析。只是，在熱烈的討論里，人們似乎都遺忘了一個問題——《82年生的金智英》，真的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嗎？

這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也不是為了質疑本書的主旨。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只有回答好這個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本書“爆紅”背后隱藏的密碼。

《82年生的金智英》

回到文本，作為一部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至少要在兩方面接受“文學性”的拷問。首先，這部小說，是否屬于“主題先行”的范疇？

作者在多處插入、引用了真實數據，以反映包括主人公在內的女性生活的艱難。比如，在寫到金智英所在公司為何缺少女職員時，作者寫道，“2003年請育嬰假的女性職工只占百分之二十，直到2009年才終于突破百分之五十，等于是職場上每十名女性當中，依舊有四名產后婦女沒有申請育嬰假，堅守著工作崗位。”（85頁）

在寫到金智英所在工作的薪酬制度時，作者寫道，“韓國男性的平均薪資是一百萬韓元，女性的平均薪資則只有六十三萬三千韓元。”（110頁）在寫到夫妻倆為孩子的姓氏而進行的討論時，作者寫道，“廢除戶主制那年僅有六十五例申請從母姓的，自此之后每年受理的申請案例也僅約兩百例。”（120頁）

小說創作，當然不排斥真實數據的引入。枯燥、簡單的語言也不能被當作評判小說優秀與否的標準。但本書的問題在于，虛構的情節與真實的數據之間到底處于一種怎樣的關系？到底是作者為了描寫金智英的生活而引述資料，還是為了表現相關社會問題而描寫金智英的生活？這里頭，無關數據和材料的真實性，指向的倒是寫作的方式方法。

應該說，“主題先行”不是問題，可一旦把小說創作理解為圖解概念，那么作品的藝術成就很可能會大打折扣。

其次，小說的人物形象是否過分“扁平化”？

小說通過主人公金智英的生活，講述了萬千女性的心聲。但具體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金智英更像是一個符號、一種象征。不僅缺乏人物性格，也少有內在的思想矛盾，使小說主人公反倒不如出演同名電影的演員鄭有美來得生動。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這一現象不僅出現在金智英身上，丈夫鄭代賢除了比較理解妻子，也比較愿意幫助妻子之外，再沒有鮮明的人物特性。金智英的母親同樣因為女性身份而被迫作出犧牲，但也很難讓讀者了解，她到底是個“怎樣的人”。至于金智英能干而強悍的女上司、公司內猥瑣的男職員等人物，都只具有推動情節發展或說明小說主題的功能性作用。

當然，無論是“主題先行”還是人物的“扁平化”，可能都是作者刻意的選擇。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趙南柱就清楚地表示，“我寫作注重的是想要表達的內容，至于它屬于哪種類型、哪種題材，我覺得并不重要。寫作風格是根據我想表達的內容來進行選擇的。”

而促使作者作出這一選擇的原因，很可能是出于如何擴大作品影響力，展示相關社會問題的考慮。那么，到底是小說創作呈現了社會問題，還是社會問題束縛住了小說創作？

這個疑問，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中國文學史中的一個舊概念——“問題小說”以及一些代表人物。

1919年10月7日，冰心發表的短篇《斯人獨憔悴》，短短三個月之后就被改編為三幕劇在北京的新明戲院演出，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響。1921 年，冰心創作的《超人》不僅“賺得青年人的許多眼淚”，有時評這樣介紹《超人》發表后引起的轟動：“青年們啊！你聽到‘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著呵！’的呼聲么？《超人》是救我們青年的上帝啊！”就連一向理性的茅盾在讀《超人》時，竟然也感動得哭了出來。

冰心的“問題小說”和《82年生的金智英》不僅都被改編為更適合大眾接受的傳播形式，而且都引發了輿論的震動。從創作風格上來說，兩者都具有通俗的語言、淺顯的表達方式、明確簡單的人物形象。

值得玩味的是，以今時今日的文學史標準來看，冰心的“問題小說”往往被視作“幼稚”“開不出藥方”。“問題小說”的任務，顯然是提出問題、表現問題、解決問題，但是由于過于聚焦在“問題”之上，也會讓作者忽視造成這些具體問題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對身處“問題”中的“人”內心的沖突和掙扎、沒有給予充分的描寫和邏輯支撐。

那么，我們是否也應該這樣評價《82年生的金智英》？問題似乎并不這么簡單。

回過頭來看冰心。五四時期，她寫過封建家長干涉子女婚姻的悲劇作品。《秋風秋雨愁煞人》里的英云被父母包辦嫁了司令的兒子，從此踏入舊式大家庭變得沉默寡語，最終成為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冰心再次拿起筆，重新描寫的卻是年輕的子女干涉父母一代人自由戀愛的悲劇《干涉》。人物角色發生了諷刺性的倒轉，但反映的問題卻是一致的——封建意識在中國家庭中的根深蒂固。

可見，只要“問題”還存在，“問題小說”就有在文學史上留名的價值和意義。和中國家庭中的封建意識一樣，女性在當代社會面臨的困境，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得到結局。所以，既然《82年生的金智英》并不是為文學的藝術性而生，那么我們也無需以藝術性為標準苛責這部小說。

當然，“問題小說”就注定只能深陷在“問題”的旋渦中嗎？答案也是否定的。面對社會“問題”，有的作家會選擇憤而發聲，也有作家善于描寫更深刻的生命體驗。

在《呼蘭河傳》里，我們同樣能看到蕭紅對女性“問題”的關注。但她能夠以一種更開闊的悲憫胸懷關注并思考著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義。這也使她能夠繪出“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因此，她的作品就不會被簡單地歸類為“問題小說”。

在談到《82年生的金智英》，許多論者都提到了隱藏在金智英式困境背后的“父權制”。事實上，它不僅殘害著女性，也是全體男性的敵人。金智英的丈夫明明是一個“好丈夫”，為何卻不能在真正意義上幫助妻子？金智英的婆婆明明也是“父權制”的受害者，為何卻在無意間充當起了“幫兇”？他們要面對的不是簡單的女性歧視，而是一整個社會運作機制。不是通過“問題”來彰顯人物，而是通過人物來傳達“問題”，使作者無法進一步深化作品的主題。

如果作者趙南柱能和蕭紅一樣，主動探索金智英、岳母、丈夫、婆婆、同事、上司、朋友等人面對的不同的生命困境，會不會使“金智英”的悲劇意蘊具有更久遠的魅力呢？我們無法獲知答案。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82年生的金智英》果真在藝術性上還有欠缺，那么這反倒說明，小說中反映的“問題”已經嚴重到了何種地步——大多數讀者和批評者都愿意忽略小說的藝術性，直指小說里的“問題”。就此而言，“金智英”們的困境，還不能夠讓全社會好好反省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