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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拉戈薩手稿》:一部來自18世紀歐洲的奇幻史詩
    來源:文藝報 | 方頌華  2019年12月11日11:27
    關鍵詞:薩拉戈薩手稿

    2020年就要從“未來世界”變成當下的現實。在步履不停的時間長河中,我們可以做的只能是隨著時代的潮流亦步亦趨。我們每天從網絡中獲取、接收各種信息,也每天都生活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網絡中,無論是自然的創造還是人自身的創造,都司空見慣,驚奇漸漸變成一種陌生的感覺。但驚奇依然存在,或許,它只是化身為思想的奢侈品,難得一現。比如這本《薩拉戈薩手稿》。無論是譯者、編輯還是讀者,讀過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用這樣一個詞來評價它——“奇書”。

    《薩拉戈薩手稿》是波蘭貴族揚·波托茨基(Jan Potocki,1761—1815)于1797—1815年間創作的一部法語作品,講述年輕軍官阿方索赴馬德里入伍途中在山間被困66天的奇遇,在這段日子里,他與形形色色的人相遇,這些人為他講述了種種奇妙的故事。隨著故事的進展,阿方索游離輾轉于夢境與現實、信仰與懷疑、生與死、喜與悲、愛與恨之間,直至謎團最終向他揭開。

    這部形式上很接近《十日談》《一千零一夜》的作品,在作者生前僅出版過占全文比重很小的節選本。由于大量手稿難于尋覓,存世部分又版本不一,恢復該書原貌成為出版界幾代人的目標。直至1989年,第一個完整定本才最終形成,該版本經法國柯爾蒂出版社(Corti)編輯、整理并獨家出版,中譯本則由浦睿文化經柯爾蒂出版社授權推出。僅憑原先散缺不全的版本,該書就吸引了多位名家的關注。普希金、華盛頓·歐文均為其創作過同人作品,卡爾維諾編選的《怪誕故事集》里,第一個故事就出自此書。1965年,波蘭導演哈斯將《薩拉戈薩手稿》改編成電影,獲得科波拉、斯科塞斯、大衛·林奇等名導的鼎力推薦,布努艾爾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借鑒了該片的部分元素。那么,《薩拉戈薩手稿》的奇究竟奇在何處呢?

    《薩拉戈薩手稿》的自身之奇

    《薩拉戈薩手稿》的奇首先在于結構。如果借用戈夫曼“框架”的概念,我們可以看到,全書有兩個主框架并存。其中之一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年輕軍官阿方索奇遇的框架,另一個則是戈梅萊斯族長為考驗阿方索設下重重謎團的框架。在主框架下,另一位主人公吉普賽人首領所敘述的故事構成了二級框架,這也是占全書比重非常高的一個框架。而在這二級框架下,還存在一層又一層的次級框架。

    換句話說,全書66天的故事基本上是用嵌套的方式講述出來的:甲在講述第一個故事時,會夾進一段乙向他講述的第二個故事,而在這第二個故事講述的過程中,又會出現乙從丙那里聽來的第三個故事……如此反復,最多時可達五層關系,成為一種“連環嵌套”。

    除嵌套結構外,全書的故事還大致被自然切割成6個“十日談”(作者原先設計的是60天的故事,后修改為66天),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一種對稱分布的布局模式。比方說,兩個主框架也就是阿方索的奇遇故事和戈梅萊斯族長的故事,它們精準地處在小說的開篇、中心點和結尾;而作為族長主要輔佐者的秘法師,他在第一個“十日談”出場,他家族的故事在最后一個“十日談”中展開。

    既然有這么多的故事,就免不了要設計多元豐富的各類人物。既有風流放蕩的騎士,也有勇敢守信的軍官,有詭計多端的奸臣,風度翩翩的俠盜,精通幾何學、哲學的青年,懷才不遇的全才作家,還有視榮譽為生命的決斗專家,拿膚淺當時尚的貴族,為愛情一再受傷的商人,在自然中自由生活的青春少女等。每一個人物都令人難以忘懷。雖然這些個體都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但恰恰是因為這樣,才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故事、千變萬化的風格,以及互為補充的視角,讓書中的世界呈現出多元性和完整性。66天的故事始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并沒有因為人物繁雜而成為松散的合集。因為某些人物會出現在多個故事中,以多線并存的方式將故事串聯起來,甚至某個故事里留下的謎團,要通過另一個故事里的人物行為才能解開。

    用音樂來比喻的話,《薩拉戈薩手稿》就像是一首波瀾壯闊的復調樂曲,每位主角都在自己的聲部內發出獨立的聲音,同時又通過主旋律與和聲,跟其他人、跟整體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薩拉戈薩手稿》的“奇”還體現在類型上。這部小說成功地將各種敘事類型集于一書,一開篇,黑色小說、盜匪故事、神怪故事和幽靈故事便牢牢捕獲住讀者的好奇心,接下來,流浪漢小說、浪蕩子的故事、哲學故事、愛情故事進一步拓展了作品的寬度與厚度,最后的政治類、歷史類小說又將讀者帶回現實世界。此外,書中有的故事借鑒了東方傳說的風格,還有的能讓人聯想到當時被稱作“高貴野蠻人”的北美原住民的故事,有幾個故事無法在傳統類型中找到準確歸類,甚至還有類似中國相聲中大型貫口的炫技式片段,如百科全書的目錄,秘法師的家譜等。

    《薩拉戈薩手稿》力圖將虛構與非虛構的現實融為一體。在大部分故事里,作者都有意識地將人物的經歷與真實的歷史背景結合在一起,使情節的轉變與實際發生的歷史轉折事件形成有機的整體,仿佛想故意困擾讀者,讓讀者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產生疑惑。在最后的秘法師家族史中,作者更是回顧了小說中提到的所有重要歷史事件,正是在這些歷史事件的作用下,虛構與“現實”成為全書密不可分的合體。

    奇幻創造者揚·波托茨基本人度過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揚·波托茨基出身于波蘭的名門望族,和當時很多東歐貴族一樣,從小受法語教育。他第一位妻子的父親是波蘭元帥,他的表兄斯坦尼斯瓦夫·科斯卡·波托茨基是波蘭啟蒙運動中最具象征意義的人物之一。

    揚·波托茨基自幼周游列國,見識廣博,1778至1779年間,在他十七八歲時,他先后游歷意大利、西西里(當時尚未與意大利統一)、突尼斯、馬耳他,并成為神秘的馬耳他騎士團騎士,參加了對北非的遠征;1781年,他在西班牙居住過一段時間;1784年的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之旅將他帶進文學創作的世界,促成他在1788年出版首部作品《土耳其和埃及之旅》。后來他甚至參加過一個遠赴中國的使節團,但遠征行動在烏蘭巴托半途而廢,揚·波托茨基最終與中國緣慳一面。

    揚·波托茨基的青年時代正是歐洲社會劇烈動蕩之際,他有意識地扮演歷史的見證者,1787年,荷蘭發生反對聯省共和國執政威廉五世的起義時,他奔赴荷蘭;1790年,他又來到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法國,以至于波蘭國王派人對這位“波蘭頭號雅士”在法國的行動嚴加注意。揚·波托茨基更是一位愛國者,他生活在波蘭一次次被瓜分的時代,為了抵御外侮,他兩次入伍,1788年,他在華沙成立自由出版社,創建這座城市的第一個自由閱讀室。

    揚·波托茨基的學識極為寬廣,涉及古物學、人種學、語言學、國際關系學等等,他出版過古埃及、古斯拉夫人的研究專著,也創作過戲劇劇本,組織過戲劇表演。揚·波托茨基還是一位冒險家,1790年,他乘坐熱氣球在華沙升空,成為波蘭第一個乘坐熱氣球的人。

    《薩拉戈薩手稿》的壯闊背景

    不論是在文學領域還是藝術領域,任何傳奇風格、傳奇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18世紀興起的洛可可藝術,誕生之初讓人感到新奇古怪,但它實際上緣起于對古典主義的批判、對巴洛克風格的變革。與洛可可藝術近乎同時代的《薩拉戈薩手稿》同樣有自己的淵源。

    對此,我們可以先通過書名“薩拉戈薩手稿”做一番簡單的解析。

    (一)薩拉戈薩與手稿

    作為曾經的阿拉貢王國首都,薩拉戈薩在書中其實只出現過三次,分別是前言、后記和正中部分(一段關于阿拉貢叛亂的插曲),它最終成為這部奇書書名的核心,自然不是毫無意義的。《薩拉戈薩手稿》主框架的歷史背景是摩爾人與西班牙的歷史糾葛,如書中所言,公元711年,摩爾人在直布羅陀登陸,從此開始了對西班牙近800年的統治。而摩爾人統治的最北端,就是當時被稱作“薩拉克斯塔”的薩拉戈薩。也就是說,薩拉戈薩是基督教文明與異教文明碰撞乃至沖突的交點。雖然在18世紀這種文明史的概念尚未形成,但揚·波托茨基是位周游列國、對古代東方文明深有研究的博學家,自己的祖國波蘭又深陷于被不同文明分割的處境,在他頭腦中出現這種“文明碰撞”理念的雛形,是非常自然的。

    說到“手稿”一詞,這是17世紀下半葉、18世紀上半葉非常流行的一種小說體裁。隨著航海業的發展、殖民主義的興起,歐洲到美洲、非洲、亞洲的遠行者越來越多,以遙遠大陸為主題的奇幻書籍也成為深受歐洲大眾歡迎的讀物。這類書籍往往會以某部手稿開篇,這手稿要么是被一代代流傳下來的,要么是被后人神奇發現的,講述的常常是某位傳奇英雄奧德修紀式的故事,他在海上遇險但幸免于難,于是在一片未知的土地迎來種種奇遇。這類小說往往表達的是對傳統的質疑,書中充滿了幾何思想的勝利。我們可以看到,《薩拉戈薩手稿》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這類作品的傳統,可惜的是,這類作品基本屬于通俗小說,立意不高,大部分未能傳世,更難得為中國讀者所知。

    (二)啟蒙與前啟蒙精神

    17世紀下半葉、18世紀上半葉并不是只有傳奇式的“手稿”類小說,這一時期是歐洲思想進入現代階段的重要轉折期,也是啟蒙思想的直接源起點。

    對傳統思想的批判,首先需要破除中世紀以來主導人們生活的宗教理念。否定所謂的神跡,否定神諭、巫師之類的迷信活動,是啟蒙理念形成前亟待清除的一大障礙。《薩拉戈薩手稿》開篇的神怪故事與幽靈故事以及之后對這些故事的理性破解,深刻地反映出這一時期各界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

    在質疑傳統宗教、否定傳統宗教中的糟粕后,出現了自然神論與自然宗教。《薩拉戈薩手稿》的第37天,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自然科學家與神學家之間的辯論。

    在社會道德層面,取代“宗教善功”的“社會善”(bien social)引發當時人們諸多討論,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薩拉戈薩手稿》中,作者也借多位人物之口,從正反兩方面,對人與社會的關系、社會應遵循的美德、社會秩序、善與惡的相對性等問題進行了闡述。

    建立了社會共識后,科學與進步便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在《薩拉戈薩手稿》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數學和各種自然科學的內容,也能看到一些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書中人物拉瓦斯創作的《百科全書》,更是代表了當時科學涵蓋的全部范圍和人們認知的限度。

    在科學與進步的大旗下,人對自身也產生了新的要求。過往社會的榜樣式人物——以榮耀為準則的騎士與貴族,他們的形象在17世紀后半葉開始黯淡,揚·波托茨基在書中也對他們進行了或多或少的嘲諷。至于要樹立起何種新的社會典范,揚·波托茨基在《薩拉戈薩手稿》中大致提供了兩種假設,一類是后來成為知識分子階層的哲學家,他們頭腦敏銳,思想先進,但易遭社會冷落;另一類是后來成為資產階級的商人,按照書中的原話來說,“商人必須嚴守極為莊重得體的行為習慣,才能維持住光榮體面的社會地位,畢竟,商人為國家的繁榮昌盛做出了巨大貢獻,也為王權的鞏固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三)文學層面的致敬

    《薩拉戈薩手稿》里提到過多部文學作品,但它最主要的致敬對象無疑是《十日談》與《一千零一夜》。作為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杰作,《十日談》是《薩拉戈薩手稿》結構的直接參考對象,揚·波托茨基起初將全書劃分為6個“十日談”,并用對稱布局的方式放置人物的故事,最終雖然沒有完全實現,但“十日談”的痕跡依然清晰。

    《一千零一夜》是在18世紀初譯介到歐洲的。這部作品讓歐洲讀者沉浸在美妙的東方夢幻世界中,并使他們發出這樣的感嘆,“論起說傳奇故事來,沒有哪個民族能和東方人相比”。此外,在《薩拉戈薩手稿》的第56天,揚·波托茨基還提到一部名為《跛腿怪》的作品。這部作品最初由西班牙作家路易斯·貝萊斯·德·格瓦拉于1641年創作,1707年,法國作家勒薩日在此基礎上出版同名小說,此后,歐洲出現了多部同類型小說。這部小說雖然不是很著名,也不包含什么深刻的思想,但它反映了一種怪誕的、黑色的想象力,而這正是《薩拉戈薩手稿》的精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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