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詩歌利用“意合”漢字，選擇物象，創設意象，以象表意，使詩歌的語言、情感、意象、意境特具形象性。詩歌的創作，從意象的選擇到意境的營造，均離不開形象思維的參與。詩歌可以說是形象思維的言語精華。形象思維是一種自覺的表象運動。金開誠先生強調，這種思維是以表象為材料，始終帶有形象性。而古典詩歌誦讀就是通過聲音將詩歌的形象性及蘊含其中的形象思維以形象化的音律再現出來，喚醒誦讀者的知覺、情感、想象等審美心理，從而激活誦讀者的形象思維參與審美體驗，進行審美創造。

豐富自覺表象運動內涵

在未被接受前，詩歌的意象是以靜止、孤立的形式存在于文本之中。而詩歌誦讀可以通過有節律的聲音，調動誦讀者想象和情感投入，將這些靜止、孤立的意象豐滿起來。

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把聽覺體驗、聽覺表象與聽覺聯想、聽覺回憶乃至情感狀態相連時，就會產生“聽覺意象”。韋勒克（R. Wellek）、沃倫（A.Warren)在《文學理論》中指出，“意象”表示在心中重現或回憶有關過去感受上、知覺上的經驗，而這種重現和回憶可以是視覺的、聽覺的，亦可以完全是心理的。對此，理查茲（I. A. Richaids）和龐德（Ezra Pound）得出相近的觀點：意象是一個心理事件與感覺的奇特結合，是一種在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感情的復雜經驗。這樣看來，“聽覺意象”就是人們在心中回憶、聯想、再現過去聽到的聲音，是與人的情感相連的聽覺體驗的重現。

在古典詩歌中，詩人會主動選擇與個人情感相契合的“聽覺意象”，連同“視覺意象”，會合心理情感，營構意境，表情達意。詩歌中，有自然界的虎嘯猿啼、雞鳴犬吠、風急猿嘯之聲，有人世間的車馬喧鬧、笙鼓簫笛之音，更有人生的仰天大笑、凄凄慘慘戚戚之吟；同時有春風拂柳、大漠孤煙、長河落日、落霞孤鶩、燕山雪花的圖景與之相應。這種種聲音和畫面，被一代代人復制、還原、創造，行走在中華農耕文明的歲月，輝映在中國文學的殿堂中。

這種對古典詩歌“聽覺意象”和“視覺意象”的世代承遞，蘊含了歷代文化和生活韻味的情景性聲音。這不只是詩人獨自的視聽體驗，而是融合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集體文化性格。正如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所言，詩歌中的“聽覺意象”和“視覺意象”是同一類型無數經驗的心理殘跡，有祖先的歷史中重復了無數次的歡樂與悲傷的殘余，這就是“原型”——普遍一致和反復發生的典型領悟模式。

而詩歌誦讀就是利用詩歌語言固有的韻律節奏，利用“平長仄短，依字行腔”的吟誦方法，將詩歌中的“聽覺意象”“視覺意象”充分激活，使其豐腴起來。

法國現代精神分析家拉康（Jacques Lacan）把人的心理經驗分為真實的、想象的和符號的三個階段。真實的，是指如其本然并力圖被認知的心理事件或心理經驗；想象的，是指該事件或該體驗在人腦中的“再現”或“表象”。符號的，是指想象心理經驗中的“再現”和“表象”，在心理作用下被組織成的“單位”。因此，古典詩歌中的“聽覺意象”“視覺意象”作為一種心理經驗，喚醒、激活意象的誦讀同樣要經歷三個階段：初讀詩歌音律的聲音—體驗、想象詩歌意象、意境的聲音—符號化的聲音（視聽意象）。

通過誦讀而激活的詩歌意象、意境，在誦讀者心中會產生一幅內視覺圖景，而激活后的意象、意境會調和成各種通感現象。法國象征主義者認為，感官相互之間可以聯系：聲音可以被翻譯成芳香，芳香又可以被翻譯成視圖。這正是加拿大作曲家謝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所提出的“聲音景觀”——同時注重空間中聲音本身與聽覺感官文化。

另外，詩歌誦讀較之默讀，突出發音環節。這就是說，相比默讀，誦讀多出一個言語生成成分，在發音期間內，大腦有相對更多的時間調動、加工、整合各種相關信息，這就可以對詩歌的意象、意境進行充分的玩味和品咂。當然，誦讀與默讀在認知神經機制上也存在一定差異。根據功能性近紅外光譜技術研究結果，誦讀與運動區域之間網絡通聯較強，而默讀則與語言區域之間的網絡連接更強。楊延輝等人對出聲言語復雜程度的神經機制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復雜的出聲言語能夠激活更多的腦區。

因此，隨著意象在誦讀中逐步豐滿，充當自覺表象運動之意象，自然會使自覺表象運動的內涵豐富起來。

增強自覺表象運動活力

自覺表象運動的活力主要是通過表象運動自身所產生的藝術效果表現出來的，諸如對比、映襯、呼應、凸顯等效應。而詩歌誦讀就是通過聲音凸顯意象，增強意象之間的對比、呼應等藝術效果，以此來提高自覺表象運動的審美效應，進而促進誦讀者進入深度的審美體驗。

語言心理學研究表明，在出聲閱讀條件下，當目標詞被注視（中央凹注視的詞）時，對先前從副中央凹提取的目標詞（副中央凹注視的詞）信息的整合，要比默讀延遲一段時間。與默讀相比，出聲誦讀中對副中央凹信息的使用，發生在一個較晚的時間點。換言之，誦讀者先要提取中央凹注視的目標詞n的信息，而后才能轉移、加工下面n+2（3）目標詞，這時目標詞n發出的聲音才傳到耳朵，傳輸到大腦聽覺神經，進而大腦對此進行加工處理、吸收、存儲。所以，出聲誦讀使大腦接收雙層信息：目標詞視覺義信息和聽覺義信息。而這兩種信息的接收有先后，存在一定的時間差。因此，兩義之間在大腦中會形成一定的回“音”（義）效應。如此，詩歌誦讀的聲音就會激發視覺信息產生更強的藝術效應：或因節奏的快慢而使意象畫面放大或縮小、連續或跳躍，或因聲調的高低而使意象或意象群之間形成鮮明對比，等等。

誦讀聲音可以填補視覺的空白，能夠調動更多認知資源，喚醒潛藏于心的記憶，促使讀者把自己相關的境遇、經驗與詩歌境象、詩人境況進行對接。這時讀者與詩人、詩境融為一體，詩化讀者進入巔峰審美體驗狀態：或淺吟低唱，或引吭高歌。此時，詩與誦合，誦與心合，心與意合，意與境合，人誦一體。誦讀聲就成為詩歌“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最好載體。

增強自覺表象運動清晰度和連貫性

讀者在誦讀過程中承納詩人蘊含強烈感情的“畫面”，在心中出現內視覺圖景，并運用內視覺“圖景”進行想象。此時誦讀的聲音就會促使詩歌之“圖景”與讀者心中之景（生活經驗）進行疊加、交接與延續，推動“詩歌之象的流動與轉化”。這就是美國心理學家麥金（R. H. McKim）提出的視覺思維——觀看、想象和構繪。

由于充當表象的意象具有概括性和可塑性。讀者必須將概括、類化的意象具化為大同小異、千姿百態的個人新表象，才能化為己有，理解詩歌審美意蘊。在此具化過程中，誦讀在其中產生一定的催化作用。誦讀時平仄音韻變換、押韻有序轉化、節奏快慢緩急、聲調高低起伏、音值長短收放會造成語音之間的留白。孫雅峰等人對出聲閱讀插有空格中文的現象進行研究，結果發現，閱讀插入空格的中文材料比閱讀正常的（沒有空格）中文材料，能更大地激活雙側楔葉和右側舌回。這正解釋了變化起伏的聲音所造成的語音留白也能更好地刺激大腦，使大腦所獲取的信息影像更加清晰。在此基礎上，譚向杰等人對出聲閱讀條件下不規則漢字頻率效應研究的結果——低頻、不規則漢字可以激活主要的語言加工區，也證明了誦讀詩歌抑揚頓挫的音律會像低頻、不規則漢字一樣激活主要的語言加工區。

如此，誦讀者在誦讀聲音的調和下，驅動情感和想象，將詩歌的意象、意境對接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原本概括化、類型化、在大腦中模糊的表象變得清晰，且更能體現個人所理解的事物特征（具化成合我的意象）。

法國作家雨果曾說，詩韻是一種力量……一句詩，就像一群人一樣紛亂，而有了韻腳，它就像一個軍團踏著有節奏的步伐。這形象地描述了詩韻的協調統一性。清人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強調，詩中韻腳，如大廈之有柱石，此處不牢，傾折立見。古典詩歌的韻腳，一般在詩句最后一字位置上重復出現，有規律地構成聲音回環。古典詩歌往往第一句押韻，是作為基礎，以引起并促成整首詩統一協調的聲調。同一韻腳，可將分散的詩行統一起來，形成音樂意境的整體感。誦讀者反復吟詠詩歌，借助整體協調的韻律，就會在腦海中形成一定“情境流”，即一幅幅有機鏈接的運動畫面。這樣，起始在誦讀者腦海中不穩定、不鮮明的表象，現在變得穩定、鮮明、有序。而表象越穩定、越鮮明就越能體現事物的特征，逼近事物的本質。自覺的表象運動的軌跡當然也會變得更加清晰、連貫。

英國詩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曾說過，詩比任何藝術都更頑固地具有民族性，而中國古典詩歌更是其中典范。因為它體現了中國人認識事物形象性、整體性的思維特點。特別是，誦讀者形象思維有機鏈條形成之后，具有靈活性、獨創性的形象思維就會誘導誦讀者，借助語言將心中之“象”（內部言語）表達出來（形成外部言語），這就更有利于意會知識向言傳知識的轉化或過渡，這一點對于國語學習來說尤為重要。這樣看來，中國傳統古詩讀書法，諸如吟誦、涵泳、吟詠等，不僅能激發形象思維，更有存續民族文化基因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