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就要從“未來世界”變成當下的現實。在步履不停的時間長河中，我們可以做的只能是隨著時代的潮流亦步亦趨。我們每天從網絡中獲取、接收各種信息，也每天都生活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網絡中，無論是自然的創造還是人自身的創造，都司空見慣，驚奇漸漸變成一種陌生的感覺。但驚奇依然存在，或許，它只是化身為思想的奢侈品，難得一現。比如這本《薩拉戈薩手稿》。無論是譯者、編輯還是讀者，讀過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用這樣一個詞來評價它——“奇書”。

《薩拉戈薩手稿》是波蘭貴族揚·波托茨基（Jan Potocki，1761—1815）于1797—1815年間創作的一部法語作品，講述年輕軍官阿方索赴馬德里入伍途中在山間被困66天的奇遇，在這段日子里，他與形形色色的人相遇，這些人為他講述了種種奇妙的故事。隨著故事的進展，阿方索游離輾轉于夢境與現實、信仰與懷疑、生與死、喜與悲、愛與恨之間，直至謎團最終向他揭開。

這部形式上很接近《十日談》《一千零一夜》的作品，在作者生前僅出版過占全文比重很小的節選本。由于大量手稿難于尋覓，存世部分又版本不一，恢復該書原貌成為出版界幾代人的目標。直至1989年，第一個完整定本才最終形成，該版本經法國柯爾蒂出版社（Corti）編輯、整理并獨家出版，中譯本則由浦睿文化經柯爾蒂出版社授權推出。僅憑原先散缺不全的版本，該書就吸引了多位名家的關注。普希金、華盛頓·歐文均為其創作過同人作品，卡爾維諾編選的《怪誕故事集》里，第一個故事就出自此書。1965年，波蘭導演哈斯將《薩拉戈薩手稿》改編成電影，獲得科波拉、斯科塞斯、大衛·林奇等名導的鼎力推薦，布努艾爾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借鑒了該片的部分元素。那么，《薩拉戈薩手稿》的奇究竟奇在何處呢？

《薩拉戈薩手稿》的自身之奇

《薩拉戈薩手稿》的奇首先在于結構。如果借用戈夫曼“框架”的概念，我們可以看到，全書有兩個主框架并存。其中之一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年輕軍官阿方索奇遇的框架，另一個則是戈梅萊斯族長為考驗阿方索設下重重謎團的框架。在主框架下，另一位主人公吉普賽人首領所敘述的故事構成了二級框架，這也是占全書比重非常高的一個框架。而在這二級框架下，還存在一層又一層的次級框架。

換句話說，全書66天的故事基本上是用嵌套的方式講述出來的：甲在講述第一個故事時，會夾進一段乙向他講述的第二個故事，而在這第二個故事講述的過程中，又會出現乙從丙那里聽來的第三個故事……如此反復，最多時可達五層關系，成為一種“連環嵌套”。

除嵌套結構外，全書的故事還大致被自然切割成6個“十日談”（作者原先設計的是60天的故事，后修改為66天），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一種對稱分布的布局模式。比方說，兩個主框架也就是阿方索的奇遇故事和戈梅萊斯族長的故事，它們精準地處在小說的開篇、中心點和結尾；而作為族長主要輔佐者的秘法師，他在第一個“十日談”出場，他家族的故事在最后一個“十日談”中展開。

既然有這么多的故事，就免不了要設計多元豐富的各類人物。既有風流放蕩的騎士，也有勇敢守信的軍官，有詭計多端的奸臣，風度翩翩的俠盜，精通幾何學、哲學的青年，懷才不遇的全才作家，還有視榮譽為生命的決斗專家，拿膚淺當時尚的貴族，為愛情一再受傷的商人，在自然中自由生活的青春少女等。每一個人物都令人難以忘懷。雖然這些個體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但恰恰是因為這樣，才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故事、千變萬化的風格，以及互為補充的視角，讓書中的世界呈現出多元性和完整性。66天的故事始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并沒有因為人物繁雜而成為松散的合集。因為某些人物會出現在多個故事中，以多線并存的方式將故事串聯起來，甚至某個故事里留下的謎團，要通過另一個故事里的人物行為才能解開。

用音樂來比喻的話，《薩拉戈薩手稿》就像是一首波瀾壯闊的復調樂曲，每位主角都在自己的聲部內發出獨立的聲音，同時又通過主旋律與和聲，跟其他人、跟整體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薩拉戈薩手稿》的“奇”還體現在類型上。這部小說成功地將各種敘事類型集于一書，一開篇，黑色小說、盜匪故事、神怪故事和幽靈故事便牢牢捕獲住讀者的好奇心，接下來，流浪漢小說、浪蕩子的故事、哲學故事、愛情故事進一步拓展了作品的寬度與厚度，最后的政治類、歷史類小說又將讀者帶回現實世界。此外，書中有的故事借鑒了東方傳說的風格，還有的能讓人聯想到當時被稱作“高貴野蠻人”的北美原住民的故事，有幾個故事無法在傳統類型中找到準確歸類，甚至還有類似中國相聲中大型貫口的炫技式片段，如百科全書的目錄，秘法師的家譜等。

《薩拉戈薩手稿》力圖將虛構與非虛構的現實融為一體。在大部分故事里，作者都有意識地將人物的經歷與真實的歷史背景結合在一起，使情節的轉變與實際發生的歷史轉折事件形成有機的整體，仿佛想故意困擾讀者，讓讀者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產生疑惑。在最后的秘法師家族史中，作者更是回顧了小說中提到的所有重要歷史事件，正是在這些歷史事件的作用下，虛構與“現實”成為全書密不可分的合體。

奇幻創造者揚·波托茨基本人度過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揚·波托茨基出身于波蘭的名門望族，和當時很多東歐貴族一樣，從小受法語教育。他第一位妻子的父親是波蘭元帥，他的表兄斯坦尼斯瓦夫·科斯卡·波托茨基是波蘭啟蒙運動中最具象征意義的人物之一。

揚·波托茨基自幼周游列國，見識廣博，1778至1779年間，在他十七八歲時，他先后游歷意大利、西西里（當時尚未與意大利統一）、突尼斯、馬耳他，并成為神秘的馬耳他騎士團騎士，參加了對北非的遠征；1781年，他在西班牙居住過一段時間；1784年的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之旅將他帶進文學創作的世界，促成他在1788年出版首部作品《土耳其和埃及之旅》。后來他甚至參加過一個遠赴中國的使節團，但遠征行動在烏蘭巴托半途而廢，揚·波托茨基最終與中國緣慳一面。

揚·波托茨基的青年時代正是歐洲社會劇烈動蕩之際，他有意識地扮演歷史的見證者，1787年，荷蘭發生反對聯省共和國執政威廉五世的起義時，他奔赴荷蘭；1790年，他又來到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法國，以至于波蘭國王派人對這位“波蘭頭號雅士”在法國的行動嚴加注意。揚·波托茨基更是一位愛國者，他生活在波蘭一次次被瓜分的時代，為了抵御外侮，他兩次入伍，1788年，他在華沙成立自由出版社，創建這座城市的第一個自由閱讀室。

揚·波托茨基的學識極為寬廣，涉及古物學、人種學、語言學、國際關系學等等，他出版過古埃及、古斯拉夫人的研究專著，也創作過戲劇劇本，組織過戲劇表演。揚·波托茨基還是一位冒險家，1790年，他乘坐熱氣球在華沙升空，成為波蘭第一個乘坐熱氣球的人。

《薩拉戈薩手稿》的壯闊背景

不論是在文學領域還是藝術領域，任何傳奇風格、傳奇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18世紀興起的洛可可藝術，誕生之初讓人感到新奇古怪，但它實際上緣起于對古典主義的批判、對巴洛克風格的變革。與洛可可藝術近乎同時代的《薩拉戈薩手稿》同樣有自己的淵源。

對此，我們可以先通過書名“薩拉戈薩手稿”做一番簡單的解析。

（一）薩拉戈薩與手稿

作為曾經的阿拉貢王國首都，薩拉戈薩在書中其實只出現過三次，分別是前言、后記和正中部分（一段關于阿拉貢叛亂的插曲），它最終成為這部奇書書名的核心，自然不是毫無意義的。《薩拉戈薩手稿》主框架的歷史背景是摩爾人與西班牙的歷史糾葛，如書中所言，公元711年，摩爾人在直布羅陀登陸，從此開始了對西班牙近800年的統治。而摩爾人統治的最北端，就是當時被稱作“薩拉克斯塔”的薩拉戈薩。也就是說，薩拉戈薩是基督教文明與異教文明碰撞乃至沖突的交點。雖然在18世紀這種文明史的概念尚未形成，但揚·波托茨基是位周游列國、對古代東方文明深有研究的博學家，自己的祖國波蘭又深陷于被不同文明分割的處境，在他頭腦中出現這種“文明碰撞”理念的雛形，是非常自然的。

說到“手稿”一詞，這是17世紀下半葉、18世紀上半葉非常流行的一種小說體裁。隨著航海業的發展、殖民主義的興起，歐洲到美洲、非洲、亞洲的遠行者越來越多，以遙遠大陸為主題的奇幻書籍也成為深受歐洲大眾歡迎的讀物。這類書籍往往會以某部手稿開篇，這手稿要么是被一代代流傳下來的，要么是被后人神奇發現的，講述的常常是某位傳奇英雄奧德修紀式的故事，他在海上遇險但幸免于難，于是在一片未知的土地迎來種種奇遇。這類小說往往表達的是對傳統的質疑，書中充滿了幾何思想的勝利。我們可以看到，《薩拉戈薩手稿》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這類作品的傳統，可惜的是，這類作品基本屬于通俗小說，立意不高，大部分未能傳世，更難得為中國讀者所知。

（二）啟蒙與前啟蒙精神

17世紀下半葉、18世紀上半葉并不是只有傳奇式的“手稿”類小說，這一時期是歐洲思想進入現代階段的重要轉折期，也是啟蒙思想的直接源起點。

對傳統思想的批判，首先需要破除中世紀以來主導人們生活的宗教理念。否定所謂的神跡，否定神諭、巫師之類的迷信活動，是啟蒙理念形成前亟待清除的一大障礙。《薩拉戈薩手稿》開篇的神怪故事與幽靈故事以及之后對這些故事的理性破解，深刻地反映出這一時期各界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

在質疑傳統宗教、否定傳統宗教中的糟粕后，出現了自然神論與自然宗教。《薩拉戈薩手稿》的第37天，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自然科學家與神學家之間的辯論。

在社會道德層面，取代“宗教善功”的“社會善”（bien social）引發當時人們諸多討論，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薩拉戈薩手稿》中，作者也借多位人物之口，從正反兩方面，對人與社會的關系、社會應遵循的美德、社會秩序、善與惡的相對性等問題進行了闡述。

建立了社會共識后，科學與進步便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在《薩拉戈薩手稿》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數學和各種自然科學的內容，也能看到一些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書中人物拉瓦斯創作的《百科全書》，更是代表了當時科學涵蓋的全部范圍和人們認知的限度。

在科學與進步的大旗下，人對自身也產生了新的要求。過往社會的榜樣式人物——以榮耀為準則的騎士與貴族，他們的形象在17世紀后半葉開始黯淡，揚·波托茨基在書中也對他們進行了或多或少的嘲諷。至于要樹立起何種新的社會典范，揚·波托茨基在《薩拉戈薩手稿》中大致提供了兩種假設，一類是后來成為知識分子階層的哲學家，他們頭腦敏銳，思想先進，但易遭社會冷落；另一類是后來成為資產階級的商人，按照書中的原話來說，“商人必須嚴守極為莊重得體的行為習慣，才能維持住光榮體面的社會地位，畢竟，商人為國家的繁榮昌盛做出了巨大貢獻，也為王權的鞏固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三）文學層面的致敬

《薩拉戈薩手稿》里提到過多部文學作品，但它最主要的致敬對象無疑是《十日談》與《一千零一夜》。作為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杰作，《十日談》是《薩拉戈薩手稿》結構的直接參考對象，揚·波托茨基起初將全書劃分為6個“十日談”，并用對稱布局的方式放置人物的故事，最終雖然沒有完全實現，但“十日談”的痕跡依然清晰。

《一千零一夜》是在18世紀初譯介到歐洲的。這部作品讓歐洲讀者沉浸在美妙的東方夢幻世界中，并使他們發出這樣的感嘆，“論起說傳奇故事來，沒有哪個民族能和東方人相比”。此外，在《薩拉戈薩手稿》的第56天，揚·波托茨基還提到一部名為《跛腿怪》的作品。這部作品最初由西班牙作家路易斯·貝萊斯·德·格瓦拉于1641年創作，1707年，法國作家勒薩日在此基礎上出版同名小說，此后，歐洲出現了多部同類型小說。這部小說雖然不是很著名，也不包含什么深刻的思想，但它反映了一種怪誕的、黑色的想象力，而這正是《薩拉戈薩手稿》的精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