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女作家瑪麗蓮·羅賓遜的代表作“基列三部曲”《基列家書》《萊拉》和《家園》中文版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九久讀書人出版。本訪談原刊登于《巴黎評論》第186期，2008年秋季號。現被收入《巴黎評論：女性作家訪談》，人民文學出版社·九久讀書人，擬于2020年6月出版。本文為該訪談節選。

瑪麗蓮·羅賓遜( Marilynne Robinson)于1980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說《管家》(Housekeeping)。那時她在文學界還不為人知。但是《紐約時報》早期發表的一篇評論使得這本書受到關注。“寫這本書的時候，她似乎突破了普通人所有的不滿，實現了一種變形”，阿納托利·布羅亞德寫道。他的熱情和敬畏得到許多評論家和讀者的認同。這本書成了經典，羅賓遜被譽為我們這個時代重要的美國作家之一。然而，過了二十多年她才寫了另一部小說。

羅賓遜是一個基督徒，她的信仰很難“一言以蔽之”。卡爾文的思想對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卡爾文描繪成一個被誤解的人文主義者，把他的“世俗化傾向”比作“人們在愛默生和惠特曼身上看到的對人性的頌揚”。《基列家書》書封。

她的小說也可以被描述為對人性的頌揚——書中的人物令人難忘。《管家》是露絲和妹妹露西爾的故事。母親自殺之后，性格古怪的姨媽西爾維照顧她們。羅賓遜詳細講述了三人世界的新生活如何改變了她們。而《基列家書》則是對人物性格更為細致入微的探索。小說主人公約翰·埃姆斯，一位77歲的牧師，記錄了他的生平和家史，準備死后留給年幼的兒子。《家園》借用了《基列家書》的人物，但是主要講述了埃姆斯的朋友羅伯特·鮑頓牧師和他總是惹是生非的兒子杰克的故事。羅賓遜回到《基列家書》中描繪的地方，她說，“寫完小說或故事之后，我總是想念書中的人物——有一種失去親人的感覺。”

《基列家書》和《家園》都以愛荷華州為背景。羅賓遜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在愛荷華大學的作家工作室任教。為了這次采訪，我們在五個月的時間里見了六次面。在此期間，愛荷華市似乎經歷了各種極端天氣：兩場暴風雪、嚴寒、冰雹、大霧、春雨和強雷暴天氣。我們最后一次會面后不久，愛荷華河洪水泛濫，達到有史以來最高的水位。

羅賓遜過著一種相對孤獨的生活。她離異，兩個兒子都已經成家立業，自立門戶。她追求知識，沉迷創作，雄心勃勃，幾乎沒有時間參加社交活動。她說：“我對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有一種緊迫感，只能通過獨處約束自己。”但她也有一部手機和一部“黑莓”。我們談話的時候，“外部世界”偶爾會打斷她的思路。有一次，她的“黑莓”響了起來，告訴她有一封電子郵件。她說那是以前一位學生發來的。“跟我要‘導語’，”她說，“我欠這個世界一個‘導語’。”

《巴黎評論》：小時候，你認為長大之后自己會是什么樣子?

羅賓遜：哦，當個隱士？哥哥說，我會成為詩人。我有一個好哥哥。他做了許多好哥哥做的事情。我們生活在愛達荷州的一個小鎮，他就像亞歷山大劃分世界一樣，劃分了我們的未來:“我當畫家，你當詩人。”

《巴黎評論》：你們家信教嗎？

羅賓遜：我們家是虔誠的長老會教徒，主要因為我的祖父是虔誠的長老會教徒。但更多的是遺傳的直覺，而不是實際的事實。餐桌上，我們更多談論的是政治。他們對共和黨的政治非常感興趣，我幾乎不用插嘴。或許我也確實需要說點什么。

《巴黎評論》：你父親是做什么的?

羅賓遜：他在木材行業工作，以早已過時的方式一步步往上爬。木材工業在愛達荷州我們居住的那個地區占主導地位。你現在飛過落基山脈時，看到森林被肆無忌憚地亂砍濫伐，但那時候還沒有被開發到現在這個程度。

《巴黎評論》：你的家人是怎么來西部定居的?

羅賓遜：我們家有一個關于19世紀先人來西部拓荒的傳說——坐著有篷馬車，穿過幽暗的森林，狼，來要餡餅的印第安人。我的曾祖母是最早移居華盛頓東部地區的白人之一。據說，看到印第安人站在門外，她就趕緊走出去。那人會說：“餡餅。” 當然，這只是個故事，但是我們家的女人總是烤餡餅，并且為此沾沾自喜。《萊拉》書封。

《萊拉》書封。

《巴黎評論》：在你的第二部小說《基列家書》中，主人公是牧師約翰·埃姆斯。你認為自己是宗教作家嗎?

羅賓遜：我不喜歡拿宗教和非宗教分類。一旦拿宗教劃線，它就會被篡改。在我看來，任何富有同情心和洞察力的作品都可能符合宗教的所有教義，不管作者是否有意將其宗教化。

《巴黎評論》：你平時是手寫，還是在電腦上寫作，還是兩者都用?

羅賓遜：寫《基列家書》的時候，我是時而手寫，時而用電腦。寫《管家》的時候，手寫。那時候，我沒有電腦。也不喜歡被打字的聲音分散注意力。

《巴黎評論》：你寫《基列家書》花了多長時間?

羅賓遜：大約十八個月。我寫小說很快，這一點可不為人稱道。

《巴黎評論》：寫一個“壞”人物很難嗎?

羅賓遜：加爾文說上帝對人有審美上的享受。我們沒有理由去想象，上帝會選擇將自己永遠置身于那些唯一的特質就是從不犯錯的人們中間。以大衛王為例，他就做過很多壞事。倘若我們認為只有完美無瑕的人才值得頌揚，那就令人難以置信地排除了人類傳奇中幾乎所有具有深刻價值的東西。有時候我無法相信上帝會那么狹隘，明確指出他贊成什么，不贊成什么。

《巴黎評論》：你在小說中怎樣描寫歷史人物?

羅賓遜：我對任何事情的一定之規就是閱讀能找到的最原始和最接近歷史真實的材料。我盡量謹慎地使用歷史人物。我的約翰·布朗只是黑暗中的一個聲音。

《巴黎評論》：你讀當代小說嗎?

羅賓遜：我對當代文學并不是漠不關心，只是沒有時間。對于我的同齡人來說，跟上我比我跟上他們要容易得多。他們都寫十五本書了。

《巴黎評論》：你對文學批評有什么看法?

羅賓遜：或許事實并非如此，但文學批評似乎只是為了批評。和人們實際上寫了什么關系不大。在新聞批評中，這種做法很常見，似乎作者們都在炮制消費品，而他們希望把這些東西清理得干干凈凈。我不認為人們對活著的作家一定應該像對死去的作家那樣心存敬畏，但如果一位作品應該得到尊重的知名作家，花十年的時間寫了一本小說，而這本小說又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對他嗤之以鼻也是不公平的。一部未能產生影響的作品，在另一代人看來未必就不成功。那可能是作者人生旅途的一部分。

《巴黎評論》：你寫作時有什么習慣、癖好，或者特別之處嗎?

羅賓遜：我穿得像個流浪漢。約翰·契弗【John Cheever （1912一1982）美國當代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瓦卜肖特紀事》、《鷹獵者監獄》等】寫作時穿西裝、戴帽子，夾著公文包，樓上樓下地走來走去。我卻不是那樣。我喜歡盡可能地忘記自己的存在。

《巴黎評論》：你是在書房里寫作，還是隨便在哪個房間里寫作?

羅賓遜：主要在書房里，但也會倚在沙發上寫。我喜歡四處走動，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完全固定在某個地方。不過，我呆在自己家里。這一點至關重要。

《巴黎評論》：為什么?

羅賓遜：因為我可以忘掉周圍的環境，不會因為思考而分心。是誰選擇了那幅畫呀? 我知道是誰選的那幅畫。

《巴黎評論》：寫作對你而言容易嗎?

羅賓遜：寫作的艱難怎么強調都不為過。最好的情況是保持一種專注的狀態。這是一種令人滿意的體驗，無論多么困難或令人沮喪。那種專注是一種奇妙的感覺。這就是為什么當我不得不面對這個世界的合理期望時，寧愿“閉關鎖國”，甚至有點牢騷滿腹的原因之一。

《巴黎評論》:你按照自己制定的時間表寫作嗎?

羅賓遜：我真的沒有自律的能力。倘若某種東西強烈地呼喚我，我就寫作。不想寫作時，就絕對不寫。我幾次嘗試用所謂職業道德要求自己——不能說已經盡我所能——但如果腦子里沒有什么我真正想寫的東西，就只能寫一些我討厭的東西。這讓我沮喪。我連看都不想看那些信筆涂鴉。更不想讓它從煙囪里爬出來。也許是自制力的問題，也許是秉性的問題，誰知道呢？我希望能多做一些事情。我不介意已經寫了十五本書。

《巴黎評論》：即使其中多部反響平平?

羅賓遜：沒錯。

《巴黎評論》：你記日記嗎?

羅賓遜：在我一生的不同時期，都買過裝幀精美的筆記本，帶扣子的那種。寫了幾天的感想，就扔到一邊兒。過后拿起來再看，心里想，真是個白癡。

《巴黎評論》：修改手稿呢？很費心勞神，還是初稿不會大動?

羅賓遜：如果我寫的東西自己不喜歡，基本上就把它扔掉，試著再寫一遍，或者寫一些有類似情節的東西。但是我真的不會回過頭來從頭到尾再改一遍已經寫過的東西。倘若我需要寫一句話，表達某個意思，便在腦子里一遍一遍地想，直到聽起來正確為止。我大部分修改的內容都是事先想透了才落筆。

《巴黎評論》：你坐在書桌旁或沙發上的時候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嗎？或者你整天都在腦袋里構思嗎?

羅賓遜：寫作期間，我一直在腦子里構思。但就創作而言，只有一筆一劃寫下文字的時候才會這么做。比方說，我跨過一座小橋回家的時候，如果腦子里突然有了一個想法，心里就想，先把它“屏蔽”掉，因為如果現在想清楚了一個場景，等我拿起筆開始寫的時候，就什么都毀了。

《巴黎評論》：大多數人都知道你是小說家，但你花了很多時間寫非小說。是什么讓你開始寫這些作品的?

羅賓遜：我想改變自己的想法，試圖創造一個新的詞匯體系或平臺，這樣就可以為自己“開疆拓土”——我總是想象荷蘭人向海洋索取土地——打開以前對我封閉的領域。這也是我的樂趣之所在。我不斷審視自己的想法，寫了一些東西，然后想，我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呢？如果從一開始就認為自己寫的那些東西都心知肚明，那么就學不到任何新東西。

在這種文化中，寫文章往往只是為了寫作而寫作。有人對作者潛在的興趣吹毛求疵，便說三道四。這并不意味著作家沒有能力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但我們也確實寫了很多無關緊要的文章。最好的文章來自于人們真正需要解決問題的那一刻。《家園》書封。

《巴黎評論》：你也寫過美國人不愿意思考重大的問題。我們害怕什么?

羅賓遜：害怕自己。就像弗洛伊德說的那樣，最好的事情是完全沒有感覺，我們似乎應該在這個世界上毫無痛苦地、無意識地生活。我對此有全然不同的看法。古人說得對：先人寶貴的經驗是一種非凡的、困難的、不無陰影而又輝煌耀眼的經驗。這種經驗并不能使人在世上活得舒適。“陰影之谷”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沒有經歷人類所經歷的、包括懷疑和悲傷在內的艱辛，你就是在剝奪自己。我們把痛苦和困難視為失敗，而不是說：我要經歷這些，我所崇拜的每個人都經歷過這些。音樂產生于痛苦和困難，文學產生于痛苦和困難。我們應該把人性看作一種特權。

《巴黎評論》：你吃魚嗎?

羅賓遜：我屬于蛋奶素食者，還得去掉蛋。我知道希特勒是個素食者。在意大利訪問墨索里尼時，他拒絕了國宴。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煙。我拿他作為一個例子來講，試圖說明，一個讓人厭惡的人的美德是如何成為“負號”的。

《巴黎評論》：《祖國》出現在《管家》和《基列家書》兩本書之間，時隔二十多年。你為什么花了這么長時間才重新開始寫小說?

羅賓遜：我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寫作《祖國》，開始了一種相當于自我再教育的努力。在學校工作這么多年之后，我覺得我所知道的東西都是靠不住的。我不希望自己寫的書再成為一條注入胡言亂語的海洋的溪流。而多少年來，人們的智慧都浪費在這種“海納百川”之中。我還不至于天真地以為，除了個別情況和小細節之外，已經逃脫了這種命運。但我所做的研究和批評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形成了自己的想法，這是我在寫小說之前必須達到的一種境界。

《巴黎評論》：你曾經說，“這個世界對我們而言，沒有好壞之分，只有壞和更壞的區別。” 你是否擔心過，這種想法過于悲觀?

羅賓遜：我擔心還不夠悲觀。我對自己的生活頗為滿足，只有這個世界并不美好的事實讓我心煩意亂。我珍惜時間。大多數情況下，我可以把握時間。對我而言，這是高標準生活的標志。我劃了一條“回歸線”，在那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因此得到回報。我的生活中有一種清教徒式的享樂主義

《巴黎評論》：你覺得你在生活中錯過了什么?

羅賓遜：我總覺得自己錯過了一些東西。例如，應該多旅行。去年秋天我去了巴黎，對我來說這是個了不起的開端。我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飛機，這本身就很了不起。在法國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之后，我想，應該經常出來走走。可是一回家，就想，還有那么多工作等著我去做，那么多書還沒有讀。坦率地說，我認為一路走來，已經到了這樣的境地——可以開動思想，去做一些不尋常的事情。那么，我想，就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