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詩歌和詩歌文本，無法回避它的生發者、主宰者——詩人主體性。站在文明“制高點”上，人們希望詩人的主體性除了表現對歷史、文化的批判外，還表現在對人類生存境況的揭示，在終極意義上對人類整體生命的悲憫關懷而有所“救贖”。由于文體特點，主體性通常變身為神圣的“代言人”身份，不斷追問與質詢有關生命價值、意義、自由、美等人類高級精神活動；詩人往往被拔高為“以自己潛心的不懈的寫作重構一個精神王國，一個超乎現實之上的偉大幻象——人類精神的烏托邦。一個偉大的詩人必定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一個創世者、受難者，一個創造歷史和人類美好未來的戰士”。

現代詩人不僅能感受存在的遮蔽，更要勇敢地擔待荒誕、絕望、虛無，以良知和愛心關注人類瀕臨精神的困境。一個真正的詩人，即使不能成為人類的神明，起碼也能成為自己精神的上帝，首先是對自己靈魂的關注和照耀，而要堅固這一詩的立足點，其關鍵是決不放棄對價值與意義的追尋。而詩人的高下“等級”也自然形成排行，尤其是大詩人的偶像標簽，一直以來被熱議著。

從大詩人的要求、條件出發，人們自然饒有興味展開“分級”排行，筆者試將本行當的從業者分為五級，并給予自定義。

大詩人（大家、大師）：開一代詩風或作為一代、幾代集大成者。

重要詩人：某一歷史時期或某一流派的領銜者、或某類詩歌的開拓者。

杰出或優秀詩人：極具風格或某一范式的突出者。

一般詩人：脫離模仿的自立者。

詩習者：處于描紅階段者。

2017年，丁先來出版了《詩人的價值之根》，從文化人類學角度論證詩人的精神、使命。以高蹈的精神氣象，全方位給出正面形塑：詩人是為了表達人類幽深的心靈而存在之人。是為了在沒有夢幻的時代依然頑強地創作精神夢幻之人。詩人在人類經驗中占有一個重要位置，為了凸顯自身的價值，他就必須堅定地走能通向人類幽深心靈那條道路，并成為人類深層精神夢幻的展露者。問題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現代語境——詩人褪下光環，帶有更多凡夫俗子的成分，面對這一新變化，該如何以“高尚普通人”的身份認同來發聲呢？

將詩人從神壇、祭臺請下，也從鬧哄哄的集貿市場回歸，筆者更愿意就“當行”的基本職能，給出“從業者”的幾條“達標”線：

一、自我對話。現代詩人本質上是在心靈深處從事自我詰辯、自我說服、自我清潔的作業。早期那種直接、獨白的宣諭已然轉變為偏重復調的互動“交流”，即在靈魂的層面上，進行自我磨礪。

二、類群代言。現代詩人從神與上帝的“代言”退回到存在領域，是歷史的必然。但這并不意味著甘于日常瑣屑，而是以“個我”身份言說少見的、或不見的“詩性真理”，以及重新擦拭“普適真理”，乃屬義不容辭的職責。

三、精神騎士。現代詩人無法徹底摒棄烏托邦氣質，即便和各種“假想敵”——制度化的、世俗化的、物質化的、工具理性的風車作戰，最根本的，也要保持一以貫之的“獨往”氣質。

四、思維冒險。現代詩人所從事的是感覺、想象、靈性、智性的思維冒險作業，這是他區別于其他行當的基本點。在思維的莽原上，他是到處奔突耀眼的閃電。如果勉為其難，或欠缺才情，還是趁早改行為好。

五、語言煉金。“煉金術”是18世紀西洋詩歌最锃亮的勛章，至今沒有過時生銹。現代詩人作為語言“爐前工”，一直在火燒火燎的前線承擔鍛造語詞的重任。所有語料外化為出色的詩語，乃是對詩人能力的最高獎賞與檢驗。

主體人格的正面建構

社會學的人格相對講究統一完善，可供追摹；詩學上的主體人格因其特異而多糾結分離。但不管怎樣，構建詩歌文本，永遠離不開詩人的人格“底座”。一般而言，人格的精氣神高低，經常主宰文本質量的好壞。詩人主體人格，意味著要在文本中實施個我形象的最高塑造。而“自我形象”其實是作為文本的“鏡像”副本，由內在“自我”與外在“他者”共同打磨，最后形成讀者接受的效應。自我形象強大時，“副本”可能直接左右主本，通過強烈的主體性抓住讀者，并以此制勝；但自我形象有時弱一些，或有時隱匿一些，其實也沒太大關系，只要“他”溶解在文本其他質素中，默默地釋放能量，也夠得上帶出一個“影子部隊”——如果做得好的話，隱性的自我形象依然不乏光彩。

普泛地說，文本自我形象的塑造使詩歌主體儼然成為詩國的“帝王”，他以突出的崇高感、力量感、道德感作為表征，往往顯現為自我與存在的夸張性搏斗，且成為公眾文化符號，成就了千千萬萬人向往的——人類自我實現的一部分。愛、溫情、良知以及尊嚴、自由、獨立的張揚，都是關乎人的自我塑造不可或缺的重大元素。君不見，人心的荒漠多么需要至愛的滋潤，愚頑的天性有求于良知的牽引，陰暗的心理渴求神性拂照，萎頓的人格急待圣水洗禮。任何過于偏移個我陰暗面的渲染，其實都是有悖于人類——這位奇特設計師的善意。為使人的塑造走向全面完善，一方面，那些過于夸大渲染人的殘缺、黑暗、破損部分，還是應該有所收斂，以免過分偏激偏斜；另一方面，現代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那是人與世界的離異和人與人的離異，在充滿娛樂至死和自我放縱的下墜中的掙扎，不應逃避針砭與提醒。故正能量要求：詩人的自我形象應鎖定在較高起點上，“為民族擊鼓者；為人民吹角者；為萬物撫琴者；為心靈擊節者”。

強力意志通常被視為“自我膨脹”，其實并非壞事，某種意義上恰恰是詩人主體人格的博大與擴張，并對稱于極度自由形式。而與之相反的主體的自我節制，也并非下賤物。內斂式的“退縮”，應看作主體毋寧以不動聲色的面目隱匿、內化于文本織體，在萬千經緯縱橫的縫隙間悄悄綻放自我。這或許更符合當下生存境況。總之，不管以何種逞強或偏衰的方式經營主體，在自身與他者作用下此消彼長，都得堅韌地穿行于文本的字里行間，或幽幽地發亮，或熊熊地燃燒，或半明半昧地保存溫熱。這些都是詩歌鮮明的主體性區別于其他文類主體的重要特征，也是詩歌更容易打動人心的隱秘所在。

新世紀以來，處于邊緣的東南一角——以世賓為首的“完整性寫作”，高蹈著詩人的人格精神與夢想，在自然百孔千瘡、諸神遁走無蹤的時代，重提詩人法則——重返人性大地，把普遍的良知、尊嚴、愛和存在感植入個體心靈，以此抵抗欲望化對人的侵蝕。

主體性的特殊稟賦與后天培育

沒有機會給詩人的特殊氣質做測試，但相信只用普遍通用的神經反應測試模式，諸如感受性、耐受性、敏捷性、興奮性、可塑性、情緒性、穩定性等幾個參數，多數詩人的指標不同于常人，這是職業特點。如同優秀運動員的稟賦——反應頻率、肌肉記憶、瞬間爆發力，一定明顯優于常人。所以說詩人是很難培育的，也才有“天才詩人”“天生就是詩人”之說。而真正的秘密是詩與詩人的關系。在這點上，詩人長期陷入誤區，以為自己是詩歌的天王，完全可以駕馭一切。殊不知，經常是他在寫詩，實質上是詩在寫他。極端地說，是詩駕馭了他，主宰了他，詩反過來寫他。這就意味著，詩一旦進入生成狀態，所謂主體性蒸發了，主客體泯滅了，才是寫詩的最佳狀態和最高境界。在詩人與文本兩者關系上，多數時候水乳交融，少數時候相悖分離。有人在比較之后得出“高下”：

詩比詩人更強大。詩比詩人更永恒。

詩只是通過詩人而具有形式。詩是酒，詩人只是器皿，詩盛滿了它，又溢出來，世界上激蕩著這圣潔濃郁的香氣。

就閱讀效果而言，文本的力量肯定遠遠大于人本，但就生發而言，沒有詩人哪來文本？重要的是，詩人要擁有怎樣優勢強旺的主體性，且出色地融入詩本織體，才算水到渠成。離開文本，詩人一文不值；但融入不夠，也難超越主體產生涅槃。事實上，文本完型之后，主體即告創造結束，應立即斷開退出，重新積蓄，聽從繆斯召喚，準備下一次進入。在這個意義上，詩人無需做過多自詡、自釋，只需靜候等待，將主體性——包括從隱密的基因到偏愛的詞根——自然而真摯地置入文本經緯，完成自身的歸宿。

時代的浮華有如蠹蟲傳染，侵蝕當代詩歌殿堂的檁梁屢見不鮮。話語盛宴的背后，是情懷缺失、價值虛位和無所適從的“本根剝喪，神氣彷徨”。這就要求詩人要不斷追問，何以守住自身的最后底線：

藝術（一切的“詩”與“思”）的存在，并非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擢拔”自我，而在于如何才能更好的“禮遇”自我——從自身出發，從血液的呼喚和真實的人格出發，超越社會設置的虛假身份和虛假游戲，從外部的人回到生命內在的奇跡，平靜下來，做孤寂而又沉著的人，堅守且不斷深入，承擔的勇氣，承受的意志，守住愛心，守住超脫，守住純正，以及……從容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