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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文章從“現代文學”與“現代中國”的互動關系出發，以“邊地中國”為立足點，在“沖擊-回應”模式和“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論之外，指出了“現代中國”國家意識和國家歷史形成路徑的特殊性。在此基礎上，以抗戰時期新文學對“大西南”的發現和書寫為例，對這種特殊性作了梳理，分析了“大西南”書寫給“現代文學”帶來了哪些特殊歷史品質，指出了這些特殊歷史品質的世界性意義。

本文以《從邊地中國到現代中國—1940年代文學中的“大西南”形象和國家認同》一書的“導論”為基礎修訂而成，原刊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作者段從學。

近年來，“從周邊看中國”的學術思路和歷史視野，逐漸引起了現代文學研究界的關注，如何從“邊地中國”的角度考察“現代中國”的歷史性建構，重新激活“現代文學”與“現代中國”之間的復雜關聯，成為了越來越多研究者關心的話題。不過，籠統地談論“邊地”，同樣也可能抽空其歷史內涵和空間差異，被重新回收到“中心/邊緣”之類簡單粗暴的裝置里，再一次淪為高速運轉的學術生產線上的空洞符號。

有鑒于此，筆者擬以近年來關注較多的抗戰時期文學的“大西南”書寫為例①，一方面循著“從周邊看中國”的思路，嘗試著從“邊地書寫”的角度，重新對“現代文學”與“現代中國”之間的復雜性有所揭示；另一方面，又把論域限定在“大西南”和“抗戰時期”兩個特定語境中，竭力避開把“邊地”作為非歷史符號來使用的陷阱，對上述問題展開一些初步的思考和回應。

一

重提這個老問題：“現代文學”與“現代中國”

問題還得從“現代中國”與“現代文學”的關系說起。長時間以來，這個問題一直被當作“不成問題的問題”，習焉不察而陷入了通行思路的完全蒙蔽。在不少研究者看來，只要按照通行的思路，遵循正常的“學術程序”，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就能得到合理的解決。

通行的意見之一，是認定“現代中國”的主體性早已經確立，且以制度化的形式進入了文化生產和學術研究等領域，成為了無可置疑也無需置疑的奠基性前提。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在這個奠基性前提劃定的范圍之內，關注“現代”和“文學”就行了。

在恪守這個給定前提的基礎上，可以爭論“現代”究竟是“現代性”，還是一個簡單的歷史時段，可以立足“文學”自身，討論“文學”與“非文學”之間的種種恩怨。每一個話題，似乎都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爭吵，也似乎都可以不斷推陳出新，提出這樣或那樣的新觀點、新口號，不斷制造這樣那樣的熱點話題，在永遠的簡單再生產中維系著現代文學研究的繁榮景象。“自古以來”的傳統中國、晚清以來的“現代中國”以及“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糾纏在一起，讓“中國”這個詞語充滿了曖昧的復雜性，又因為這種曖昧的復雜性而充斥著無往而不勝的有效性。無能力談、不能談、不愿談，共同構成了“不談”的話語譜系。

通行意見之二，則是認定談論這個問題的理論和范式已經取得了無可置疑的普遍性和權威性，談論“現代中國”與“現代文學”的話語機制已經確立并按照自身邏輯有條不紊地展開了持續、有效、可靠的學術生產。后來者只需要加入到這條永恒運轉的學術生產流水線，在給定的位置上，按照正確的“學術程序”，制造相應的“學術產品”，就已經是在談論相關問題了。

第一種意見的迷誤，在于認定“現代中國”和“現代文學”的主體性都早已經建立起來，成為了現代文學研究得以建立和展開的根本性前提而“不必再談”。第二種則反過來，認定相關理論范式——尤其是西方理論范式——的普遍性和權威性已經確立，相應的學術生產線已經建成并有條不紊地投入了運行，大量的學術產品正在源源不斷涌向市場而“不必再談”了。前者因為默認了結論和前提，可以叫做“不談就是談”。后者看起來是在談問題，但既定的理論范式早已經暗中回收一切，把話題變成了向既定理論范式主體性致敬的不同姿態，所以只能叫做“談就是不談”。

如果說“現代中國”和“現代文學”的主體性問題還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成為普遍的蒙蔽性前提的話，后者的情形則要復雜得多。袁可嘉曾經針對流行的誤解，在浪漫主義情緒的感傷之外，敏銳地發現了政治感傷的存在，提醒我們抽象觀念同樣也有傳染感傷的危險。他分析政治感傷的成因和表現形式說：

作者在某些觀念中不求甚解的長久浸淫使他對這些觀念的了解帶上濃厚的感傷色彩，而往往不擇手段地要求他們的傳達與表現，基此而生的最顯著的病態便是借觀念做幌子，在它們高大的身影下躲避了一個創造者所不能回避的思想與感覺的重擔；一套政治觀念被生吞活剝的接受，又被生吞活剝的表達，觀念的壯麗被借作為作品的壯麗，觀念的偉大被借作為創作者的偉大。[1]（P.93-94）

借用袁可嘉的分析，這種在給定的理論范式、給定的“學術程序”中滔滔不絕地談論相關問題的做法，不妨開個小小的玩笑，名之曰“學術的感傷”。

熟知“知識就是權力”的人們，往往有意無意忘記了這樣的事實：問題在于致敬的愿望和姿態，而不在于向哪一種主體性致敬。之所以說“有意無意”，乃是因為從事現代文學研究者，顯然不至于忘記了魯迅晚年這段話：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么，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2]（P.617）

把某種理論范式當作無可置疑的主體而把“現代中國”當作可以隨意擺置的對象，固然是“學術的感傷”。把“現代中國”當作一勞永逸地給定了的抽象主體，同樣也不可能真正觸及問題。只有同時把兩者都當作需要持續不斷精心守護和再生產的歷史存在，才能重新進入“現代文學”與“現代中國”的互動關系。

二

“老問題”的“新維度”：邊地中國

這當然不是說沒有人關注“現代文學”與“現代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復雜關聯。恰恰相反，這種關聯不僅是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得以成立的一個基本前提[3]（P.226），同時也是近年來的現代文學研究熱點話題之一。而是說：通行思路和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耗盡了它曾經有過的活力，陷入了自我增殖的空轉，只有引入新的歷史視野和學術資源，才能打破這種不及物的無效循環，重新找回談論這個話題的可能。從“邊地中國”的角度出發，在古今之變中來看“現代文學”的“邊地書寫”怎樣參與了建構“現代中國”的歷史實踐，以及這種歷史實踐給“現代文學”帶來了哪些特殊的現代性品質，就是為此而展開的一種嘗試。

對長期習慣于，甚至很大程度上因為學科自身的規定性而只能從古今演變的角度來解釋“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的歷史性轉變的現代文學研究，雖然一直高度重視所謂的歷史復雜性，但具體到“現代中國”的歷史形成問題上，卻很難說擺脫了單一歷史敘事的形而上學誘惑。葛兆光所說的“現代中國”國家意識觀念和國家形成史的復雜性：

把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區分為兩個時代的理論，并不符合中國歷史，也不符合中國的國家意識觀念和國家生成歷史。在中國，并非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而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象，近代民族國家恰恰從傳統中央帝國中蛻變出來，近代民族國家依然保存著傳統中央帝國意識，從而是一個糾纏共生的歷史。[4]（P.28-29）

迄今仍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從“邊地中國”的角度看，問題很明顯：“傳統中國”的邊緣地帶，即“邊地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既不能在以近代上海為中心的“口岸中國”遭受到的“沖擊-回應”模式，也不能在以傳統京畿地帶為依托的“中心中國”自身的現代轉型，即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模式里得到合理的解釋。

“沖擊-回應”模式，是包括文學史在內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闡釋模式。它的基本理念是：西方的現代文明從沿海口岸地帶逐步進入，沖擊著中國這個龐大而古老的封建社會巨人，迫使他在被動的回應中緩慢而艱難地覺醒過來，以接受和學習西方文明的方式開啟了自己的現代化道路，最終完成了“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歷史轉型。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通往現代的大門說，十月革命送來了真理說，亞洲的覺醒說，以及八十年代以來復出的走向世界論，都是這種闡釋模式的“中國故事”。近年來影響甚大的“上海摩登”論，總體來看也是這種闡釋模式制造出來的“中國故事”。

這個模式之所以具有長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固然與學術范式變遷的緩慢與艱巨密切相關，但最重要的是：它確實植根于歷史事實，足以對中國近代以來的諸多重大歷史現象做出合理而貼切的解釋。再具體點，可以說它植根于以上海為中心的近代“口岸中國”社會歷史事實，成功而貼切地解釋了以中西沖突與交融的形式發生的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進程，尤其是文化和經濟方面的現代性進程。考慮到上海不僅是中國近代產業和近代文化的發源地，更是無產階級發源地的歷史事實，把左翼革命文化也當作“上海摩登”之一種的話，相信這個闡釋模式還會生發出更多有活力的學術命題。

但近代“口岸中國”畢竟只是中國的一部分，而非全體。現代文學三十年，上海也只是中心之一。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歷史現象紛紛浮出水面，對“沖擊-回應”模式提出了挑戰和質疑。以自身的內在歷史變遷為線索來解釋“傳統中國”現代轉型的“中國中心”史觀隨之而興起。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論，開始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以“古都北平”的文化、文學現象為對象，強調傳統的內在流變的研究，隱約中拉開了與“摩登上海”平分秋色的趨勢。

這個闡釋模式，同樣也有自身的歷史根據和相應的學術活力。它植根于以北京為中心的傳統“中心中國”的社會歷史事實，成功而貼切地解釋了古代中國的文化觀念和文化感覺在現代性境遇里的變遷問題。文化必須以物質的形式固定下來，獲得有效的再生產機制，成為生活實踐中的集體表象和集體記憶，才能成為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城市不是簡單的、沉默的生活空間，同時也是文化、思想和觀念的生產者和保存者。所以很自然地，對生活在北平、西安、開封、南京、成都等“古都”里的文人來說，城市的文化性格無形中自然會在由報紙、雜志制造出來的“印刷的共同體”之外，潛移默化地塑造著他的日常感覺和文化經驗。以“古都”為切入點，討論傳統如何創造性地轉化成現代文學的內在形式，毫無疑問更切合新文化史研究趨向，而且還將隨著以紙質傳媒為中心的近代“印刷資本主義”文化權力的式微，釋放出更多的思想活力。

不過，上述兩大范式雖然體現出了打破單線歷史敘事模式的束縛，直接面對復雜歷史本身的努力，但具體到“現代中國”與“現代文學”的互動關系上，問題仍然很明顯。理論上，以近代唯物史觀為根據的“沖擊-回應”模式，一開始就包含著我們早已經熟悉得麻木了的“內因-外因”之分。按照這個劃分，發軔于西方沖擊中國回應的“中國故事”，本身就包含著最終將過渡到以中國自身的內在變遷為主體的“中國中心”史觀的必然趨勢。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尋找資本主義萌芽因素的努力，就是明證。

最重要的是，兩大范式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著把特定維度、特定層面的歷史經驗放大為普遍經驗的缺陷，因而不約而同忽略了這樣的歷史事實：古代“傳統中國”是一個“中心清晰，邊緣模糊”的特殊政治體系，一個中心大致穩定，但邊緣地帶卻經常發生變化的“移動的中國”。即便采取最簡單的方式，將其劃分為以王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為核心的“中心中國”和遠離王朝政治中心的“邊地中國”兩大板塊來看，問題也很明顯：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論，在很多時候僅只是針對“中心中國”而言，談論的只是“傳統中國”中心地帶的問題，而沒有，也不可能對“邊地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做出令人信服的闡釋。

而“沖擊-回應”模式及其相關論說，則主要針對以上海為中心的近代“口岸中國”歷史和文化經驗而言，同樣也無法解釋“邊地中國”的現代性問題。考慮到西方的沖擊不僅來自上海，更來自于云南、西藏、新疆、東北等邊緣地帶的歷史事實，以及我們關心的是“現代中國”國家意識的形成和國家生成史等民族國家的政治現代性問題這兩大要素的話，以“口岸中國”為對象的“沖擊-回應”模式，實際上是選擇性地遺忘了西方對中國的“沖擊”，以及隨之而來的“回應”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才得以建立起來的。

回到現代文學的基本事實上，可以說上述兩大范式分別關注的是北京、上海兩大中心的文學經驗，而忽略了四十年代的大后方抗戰文學。推到極端就是：忽略了古代的“中心中國”和近代“口岸中國”之外廣袤復雜的“邊地中國”及其相應的文學經驗。

三

“邊地文學”的歷史存在

如上所述，從“邊地書寫”的角度來探討“現代中國”與“現代文學”之間的互動關系，重新認識和梳理“現代中國”國家意識觀念和國家形成史的特殊性與復雜性，雖然帶有刷新既有范式的理論預設，但“邊地文學”，尤其是以抗戰時期的“大西南”為書寫對象的“邊地文學”，卻是實實在在的歷史對象。

早在抗戰爆發之前，朱自清就批評過現代文學只關注北平、上海等大都市生活的弱點，主張以廣泛的內地生活的描寫來補救其不足，增多我們對“真正的老牌中國”的理解。[5]（P.340-342）抗戰爆發后，又更進一步把“發現內地的廣博和美麗”，“增強我們的愛國心和自信心”聯系起來[6]（P.347），提出了創造一個完整的、理想的“新中國”的“建國文學”主張[7]（P.359），把描寫包括“大西南”的美麗在內的文學創作和建設完整、理想的“新中國”明確聯系在了一起。

抗戰勝利后，楊晦也曾把新文藝和新中國未來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提出了農民派作家的問題。他認為，在京派和海派之外，還存在一個不太為人注意的隨著抗戰時期的社會變動而發展起來的農民派文藝。中國新文藝的前途，就在這個農民派文藝身上：

京派是落伍的，所走的是末路。海派是進步的，然而，也有限度。我們把希望寄放在農民派的作家上，隨著中國農民運動的成功，我們農民派的作家，將在文藝上放出勝利的光芒。[8]（P.229）

而他這個極富歷史洞見的理論主張，就來自于四川作家沙汀地方特色濃郁的小說創作：

他不但為他自己在作家群里，爭得了一席特殊的地位，成為我們的農民詩人，我們四川社會的敘事詩作者，同時，也為我們這些年來幾乎沒有出路了的農民作家，開辟了一條道路，建立下堅實的基礎。[8]（P.157）

遺憾的是，隨著人民文藝思潮的發展和壯大，楊晦很快把他以沙汀的四川社會題材小說為原型的農民派作家和解放區的人民文藝直接等同起來，以至于后者反過來淹沒了前者。富于洞見的農民派文藝論，很快被人民文藝的大潮席卷而去，變成了一個迄今尚未完全展開的話題。

在這種情形之下，以抗戰時期文學的“大西南”書寫為立足點，在“現代文學”與“現代中國”的互動關系中，循著朱自清、楊晦等人的思路，探討“邊地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化的特殊歷史機緣，也就成了發現和彰顯“現代中國”國家意識和國家形成史不同于通行意見或理論之復雜性的有效契機。而“現代文學”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也將隨著“邊地文學”的浮現而得到更進一步的呈現——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寫通行的“現代文學”的歷史內涵。

四

“邊地中國”的雙重現代性

從傳統“中心中國”出發的“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論和立足于近代“口岸中國”及其文學經驗的“沖擊-回應”模式，處理的主要是中國如何走向現代的問題。對他們來，“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很大程度上是同一個對象的古今轉變，區別在于造成這種轉變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來自西方的沖擊，還是來自傳統內部。“邊地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則至少是雙重的。

第一個層面的問題，是祛除傳統中央帝國無邊的等差式“天下想象”賦予它的“想象的差異體”特征，從“中心中國”眼中的“非中國”差異性存在，轉化為“現代中國”的同質性存在。這個層面上的“傳統-現代”問題，主要體現為中央帝國的“天下想象”到現代性的“國家想象”模式的轉變問題。具體而言，就是如何祛除“天下想象”賦予“邊地”的差異性色彩，使之從“非中國”的“異域殊方”變成“中國的”同質化國土。

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則是如何從相對于近代“口岸中國”眼中落后的“前現代”社會，轉化為“現代”社會。這個問題，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變遷問題，但更是在個人的發現及其發展、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兩大維度之外，引入并極力凸顯民族國家的政治現代性維度的問題。就此而言，新文學在將“大西南”從落后的“前現代”地區改寫為“現代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的同時，新的現代性視野自身也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推而廣之，“大西南”從“邊地中國”進入“現代中國”的過程，也就是“現代中國”自身得以確立、豐富和發展的過程。

而事實上，隨著抗戰爆發而從平津、滬寧等戰前文化中心城市輾轉西遷進入“大西南”的新文學作家，的確也是帶著進入“另一個世界”的文化心態，帶著“中心中國”和“口岸中國”賦予他們的眼光來到“大西南”的。對他們來說，“大西南”既是“另一個世界”，也是“另一種文本”。

如果說“想象的共同體”理論，的確是根據“想象的”觀念世界，把彼此毫無“實在的”事實性關聯的“孤獨的個人”——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概念人”——通過“印刷資本主義”等特定文化實踐制造和建構成為現代性民族國家的話，“邊地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則完全不一樣。“抗戰時期”這個特殊的歷史語境，把新文學作家拋入了“大西南”，把他們從此前的想象中解放出來，開始了對實實在在的“大西南”的認識和閱讀。傳統的“天下想象”模式里的邊緣地帶，即“邊地中國”被納入到“現代中國”，從“異域殊方”轉化為同質化的民族國家有機組成部分的過程，恰好不是“想象的”，而是一個“實在的”世界被看見、被承認的過程。這個“實在的”世界，事實上很早就被納入到了以漢民族為中心的“傳統中國”政治-文明體系，“經由常識化、制度化和風俗化”而成為了和“中心中國”并沒有什么根本性差異的“共同體”。[4]（P.32）

而“傳統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文化視野，也因此而通過發現并承認“大西南”并非“異域殊方”，而是“中國的”組成部分，將“大西南”轉化為“現代中國”的歷史實踐而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實在的”事實世界打破了“想象的”觀念世界，同一性的現代性民族國家觀念，取代了傳統的天下觀念，但又保存了長期的傳統政治-文明體系涵養而成的審美趣味和文化視野，因為正是這樣的審美趣味和文化視野，讓輾轉來到“大西南”的新文學作家“看見”了“大西南”與“中心中國”的同一性。

質言之，“想象的共同體”是“無中生有”，經由語言、血緣、地理等宿命性的非歷史因素，把彼此毫無關聯的“孤獨的個人”組織成為一個“實在的”民族國家；“邊地中國”的現代轉型，則是打破傳統“天下秩序”觀，打破“想象的差異體”幻象，對一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持續存在的歷史-文明“共同體”的確認。

五

“現代文學”的成長

而就像“傳統中國”的審美趣味和文化視野在“看見”并承認“大西南”之中國性的過程中得以延續，獲得了新的生命活力一樣，以平津、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為生存根基的“現代文學”，同樣也通過對“大西南”的發現和書寫而獲得了新的現代性品質。

現代性是一個多維度、多層面，并且不同維度、不同層面各自按照不同規則展開的復雜歷史進程。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性，也同樣如此。只要我們心平氣和地正視最基本的歷史事實，盡可能地克制那種想要把某種單一維度、單一經驗提升為唯一的排他性歷史方向的形而上學沖動的話，一個直觀的事實就是：抗戰時期的新文學通過對“大西南”的發現和書寫，意識到了“國家”的存在，從而讓自身真正成為了民族國家的“現代文學”。朱自清以批評“五四”新文學的方式，指出了這一點：

辛亥革命傳播了近代的國家意念，“五四”運動加強了這個意念。可是我們跑得太快了，超越了國家，跨上了世界主義的路。詩人是領著大家走的，當然更是如此。這是發現個人發現自我的時代。自我力求擴大，一面向著大自然，一面向著全人類；國家是太狹隘了，對于一個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詩訴諸人道主義，訴諸泛神論，訴諸愛與死，訴諸頹廢的和敏銳的感覺——只除了國家。[7]（P.356-357）

這當然不是說抗戰時期的新文學簡單地用國家否定和壓抑了個人。而是說：新文學通過對“大西南”的發現和書寫，把“五四”發明出來的個人轉化成了何其芳所說的“有責任”的成年人，完成了從“人的發現”到“人的成長”的轉化。對“五四”時期的個人來說，包括國家在內的一切，都是他實現個人目標和欲望的手段，而不是他反過來應該為之承擔責任的共同體。郁達夫關于“個人的發現”的著名論述，就是明證：

五四運動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見。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無何有乎君，道之不適于我者還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沒有我，則社會，國家，宗族等那里會有？[9]（P.261）

而抗戰時期輾轉來到“大西南”的新文學作家，則明確意識到了自己是“邊地中國”的開發者和建設者，從而，也把自己從“五四”時期那種等待著被拯救、被解放的“弱小主體”，變成了征服和改造世界的“自豪主體”。在這個意義上，抗戰時期文學的“大西南”書寫，同樣存在著“人的發現”問題，而不是淺薄者所說的壓抑了人，壓抑了“五四”的啟蒙事業。唯一的區別在于：“五四”發現了人的弱小，而抗戰文學的“大西南”書寫則發現了“人的偉大”。

第三個最直觀的變化，就是抗戰文學的“大西南”書寫，改變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簡單地敵視和排斥甚至有意識地對“現代科學”視而不見的浪漫主義立場。熱情、大膽、毫無保留地贊美“現代科學”，歌頌和高揚征服世界、開發富饒“大西南”的種種建設新中國的歷史實踐，成為了這個時期文學的重要主題。這個主題，甚至對五十年代中期以社會主義建設為歷史動力的“建設者之歌”創作熱潮，也產生了影響。

在這個主題之下，抗戰時期的“現代文學”開始掙脫西方十九世紀以來浪漫主義“文學裝置”——實際上是一套“文學觀念”——的束縛，開始了對筑路、開礦、生產等物質性、實體性建設活動的關注。由此，也孕育了一種從近代“口岸中國”和傳統“中心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世界里走出來，直接面對“物理世界”，重新尋找新生之路的努力。這種努力盡管未能得到完整的展開，但仍然為今天的我們站在浪漫主義的“現代文學”裝置之外，從中國新文學自身的歷史經驗中提煉和建構自己的“現代文學”，提供了難得的借鑒。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抗戰時期這個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因為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大西南”因此從“傳統中國”的邊緣地帶，變成了戰時“現代中國”的核心區域。先后開通的西北公路、滇緬公路、中印公路等國際交通干線，更進一步把“大西南”變成了抗戰時期的“現代中國”進入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前沿地帶，或者說戰時中國特殊的“口岸地帶”。這就意味著這種對以歐洲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經驗為基礎的“現代文學”裝置的反思和批判，實際上不僅僅是“文學自身”的內部問題，而是與“現代中國”在世界政治體系中的位置變化密切相關的歷史問題。

借用福柯的說法，主體性不是一件從他者那里繼承或直接拿過來就可以享用的現成之物，而是只有通過自己的加之于自己的艱苦勞作才能制造出來的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現代中國”的主體性，同樣也需要不斷進行精心的檢測和維修，才能成為我們自己的歷史境遇，成為我們自己的歷史存在。而對于置身“現代文學”這個行當里的研究者來說，更有必要清醒地認識到的，或許是這樣的事實：“現代文學”的歷史主體性，同樣需要持續不斷的精心維護、修訂、補充等再生產活動，才能成為我們自己的歷史主體性，而不至于反過來讓“現代文學”變成了被給予的現成之物。

注釋

①本文所說的“大西南”，首先是抗戰時期的政治-地理概念，大致等同于通常所說的抗戰大后方，但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它又是“邊地中國”的歷史同義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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