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英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文學獎——布克獎（Booker Prize）2019年度獲獎名單公布：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和英國女作家伯納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同時獲獎。這是阿特伍德第二次獲得該獎，也是第四次被提名。此次獲獎的小說是她的新作《證言》（The Testaments），也是其1985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續篇。布克獎評委會給予《證言》的評價是：“今天，這部既野蠻又美麗的小說以信念和力量向我們訴說。因為是阿特伍德，所以評選標準定得非常高，但她遠遠超越了標準。”

《證言》接續《使女的故事》，講述了不可思議的原教旨主義神權政體——基列共和國在瓦解過程中三位不同女性的故事。作品觸及女性主義、生態環境、人類權益等問題，再次引起讀者和批評界的極大共鳴。

布克獎獲獎小說——阿特伍德《證言》 資料圖片

幻想還是真實：社會現實與使女故事

阿特伍德于1939年生于加拿大渥太華，求學深造畢業于多倫多大學和哈佛大學。作為一位多產的小說家、詩人和評論家，她出版的長篇小說、詩集、短篇小說集合計超過50部，并有大量童書、評論和編輯作品。她以高超技巧創作多種類型的文學作品，關注女性主義、動物權利、環境保護和幻想等主題。除了布克獎外，阿特伍德還獲得過數十個獎項及提名，包括加拿大總督獎（1966，1985）、阿瑟·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說獎（1987）、卡夫卡獎（2017）等，是當代英美文壇最富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使女的故事》在1985年就已出版，成為當代英語文學的經典作品。當小說在2017年被改編成電視劇之后，北美又掀起了新一輪討論熱潮。除卻對電視劇的較高評價和飆升的收視率外，在近年美國乃至歐洲等地的許多女性主義街頭運動中，人們還穿戴起劇中使女的紅色長袍和白色軟帽，以整齊而靜默的形象示人。這部作品及其衍生的電視劇顯然已經成為一種反抗力量的來源，從而與“Me-too”運動相呼應。評論界普遍認為，這輪《使女的故事》熱潮與近年來美國社會保守勢力的抬頭有密切聯系。近年來美國活躍的保守派認為，共同養育下一代是家庭最重要的功能，家庭是女性注定的歸宿，此外的事業和經濟獨立對女性而言是不必要的。這種觀點與宗教極端主義相結合，對女性的身體、情感、自由和權利形成了全方位的壓迫。

有趣的是，雖然由于《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被提名科幻界的最高獎項——雨果獎，并且獲得了阿瑟·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說獎，但她本人并不承認這是一部科幻作品，因為它所寫的是“現實”。這一“現實”在當今的美國社會顯得更為真切：社會多樣性的降低，女性地位的下降，性別不平等的加劇，以及對女性權利越來越嚴重的侵蝕，使得這部小說在出版30多年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是一個社會寓言。不僅小說自身的批判力量使得其成為女性主義運動所借用的武器，作家本人也被奉為女性主義在文學領域的代表人物。

在如此背景之下，《證言》的出版成為文學界和文化界備受關注的事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甚至在小說正式出版之前，它就已經進入了布克獎的長名單。最后的成書回應了《使女的故事》中的一些問題，暗示了一個更為光明的未來。

女性主義文本？也許更復雜

《使女的故事》發生在基列共和國，這個虛構的國家位于美國東部，由宗教極端主義者控制。由于環境惡化，人類生育能力降低，該國實行一夫多妻制，可生育的女性被當作國有資源，成為父權式家庭中的生育機器——使女。故事的講述者奧芙弗雷德被分配給無子嗣的大主教弗雷德家庭，幫助其生育后代。像所有使女一樣，其名字的意思是“屬于弗雷德的”，她必須放棄個人情感、個人身份、個人財產，甚至個人身體的擁有和維護權，即便是對身體的保護，比如使用潤膚霜都被禁止，斷胳膊斷腿也不必在乎，因為這些都與生育功能沒有關系。使女只是行走的子宮，嬰兒的母體，這是她們存在的意義。整個故事是奧芙弗雷德秘密錄制的自述，黑暗的現實和對往事的回憶相交織，令人窒息的氛圍和開放式結局給讀者留下了許多問題。小說續篇的出版可以說是許多讀者期待已久的。

《證言》講述的故事發生在《使女的故事》女主人公奧芙弗雷德逃出基列共和國15年之后。此時，基列共和國的神權政體仍然掌握著權力。但有跡象表明，它已經開始從內部腐爛。不同于《使女的故事》中的單人自述，《證言》由三個女性的敘事組成：《使女的故事》中已經出現的麗迪亞嬤嬤，在基列共和國長大的女孩艾格尼斯，以及在加拿大長大的女孩黛西。關鍵時刻，三個完全不同女性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就有可能產生爆炸性的結果。

艾格尼斯和黛西其實是奧芙弗雷德的大女兒和小女兒。雖然她們沒有經歷過基列共和國之前的正常社會秩序，但卻不約而同地選擇踏上危險的征程，為自己和其他女性爭取自由。更耐人尋味的是麗迪亞嬤嬤的自述：雖然在《使女的故事》中她是一個神權衛道士的形象，但這份自述顯示，在無法逃避的強權面前，她先是選擇保存自己，成為締造基列共和國畸形女性秩序的主要推手之一，后來則表面合作而暗地里加入反抗組織，秘密幫助其他女性脫離控制。她的初衷并非為女性爭取權益，而是為自己。但是，毀壞強權最有力的方式是從內部攻擊，經過內心掙扎的麗迪亞嬤嬤正充當了這樣的角色。自利而利他，精明而剛強，這個復雜的人物展示了《證言》的精華所在。她提醒讀者思考，如果自己不是處在完全被動的使女的位置上，而是有機會作出一定的選擇，那么自己將會成為怎樣的人？這個問題使得《證言》所達到的思想高度超過其前篇。

人性的光輝：當今時代的價值堅守

阿特伍德本人并不覺得《使女的故事》是一部純粹的女性主義作品。她曾表示，她想寫的是社會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的受害者除了女性，還有大部分的男性。《證言》也同樣十分相似：雖然兩部小說主要講述的是女性的受難與抗爭，尤其是失去最根本身體權利的使女，但實際上男女兩性都不同程度地過著虛偽荒謬、失卻自我的生活。艾格尼斯和黛西們歷盡艱辛的追求，難道不是在拯救女性的同時，也拯救了深陷反人性旋渦的男性嗎？人類社會的進步總是朝向增益所有人福祉的方向，違背人性的做法不能長久。小說中的社會生活表面上是刻板壓抑的，私底下則是腐化和墮落，讀來令人窒息。那么西方這套社會運行制度究竟何以存在呢？正如奧芙弗雷德所追問的，誰有權決定別人的身體如何使用？誰有權決定誰以什么方式生活？誰可以決定怎樣才能得到寬恕？從這個角度來說，小說的思考不僅是女性主義的，還觸及了更廣和更深的問題。

在基列共和國開始統治之前，人們還過著正常的生活，奧芙弗雷德是帶著擁有家庭的幸福記憶開始進入這樣一種人生的，這使得使女的命運愈加值得同情和關注，對解放了的女性的再禁錮也因此愈加令人警醒。阿特伍德的這一設計意義深刻，它提醒讀者：歷史會倒退，而且也許就發生在身邊，必須警惕。從西方保守主義女性觀的再流行到有些地方死灰復燃的女德班，有現象顯示在世界范圍內，女性解放這一廣泛的認同似乎正在經歷某些挑戰。而同樣，男性也面臨著為時代倒退所傷害的危險。于是，堅持性別平等和人格平等的議題在當今世界必須時時重提。

從這個意義來說，小說在當今西方文化背景下提供了一種斗爭的力量和心靈的療愈。阿特伍德對受到侵害的人們說：對待歷史的倒退，要去爭取才能得到解救。而奧芙弗雷德的后代的抗爭與換得的團聚無疑帶有一種隱喻的意味：人性的光輝終究會戰勝反人性的秩序。

復雜與曖昧的元敘事結構

兩部小說都具有一個帶有元敘事特征的結尾。《使女的故事》最終的《史料》章節是2195年“第12屆基列研究專題研討會”中著名教授詹姆斯·達西·皮艾索托的發言記錄，這位教授聲稱全書前面的章節是無法確定身份的某位使女秘密留下的自我陳述；而《證言》則附上了2197年舉行的下一屆研討會上同一位教授的發言，聲稱三份自述同樣是研究基列共和國的重要史料。教授發言的內容說明，基列共和國已經成為歷史，這些女性的抗爭最終取得了勝利，這當然令讀者快慰。但是，阿特伍德的這一構造并不是簡單地指出一個光明的未來，而是制造了更多的復雜性，這兩處元敘事給小說帶來的更多是疑問和曖昧不清。

譬如，在小說的世界中，這些自述的可靠性如何？奧芙弗雷德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時，多次提到重述的重建性質：自身事后的追憶，甚至事件當時的同步描述，并不能完整捕捉當時的事實和情感，因為口中說出來的事實永遠不可能與真實發生的事件相同。何況自我陳述，很可能涉及美化和修辭問題。如此說來，麗迪亞嬤嬤、艾格尼斯和黛西的自述甚至更為可疑。所以，即使是真實存在的史料，對事實的還原性又有幾何？

又譬如，如果將這些視為小說世界中“真實發生”的事件，那么曾經存在的人的深入骨髓的痛苦和艱苦的斗爭，化作多年后研討會上的談笑風生，含義何在？阿特伍德表示，《證言》中含有“非常多的希望”，指的是小說中暗示的女性斗爭的勝利。但評論家角谷美智子則認為，這種勝利裝進學者們淺薄而自大的研究框架中，帶有諷刺的色彩，女性們的抗爭并沒有真正勝利。從這個角度說，斗爭仍然任重道遠。無論如何解釋，這層元敘事因素為小說增添了情節和趣味性，同時使得小說更為復雜，向多種可能的解釋敞開。

阿特伍德創作有多種類型的作品，并且都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使女的故事》營造了一個令人窒息的幻想世界，而《證言》則將這個世界的復雜性充分展開，將性別與權利問題和更廣泛的社會人性問題聯系起來，成為具有諸多面向的批判性文本。兩部小說引起的強烈反響說明當代世界仍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而文學在提出問題和提供方案方面仍然有著強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