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鉞工作照

1953年錢鴻瑛就讀北京大學三年級

繆鉞比錢鴻瑛年長二十六歲，為其學長且成名頗早，在史學和文學領域俱有開拓性著述，故通函之初錢鴻瑛即以學生自稱，當時她剛調入社科院文學所工作不久，未有獨立撰著，也未獲職稱，而繆鉞亦愛才，以知音激賞之，兩人的交誼遂成為詞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繆鉞 （1904—1995），字彥威，江蘇省溧陽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文預科，1924年因父歿輟學，歷任國文教員及多所大學中文系、歷史系教授，后從事中國古典文學和魏晉南北朝史學研究，編著有《元遺山年譜匯纂》 《詩詞散論》《讀史存稿》 《杜牧年譜》《杜牧詩選》等，工詩詞，擅書法，其舊體詩詞創作曾結集為《冰繭庵詩詞稿》，是文史兼長、聲名卓著的大家。由繆鉞先生文孫繆元朗主持整理、商務印書館2014年出版的《冰繭庵論學書札》曾收錄繆鉞致師友故舊書札數百通，收錄繆鉞致錢鴻瑛書札二十一通。去年，《詞學》雜志刊發《繆鉞致錢鴻瑛論詞書札二十二通考釋》，對新見的二十二封書札進行了系年。筆者近日因協助錢鴻瑛先生整理函件，承蒙錢先生惠示繆鉞先生親筆書札百封，其中復有五十七封為商務印書館碎金文叢及《詞學》刊發者所未及。伏讀百封書札，又得向錢先生詢悉往事，深感前輩學人治學謹嚴之余，其高風亮節亦足為士林軌范。比照 《繆鉞先生編年事輯》以及碎金文叢所收其他論學書札，不少學林軼事的來龍去脈也更為明晰，書札文字雖不過吉光片羽，不足以還原歷史情境之萬一，亦得窺大方之家樸厚雍容之態，故筆者不揣淺陋，略陳繆鉞先生與錢鴻瑛先生通函及交誼始末，冀望復現兩位詞學大家十年通書論學之情境以惠同學。（為行文方便，以下對前輩學人的尊稱暫從略）

錢鴻瑛，1930年生，浙江慈溪人，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因院系調整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分配至上海外國語學院任教。她愛好古典詩詞，曾取名 “江楓”間從龍榆生先生學詞，雖有詩詞創作，但主要是希望體嘗吟哦甘苦以服務于詞學理論研究。1982年她調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古典詩詞研究工作，主攻詞學研究，著有 《周邦彥詞賞析》 《周邦彥研究》《詞的藝術世界》《夢窗詞研究》《唐宋名家詞精解》 《斷煙離緒——錢鴻瑛詞學論集》等。錢鴻瑛曾撰《繆鉞先生與古典詩詞研究》一文，指出繆鉞兼具詩詞學家之才與歷史學家之識，并對其詩詞研治的總體學術成就作出了客觀的高度的評價。據筆者所能見到的書札及相關文獻資料，1983年至1992年十年間繆鉞與錢鴻瑛通函不絕，每月至少計有三到四封往還書札，考慮到函件尚有遺失及殘損者若干，其總數當在一百二十余通以上。繆鉞致錢鴻瑛的百封論學書札中，雙方就詞學、詞人、詞話等諸多學術議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亦有詩詞酬贈、感時述懷等生活寫意，為增進了解兩位詞學大家日常學術工作和學習生活提供了豐富而不失鮮活的史料。

繆鉞與錢鴻瑛的通函始于1983年，此前兩人并不相識也未曾晤面。1983年1月29日，錢鴻瑛首次致函繆鉞，表示對繆著《詩詞散論》喜愛有加，當屬論詞著作中卓著者，并與繆鉞暢論古典詩詞研究心得。《詩詞散論》為抗戰時期繆鉞任教浙大時所撰，1948年刊行于成都，惜建國后該傳本殊不易得，1982年11月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付印。錢鴻瑛曾在文學所古典文學研究組負責人龔炳孫處閱讀此書一過，但仍希求可獲繆鉞題贈本，以此為契機，兩位學人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通函論學。繆鉞比錢鴻瑛年長二十六歲，為其學長且成名頗早，在史學和文學領域俱有開拓性著述，故通函之初錢鴻瑛即以學生自稱，當時她剛調入社科院文學所工作不久，未有獨立撰著，也未獲職稱，而繆鉞亦愛才，以知音激賞之，兩人的交誼遂成為詞學史上的一段佳話。繆鉞曾對錢鴻瑛表示，“稱我為師，我既很高興，而又不敢當。我原意與你互相切磋”（1985年1月16日函），而據碎金文叢所收繆致錢第十五通函（1987年8月5日函），繆鉞對錢鴻瑛的稱謂始從“鴻瑛同志”改為“鴻瑛吾弟”，而在其生命中最后幾年疾病纏身的歲月里，他也非常認可這位 “親密弟子”（1992年3月7日函）。值得一提的是，經過兩年多的通信論學，在未及晤面的情況下，繆鉞即為錢鴻瑛《周邦彥研究》撰寫了六千多字的長篇序文并題簽，這在繆鉞中晚期的學術生涯中亦屬稀見，其中既有繆鉞有意獎掖后學、愛才生才的大家風范使然，也有兩位詞學大家論學旨趣契合投緣的因素在內。

錢鴻瑛著《周邦彥研究》

據此前業已公開刊發的書信及 《繆鉞先生編年事輯》可知，四川省杜甫研究會曾于1984年4月在成都舉辦 “杜甫夔州詩學術討論會”，繆鉞寫信邀請錢鴻瑛參會，原本將成為兩人第一次晤面的重要機緣。不料因臨時抱恙，錢鴻瑛未能赴會，兩人的首次晤談也遲至1986年4月才得以實現。而在新見書札中，繆鉞書及此中周折曲致更為生動，平添了幾分從前慢與相見難的況味。 “接到你4月20日的長函，反覆閱讀，心中感動，凄然欲涕……會期之前，我一直盼望你來到成都，可以晤談論學。23日晨，我到草堂，向學會秘書處索閱到會者名單，沒有你與萬先生 （按：萬云駿），我想，可能是遲誤于途中，希望第二天能見到你。24日上午，大會發言將畢，聽說萬先生已經到了，我急忙到他住房中去看，同來者數人，獨不見你。我問萬先生：‘錢鴻瑛同志是否一路同來？’他說： ‘錢同志本擬同來，船票已買得，臨時生病，只得退票。’然后，他將你送我的書交付。我感到悵悒凄涼，半晌無語。萬先生又說：‘你如果有東西帶給錢同志，可付我轉交。’第二天，我就將為你寫的橫幅交給萬先生……從你的來信中，知道你為實現成都之行盡了極大的努力。退船票后，仍設法買得車票，想扶病來蓉，到車站后，終因體力不支，只得再退票。你的堅毅之力，肫摯之情，使我十分感佩。”（1984年4月27日函）直到兩年后，錢鴻瑛再次受到杜甫年會的邀請方才有機會去到川大參會并拜訪繆鉞，兩人并就下一階段的科研計劃等內容進行了充分的晤談。

錢鴻瑛1982年3月調入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后，4月即擬定撰寫 《周邦彥研究》的規劃，此后斷斷續續生病，導致該書的寫作過程相當艱辛。不過，每完成一章書稿撰寫，她都會謄寫過錄一遍，再將清抄稿寄給繆鉞審讀。繆鉞時以八旬高齡在川大從事繁重的教學科研工作，卻仍抽出空閑時間為之校改，并提出詳細的批注意見。除為《周邦彥研究》一書撰寫序文外，繆鉞還為該書出版事宜積極籌謀奔走，前輩學人的風義篤厚盡見于書信往復文字之中。1984年12月，廣東人民出版社表示愿承印 《周邦彥研究》一書，繆鉞 “聞之甚悅”。1986年3月，繆鉞為該書所撰序言初稿完成，7月又寄贈封面題簽。然而，1987年5月，廣東人民出版社表示書稿將延期出版，繆鉞獲悉此事后頗感不平，并在書札中代擬應對出版社的回覆之語。此后，為 《周邦彥研究》書稿出版一事錢鴻瑛曾多方接洽，先后聯系過如香港商務印刷館、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等，但收效甚微，書稿出版一事仍有擱置之虞。繆鉞始終掛念此事，在1987年10月向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推薦此書，又在一個多月后致信該社古編室負責同志追問落實情況。雖因出版社出版計劃延宕及事業單位轉型等原因再度受挫，繆鉞仍多番寬慰錢不必焦慮，并表示將 “再為探詢愿承印的出版社”（1987年12月20日函）。1989年，繆鉞《冰繭庵序跋輯存》正式出版，收錄 《周邦彥研究序言》一文，有意為該書“預作宣傳”，并以此為契機親自致函岳麓書社推介付印此書。直到1990年1月，繆鉞仍在為推動 《周》書的出版不懈努力，建議借由已刊發的 《周邦彥研究序言》“即將刊行問世”等語再向相關出版社進行質詢。1990年6月，在出版方面屢屢碰壁的書稿兜兜轉轉終于通過廣東人民出版社順利出版，繆鉞亦為之欣悅：“此書刊行，你在詞學研究上之功力與才華將為世人所共賞，而對周邦彥有一個全面公正的評價。”（1990年3月25日函）也由于 《周》書出版經歷的諸多波折，此后錢鴻瑛曾欲撰著 《秦觀詞賞析》，但考慮到出版事艱而有所躊躇，繆鉞即在數通函信中表示成稿后將代為征詢中州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四川大學出版社等機構的熟識編輯，勸勉其安心寫作，打消其后顧之憂，令其始終銘感肺腑。繆鉞還曾為錢撰 《試論宋詞在文學史上之地位》等論文發表事多次致函多家期刊編輯，并關心錢在文學所的職稱晉升問題等，其急公好義、成人之美的崇高品性可見一斑。

1992 年9月27日繆鉞致錢鴻瑛函復印件

兩位學人之所以能夠持續多年通函論學并建立起深厚情誼，有多方面的綜合原因。繆鉞和錢鴻瑛兩位詞學名家的同氣相應首先建立在雙方對詞學藝術抱有共通見解的基礎上，他們都主張遵循藝術創作與鑒賞的客觀規律，對在多年極“左”思潮影響下將政治標準凌駕于藝術標準之上的詞學理論傾向進行反撥。繆鉞多次提到論詞重思想內容和輕藝術風格導致的弊端，從而引發論詞“尊豪放而輕婉約”的偏見，錢鴻瑛曾撰文反對將周邦彥、姜夔貶作“形式主義”、 “格律派”（《婉約詞散論》）。在尊重文學史事實的前提下，他們都強調婉約詞是詞史的主流：繆鉞指出，“即便是南宋的愛國壯詞，在慷慨激昂中仍隱含婉媚要眇之美”； “從整個詞壇的情況看來，內容還是以婉約為主的” （錢鴻瑛《詞論四題》）。繆鉞論詞推尊王國維“詞之為體，要眇宜修”的論斷，并以 “深美閎約”四字概括詞的特質（《繆鉞說詞》），錢鴻瑛也從李清照 “詞別是一家”的觀點出發，分梳 “詩莊詞媚”的文體特點，指出詞是以工致語言反映狹深主題。此外，錢鴻瑛之所以擇定周邦彥詞加以精研，其出發點也是著眼于周詞在文學史上所具有的特出地位，而并非出于個人詞風之好尚：“當時選清真，不是因為最喜歡他的作品，而是認為有代表性”（1984年7月24日錢致繆函，未刊底稿）。而繆鉞亦視周邦彥為詞史發展歷程之樞紐人物：“唐宋至清，詞之大變有四：一、柳永、二、蘇軾、三、周邦彥、四、王靜安”（繆鉞致曾大興函，1990年6月26日）。對詞學宏觀發展大勢作出的近似判斷和把握，是繆、錢論詞意氣相投的重要前提。

其次，兩位詞學名家皆持論宏通，主張治學方法當融貫中西。錢鴻瑛之父錢功甫畢業于圣約翰大學外文系，她自小受到父親影響，喜讀英文，考大學時填的十三項志愿皆是外文系，卻因當時就讀于浙大外文系的二哥錢鴻嘉（后為知名翻譯家）的一句戲言將第一志愿從清華大學英語系改成了中文系，并最終錄取。在分配工作時她之所以選擇上海外國語學院也有圓夢外文系的考慮，所以她說自己是“受中西兩種文化培養出來的”。而早在80年代，繆鉞妹夫楊聯陞即從國外寄贈西文書，繆鉞也在論著中大量化用西方理論觀點（《繆鉞先生七十年學術生涯述略》），后雖因年事已高和身體狀況不便遠行，但在與葉嘉瑩合作撰著《靈谿詞說》的過程中，對葉嘉瑩 “多讀外國書，能運用西方文學理論以評析中國詩詞”的實踐表示由衷欽賞。他還曾多次在信中建議錢鴻瑛有機會出國講學或訪學，并鼓勵自己招考的博士生出國開會和深造，甚至代為設法籌措資金。繆鉞之所以推崇王國維《人間詞話》，也是由于“王靜安融會康德、叔本華之哲學美學觀點”乃別開生面之舉（1989年11月繆鉞致施議對函），因而在詞學發展史上理應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體現了前輩學者不拘成格、會通中西的研究范式。

第三，繆鉞與錢鴻瑛在堅持獨立思考和砥礪堅忍治學精神方面亦有頗多相感呼應之處。繆鉞表示， “欽慕顧亭林、汪容甫，并非因其‘經學’，我所欽敬的是他們特立獨行的精神”（1987年4月27日函）。其與葉嘉瑩開展學術合作，曾擬汪容甫（汪中）與劉端臨 （劉臺拱）之會以相期。他不僅手摹汪中以訓詁考據之學求索義理的治學之方，而且也心追汪之狷介赤誠性情： “容甫孤懷處世，落落寡合，而對于學識卓出之友如劉端臨、王懷祖等，亦均能肝膽相照”（1983年8月20日繆鉞致王勉函）。他多次強調，“作學問要有獨來獨往的精神”（1986年11月27日函），顯示出對學術獨立精神的向慕。起初，錢鴻瑛即在信中自陳為人“性情孤介，不喜跟隨世俗趨勢”，而繆鉞對錢獨抒己見、不人云亦云的學術品格表示過諸多贊賞和鼓勵： “我們雖然從未晤面，但是自你的書札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位有靈心睿感并且能深思獨立不惑于流俗的人”（1983年2月24日函）。經過川大晤談后，繆鉞對錢鴻瑛的品格了解也更深一層，“你的耿介拔俗之操與蘇詞中所描寫的‘孤鴻’有相似之處”（1987年10月5日函）。由是，繆鉞在所作 《周邦彥研究序言》一文的結尾，特為標舉此點： “作學問是貴乎能夠特立獨行，深造自得的……錢君近數年來與我通函論學，經常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既不肯守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以自足，更不肯隨時俯仰以取悅于流俗”，這段文字也是對錢鴻瑛多年來躑躅向學的褒獎嘉勉。他還曾在信中叮囑，倘若 《廣州日報》打算發表序言節錄時還請務必保留此段（1990年11月13日函），不至抹煞其特為表彰的一片苦心。他尤其看重錢鴻瑛對詩詞賞析具有的靈動詞心： “你對于詩詞欣賞，具有靈思銳感。”（1984年2月22日函）為此，他不遺余力地為錢鴻瑛的科研工作創造有利條件：“我祝愿你身體健康，學業精進，我將盡力支持護惜你。茫茫人海，生才實難，望自強不息，德業日新也。”（1986年11月30日函）繆鉞對招收的博士生、碩士生乃至校外單位前去拜訪求教者皆諄諄教誨，多有提攜，因其有意盡己所能樹植人才、弘揚學術：“方今世風趨利，文化消沈，多培養些讀書種子，庶幾可以承先啟后。”（1991年10月24日函）亦視錢為讀書種子也。

繆鉞晚年留影

1981年，出席杜甫學會會議時葉嘉瑩（左）與繆鉞(中)、金啟華合影（轉引自《中華讀書報》）

在繆鉞自陳詞作風格步武晏幾道和姜夔之前——“自度才性所近，受晏小山、姜白石沾溉者為多，然亦不欲以此自限也”（繆鉞《冰繭庵詞說》，寫于1983年4月，未刊手稿），錢鴻瑛即敏銳感知繆鉞詩詞“有白石的風格、義山的情韻”，被視為“造微之論”（1983年3月20日函），顯現出對詞作的機敏直感。不過，在詩詞賞析方面，兩位學人亦有天性稟賦和治學路數上的不同。錢鴻瑛重詞心靈感，自言“不喜考證”（1983年3月20日函），而繆鉞兼具文史之才，其詩詞研究多得益于乙部之學，主張用文史互證之法研治學術，究心古人年譜之學，所撰如《〈遺山樂府〉編年小箋》《杜牧年譜》等皆將作品與作者生平際遇相勾連，未曾鑿空立論，故其議論皆精密質實。所以他曾分享自己的治學經驗，建議錢鴻瑛多讀王國維、陳寅恪之書：“從上月數日談話中，我對你更有深一層的了解。你很有才情、識見，但是學力尚欠深厚。你今后應當發揮所長而彌補所短。我勸你多讀王靜安、陳寅恪兩先生之著作，對你將有很大的啟發之益。”（1986年6月6日函）認為唯有將作家作品置于具體的時空語境之中，方能不滯于虛，斬獲精義，但他也反復強調，考證只是方法和手段，切不可本末倒置，為考據而考據，因此他雖服膺戴震和章學誠，對高郵王氏等則持有保留意見。

眾所周知，繆鉞曾與葉嘉瑩合作撰著《靈谿詞說》。錢鴻瑛也曾提出與繆鉞合作撰寫一部詞學論著，繆鉞亦表贊成，可惜因種種原因終究未能實現，不得不說是一樁憾事。先是，繆鉞歷任中學國文教員、師范學校國文教授，抗戰期間受聘于浙江大學中文系七年，又應華西大學之聘，任中文系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兼任四川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后改任歷史系教授，其科研工作和招收學生亦從古典文學轉向魏晉南北朝史學研究。但是，兼治文史且不輟吟詠的繆鉞仍常思古典詩詞專業的學生有以教之，只因受到學科劃分跨系招生規定的掣肘而未能如愿。上世紀80年代初，人民文學出版社曾聯系繆鉞修訂其早年 《杜牧詩選》，但此事因無古典文學專業的學生從旁襄助而一度遷延。繆鉞與錢鴻瑛就古典詩詞研究諸題的通函，某種程度上不啻是他長期以來想要傳授古典文學心愿的履踐，或許也曾些許減少他的遺憾。

繆鉞偏重晏幾道詞，亦喜其為人之坦蕩而不世故，認為在錢鴻瑛有相似之處：“我常覺得，你的為人與晏小山相似。‘文章翰墨，自立規模，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此其可貴者也。‘既信任，終不疑其欺己。’則未免過于天真。”（1989年11月26日函）錢鴻瑛曾指出繆鉞《讀〈柳如是別傳〉詩》“實質方面多些，欠空靈蘊藉”（1987年1月6日函），繆鉞亦在覆信中為之細密詮釋。繆鉞曾思考常州詞派 “以無厚入有間”當作何解的命題，并就“何謂‘有厚入無間’與‘無厚入有間’”（1987年8月5日函）這一問題，當時曾分別致函楊聯陞、葉嘉瑩和錢鴻瑛，在捕捉其學術思考軌跡的同時也凸顯了師友論學之益。繆、錢兩人皆胸襟寬廣，亦復坦誠相待，互為諍友，通函中亦可以見出二人切磋琢磨、懇談相長之意。錢鴻瑛曾撰 《試論孤獨者》一文，就魯迅塑造的魏連殳形象暢論知識分子的時代個性，顯現出對知識分子命運及前途的深刻求索。如前所述，因當時學術出版事業頗有趨利之風，繆鉞傷感于“士之不遇”，屢屢安慰錢著當如 “精金美玉”不致淹沒。他對錢鴻瑛的賞識超拔也出于引為同調的深沈之思： “我之所以能賞識你也并非偶然。我由于多年教書育才之經驗，從你的來信與著作中（雖然那時尚未晤談），已經看出你的特立獨行的品格與學識，這正是我所欣賞的，所以決心獎勉幫助你使你成名，如卞和觀璞而識荊山之璧。” （1990年1月16日函）在出版《周邦彥研究》之后，錢鴻瑛本擬撰寫 《秦觀詞藝術探索》，但考慮到秦觀詞的研究成果已很豐富，遂決定轉向當時仍少人問津的吳文英詞研究，并最終撰成 《夢窗詞研究》一書，原因即是周邦彥詞為北宋詞之集大成者而吳文英詞為南宋詞中最富麗精工者，亦可見出其踽踽獨行的向學之志。對此，日本著名詞學研究者村上哲見也曾對她迎難而上、鍥而不舍的研究選擇和治學道路表示欽敬。繆鉞所給予的鼓勵和扶持也有基于此：“希望你有堅強的毅力與曠達的襟懷。我平生向慕陶淵明、顧亭林之為人，即在此點。”（1983年3月31日函）志同者亦復道合，德不孤者必有鄰，兩位學人用實際行動堅守和踐行知識分子的崇高風骨和堅韌品格，成就了詞學史的一段美談。

目前所能見到的繆鉞寫給錢鴻瑛的最后一封親筆書信署于1992年9月27日，繆鉞在此信中寫道：“近來智力日衰，思考遲鈍，本來原有許多話要說，但是寫不出來了。請原諒。”此后，纏綿病榻多年的繆鉞先生于1995年1月6日與世長辭。繆鉞附函寄贈錢鴻瑛《論詞》詩有云：“論詞懸擬最高境，奇氣靈光兼有之。玉宇瓊樓饒遠想，斜陽煙柳寄幽思。由來此事開襟抱，莫向瑤箋費麗辭。察物觀生增妙趣，庭中嘉樹發華滋。”用來為兩位詞學家十年通函論學作結，諒為允當。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