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琴南書法

還在某家雙語雜志做新聞的時候，一次，我與英語翻譯聊天，說起林琴南，對方一臉茫然。我有些納悶，問：沒學過翻譯史嗎？答曰沒有這門課。

大學英語系如果真沒有這門課，那很遺憾，翻譯史其實是很有趣的學問，對從事語言翻譯的人來說，無疑是必要的專業(yè)知識和文化修養(yǎng)。還說林琴南吧，這位短胡子老人，如果只看他的照片，你會聯(lián)想到這是個四書五經(jīng)泡大的精明老學究。老學究該有的他都有，28歲成秀才，30歲與鄭孝胥、陳衍同年得福建舉人，但他絕不是不聞世事、只鉆書本的冬烘先生。他的青年時代，正是1883年中法之戰(zhàn)、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到1900年庚子之變的大動蕩年月，社會傳聞幾乎全是大清戰(zhàn)敗、官府頹唐的壞消息。林琴南對時事極為關心，對改造社會抱有極大熱情，在北京科考時即參與了公車上書，又組織詩社、創(chuàng)辦報紙，有多篇新詩大聲呼吁國人奮起。在當時的讀書人中，他是屬于最激越的那些人，奔忙于時代前列，但他最終被人們記住，是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翻譯國外文學著作的開山者。

如果不是妻子病重去世，林琴南也許會走上另一條路，但那沒法假設，事實是他從翻譯一篇法國小說開始，一發(fā)而不可收，以文章干預社會，在鼓蕩文化新風、振興民族精神的奮斗中大放異彩，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qū)，胡適、魯迅直到錢鐘書都受到他的文化涵養(yǎng)。

那一年，林琴南的妻子勞累成疾去世，這使這位重情義的讀書人受到沉重的精神打擊。幾位好友常來找他聊天，安慰他的孤苦之心。一次，朋友王壽昌忽發(fā)奇想，提出讓林琴南翻譯外國小說，另一朋友魏瀚也在一旁攛掇，林琴南覺得這絕不可能，自己根本就不懂外文，焉能勝任？但王、魏二人勸說不已，提出由他們口譯，林來筆錄整理。林琴南見實在推脫不過，傻傻地冒出一句：“須請我游石鼓山乃可。”

這點要求不難做到，于是，三人泛舟來到福建本省的風景勝地石鼓山。柳舟之上，王壽昌口譯起一篇法國小仲馬的小說，林琴南隨手持筆記錄。于是，影響后世的一部譯著在水上誕生，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初時，他們誰也沒有料到此書在社會上會產(chǎn)生巨大反響，無數(shù)青年為異國少女的奇異情事一掬同情之淚。用嚴復的話來說：“可憐一部《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這部譯著和后來林氏陸續(xù)譯出的《迦茵小傳》、《不如歸》等，讓人們反思自古以來國人的情感生活，反思那些石頭上的“貞節(jié)牌坊”、書本里的“烈女傳”以及重倫理、輕感情的沉重包袱，產(chǎn)生出文化圖新的思考。林琴南以自己的譯書發(fā)揮著獨特的啟蒙作用。

泛舟湖上的游玩是常有的，但如林琴南這般不經(jīng)意間開啟了自己人生奇異之旅者有幾何？

從1899年刊印《巴黎茶花女遺事》開始，林琴南完成了一生翻譯160多部外國著作的驚人之舉。我們今天已經(jīng)很難理解林琴南的這種模式何以竟能成功，并使他與另一翻譯了《天演論》的嚴復成為中國近代翻譯史上的雙子星座。問題在于，他們那個時代，還是非常“尚文”的時代，口語和書面語是不可并論的，寫文章必須遵從文言規(guī)則，像今天我們這樣日常口語也能寫進文章的做法，絕不可行。妙就妙在林琴南是古文高手，后來反對他的人所用的指斥之語就是“桐城謬種”，但那恰恰說明林琴南得過真?zhèn)鳎ㄎ难灾ǎ诺靡杂脴O為迅疾的筆速與口譯者同步，達到當時人所贊譽的“以曲折生動之筆，達渺綿佳使之情”。另一原因，林琴南是一個精神世界豐富、非常重情感的人，他后來翻譯的《黑奴吁天錄》（即《湯姆叔叔的小屋》）并非情感小說，但也感人至深。魯迅當年是在日本讀到林譯《黑奴吁天錄》的，讀后寫信給朋友，連連感喟。

林琴南是中國近現(xiàn)代翻譯的開山者，他的翻譯方式今天已不盡可取，但其文化功績不可湮沒。

我們今天已經(jīng)不必通過文言來了解外國文學，那也太繞彎了。然而，與那些重頭譯著相比，林琴南的一些翻譯小品，譬如他所譯的《伊索寓言》今天讀來卻讓人感覺另有意味。

1901年，林琴南來到北京，在崇文門外東曉市大街的金臺書院任講席。就在此期間，他接觸到這本西方古老寓言，當即被里面的故事所吸引。1902年，他翻譯出版了《伊索寓言》，在前言里說明自己翻譯這部小書的緣由：“伊索氏之書，閱歷有得之書也，言多詭托草木禽獸之相酬答，味之彌有至理，歐人啟蒙，類多摭拾其說，以益童慧。”他認為，中國古代除了《莊子》，缺乏這種面對兒童的啟智通俗讀物，并舉中國古代包括呂居仁《軒渠錄》、元懷之《拊掌錄》和蘇東坡《艾子雜說》在內(nèi)的多部笑話集，說那些書只能用以談笑佐酒，“任為發(fā)蒙，則莫逮也”。

但其實中國古代《莊子》之外，《韓非子》里的寓言也是非常精彩的，史不絕書的“志怪小說”中也包含許多具有喻世色彩的篇章，更為人所知的《聊齋志異》如果縮成簡約版，那些花妖狐媚的故事也有諷世勸人的寓言之意，只不過，蒲松齡百般精細，曲盡其意，竟給寫成小說了。但《莊子》、《韓非子》那樣的寓言兒童不易理解，卻也是實情，志怪小說則根本不適宜給少兒讀，林琴南說本土適合做兒童智慧啟蒙的故事幾為空白自有道理。中國兒童歷來的開蒙讀物為“三、百、千、千”，即《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使用的辦法是先背誦得爛熟，而后慢慢理解，若言貼近童心，根本談不上。所以，林琴南說得完全有道理：“余非黜華伸歐，蓋欲求寓言之專作，能使童蒙聞而笑樂，漸悟乎人心之變幻、物理之歧出，實未有如伊索氏者也。”

看中這樣一本薄薄的小書，津津有味地翻譯出來，正是林琴南眼光獨到之處。他把《伊索寓言》當作獻給中國兒童的啟蒙讀物來對待，而且，在每則寓言后面將自己的理解作為批注，以“畏廬曰”（林琴南號畏廬）的方式點化讀者，就像說完謎語之后直接點破謎底。當然，對寓言的這種“直接點破”有高低之分，林琴南應屬高手。通讀林譯《伊索寓言》，不難有這樣的感覺：一方面，誠如其言，他獻給小讀者們的是一本有趣而有益的啟蒙讀物；另一方面，他借此略申家國之情，表達他自己的思想。

譬如他翻譯的這樣一則寓言：“冬蟻出曝其夏取之粟，他蟲饑過其側(cè)，祈粟于蟻。蟻曰：‘爾胡為不儲糧于夏？’蟲曰：‘吾方向夏風而歌。’蟻笑曰：‘君當夏而歌，則亦宜乘冬而眠矣，胡言饑？’”結(jié)末，他批注道：“畏廬曰：‘平日不儲才，事集求才；平日不練兵，亂起征兵，均非善謀國者。’”這真是見微知著，由蟻蟲而發(fā)國事之思，典型的林式風格。

他這種直接跳出來面對讀者說話的做派在他的其他譯著中也有，但讀者往往不自知。有不少林譯著作都有他認為原著不盡意而給予補筆的情形，或刪改或增文或議論，有趣的是，他那些補筆甚為高妙，不但不影響閱讀，反而因適合當時國情而很得讀者之悅。

“犬得肉，經(jīng)溪橋之上沉影水中，以為他犬也。水紋蕩，以其肉大逾己肉，乃自棄其肉，獰視水中之影，將得之，遂并失其肉。”其后林氏批注：“貪人無厭，終其身均沈影水中也。”這就從一時一事延伸至整個做人原則，將莞爾一笑轉(zhuǎn)為沉痛教訓。

“一瓶實粟滿中，兒童入手瓶中，飽取之，拳不得出，童不忍舍粟出拳，怒而大哭，保母謂之曰：‘若能少取粟，則拳出矣。奈何貪多粟，而以一拳括之，宜其不得出也。’”對這樣一個勸喻兒童的故事，林琴南批道：“人之求利也，利未至，已虛構(gòu)一美滿之量，謂皆為己所應得者。一不受其貪，則呼愴甚于喪禍。使能操之以約，則利長存，亦無爭奪掣肘之虞，不其泰乎？”這無疑是戒貪之論了。

除了借寓言以傳播做人道理，林琴南有感于時事而呼吁國人奮起、除弱圖強的呼吁也時時閃現(xiàn)紙上。他是在北京參加過公車上書的人，與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有著深厚友誼。1898年9月，當六君子在北京殉難的消息傳到林琴南耳中時，他正在福州家中，半夜得知林旭等人已被朝廷處死，驚起趕到另一朋友家，告以噩耗，相對哭訴國中衰局，不能自已。想起半年前他還與林旭在杭州朋友家見面，晤談甚歡，林旭仰慕他的文筆，當時囑他為其父林富祚做一篇行述（生平概略），此時言猶在耳，而斯人已去。林琴南悲憤之中，書畢《林明府政略》，攜至林旭墓前焚化，以告慰英魂。之后，他又撰寫長文記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戊戌慘案過程。

在上個世紀之交的滿天陰云中，林琴南是一個關注動蕩時局、疾呼革除政弊的熱血男兒，他的滿腔感慨在翻譯《伊索寓言》中曲折地表現(xiàn)出來。

“老松一日笑荊棘曰：‘爾材何庸？獨不羨吾能為棟梁乎？’荊棘曰：‘傷哉！君也！君試想斧斤之臨，將求為吾而不可得矣！’嗟夫！貧而泰，所以勝于富而危。”對這則很短的寓言，林琴南批道：“材而不求大用，乃反羨其最無用者，以自蹈匿，吾國莊生，正本此旨。然隱淪也，吾甚愿中國有才之男子，寧受斧斤而成棟梁，勿效荊棘槁死于無人之壚。”他在這里直接否定老莊哲學中的平庸求生思想，號召國人自強自立，切勿平庸自保，應該說，他對這則寓言是做了相反的解讀，與他當時渴思救國之道的想法和他一生所秉持的耿介強悍性格非常一致。

“大橡見拔于風，偃于江上，水草及岸草，均為所壓。因與草曰：‘爾身輕，何不見拔于風？’草曰：‘君與風鏖，故甚敗。吾輩風來即偃，因得自全。天下欲勝人者，當先服人。’”林琴南批道：“橡之鏖風，獨立之英雄也，見拔于風，或根蠹而基圮耳，至撲而求教于偃風之草，則英雄氣索之時矣。彼小草但能服人，何能勝人？一誤信其言，終身屈于奴隸。故為此橡計者，當培基而固根，不當效小草而偃服。”林氏這里，豈止是在說樹，簡直是在說立國之本。

這就是戊戌慘案和庚子事變剛剛過去的頹敗局勢里，林琴南讀西方寓言而思忖自家國事得到的聯(lián)想。他推崇敢與疾風鏖戰(zhàn)的橡樹，稱之為“獨立之英雄”，一旦倒下，倒則倒矣，不必求教于偃風之草，跟小草去學做奴隸。

林琴南多才多藝，書法繪畫也相當了得，與其文章一樣，比較遵從古法，他遺留下的那些山水畫，靜穆高遠，意境脫俗，很受人們喜愛。他寓居北京時，慕名求畫者“門限為穿，雖幀數(shù)十金，仍供不應求，積壓索書畫之紙絹盈案”。陳衍曾笑言其書房畫案為“造幣廠”，其實林琴南好交友，多贈畫，不蓄財，1924年去世后由弟子們湊錢為其靈柩送回福州故鄉(xiāng)。他還著有繪畫理論《春覺齋論畫》，刊載于《湖社月刊》，他也并不排斥西畫，時有激賞之語。與齊白石相友善，“北齊南吳”的說法就是他最早提出的。如今書畫收藏界中，林氏遺作已成珍品，這倒多了一個留名后史的通道。

今天再讀林譯《伊索寓言》，另一問題浮現(xiàn)紙上，那就是彼時人們認為的淺近文章，對早已習慣了現(xiàn)代白話語體的人來說，已經(jīng)不再淺近，而成了純粹的文言文。然而幸虧林琴南當年在翻譯時還是放下身段，沒有使用太多的桐城筆法。平心而論，林氏在翻譯《伊索寓言》時，沒有像對待其他長篇小說那樣對原文做出調(diào)整，他是比較忠實于原作的，只是，他那樣的桐城古文最后的恪守者不可能在語言運用上過于俚俗，而俚俗恰恰是古文派所歷來不屑的。我們可以設想，當時的讀者手捧一部林譯《伊索寓言》，在與孩子們共讀的時候，應該是由成人之口再做一次“翻譯”，轉(zhuǎn)述為口語的。

那么，一百年后的今天，作為少兒初涉文言的讀物，似乎也未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