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在全球化、網絡化的語境下，21世紀的海外華文文學已悄然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是細微的而非顯著的，是緩慢的而非突變的，正如古人所寫梅花之氣：“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需要我們仔細去體味。這種變化就是將本土的文化記憶和個人經驗上升到普遍性的文學世界之中，在擁抱本土的同時又力求超越，尋找進入世界文學的機遇與途徑。

與20年前的狀況相比，海外華文文學的作家已不再作一種簡單的邊緣吶喊與異域中個人奮斗的抒寫，也不再僅僅從事被視為“文學異類”的紀實報道，而是瞄準純文學的至高標準進行努力。越來越多的海外華文作家擺脫了過去那種自傳體式的哀怨宣泄，或是依靠“某人在某地”式的異域想象在生存的夾縫中書寫，而是站在一種更廣闊、更多元也更加審美化的視角回望故土的歷史與人物，也站在一種更加包容與開放的立場去書 寫自己所在的居住國的人物、歷史與文化。邊緣、異域、離散的特征在慢慢退化，文學的雜合性、多元性、審美性逐漸上升。他們的作品不僅在海外華人文化圈中得到認同，也獲得了中國大陸及港澳臺地區讀者的認可，有的還打入中國大陸文學排行榜，或在各種華文文學獎評選中獲獎。有的作家采用雙語寫作，或者將自己的中文作品翻譯成居住國的語言，以尋求世界讀者的認同。

在網絡化的環境中，地理意義上的邊緣與中心的界限逐漸消失，異域不一定就吸引讀者眼球。盡管在作家的心中，邊緣地位與尋求身份認同的狀況依然會存在，但異域會轉化成一種寫作的視角。為誰創作的困惑以及身份的焦慮正在逐漸消退，在解決了長久居留的問題或者不再將長久居留作為定居的目的之后，來往自由的“世界公民”標識使得他們的創作進入了更加自由的領域。這時，回歸本土并以本土經驗為基礎雜合起異域視角和異域經驗，成為不少海外華文作家創作的新坐標。

陳河有著在阿爾巴尼亞的冒險經歷，他一度曾將自己的眼光鎖定在異域，如中篇小說《被綁架者說》《無花果樹下的欲望》《去斯可比之路》，寫的都是他在阿爾巴尼亞的故事與遇到的人物，在一個尚處于動亂的國家謀求財富，一切都顯得很新奇；他寫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歐洲，《黑白電影里的城市》曾獲得過國內的“郁達夫小說獎”；他寫二戰時期的東南亞， 《沙撈越戰事》給他帶來了聲譽。在“講好中國故事”的驅動下，他的《甲骨時光》重回1928年的中國，記敘當時震動世界的甲骨文被發現的事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并獲得了第三屆“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的金獎。

從張翎的早期作品如“江南三部曲”(《望月》《交錯的彼岸》《郵購新娘》)來看，她的眼光總是在東西方交錯的空間穿梭中進行掃描，且伴之以相應的繁復敘事來支 撐起她筆下的人物與故事，而自《余震》與《金山》之后，她更多地意識到回望本土、回歸歷史的重要性，從而開始挖掘本土文化礦藏、加入異域視角，將個人經驗的地方性融入到普遍的文學世界性之中。到了2017年出版的《勞燕》，她已經將故鄉溫州的月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聯系。雖然書中重點塑造的依然是她所鐘情的具有無比堅忍性格的中國女性，但作者卻通過描寫將東西方人物串連在一起，開啟了另一種具有世界性的人性透視和人道主義精神的書寫，從而使得她的作品越來越具有世界文學的品相。張翎的本土經驗潛藏著豐富的創作資源，她的許多作品都帶有家鄉溫州的泥土芳香，正如沈從文的創作總離不開湘西邊城的影子、莫言的創作里總有高密的意象一樣，溫州總會頑強地在張翎的創作中表現出來。溫州的本土經驗巧妙地與世界性的眼光融合在一起，使她的創作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戴小華的紀實文學《忽如歸》將一個家族的歷史與整個國家的歷史、將一個人的命運與整個民族的命運結合起來描述，道出了一個國家的傷痛和民族的傷痛。作者寫將其母親遺體從臺灣運回家鄉河北滄州，按穆斯林的傳統進行洗、穿、站、埋的喪禮細節，還有其與母親去綠島探望被國民黨關押著的大弟戴華光的情狀，只有在親歷之后才會有如此真實并感人的體驗性書寫。戴小華是立足于對整個國家與民族的歷史與未來的思考，來進行對個人以及家庭經驗的書寫的，從而使其作品具有豐富的歷史穿透性。

本土經驗的重要性在于它基于個人經驗，這種個人經驗是浸泡在作家的文化記憶之中的積淀物。對于海外華文作家而言，這種個人經驗經過在異域的不斷翻卷與反思，加之有距離感的 “他者”觀照，形成了一種世界性視角，構成獨特的具有異質性經驗的創作特色。

張翎在談到她創作《金山》的體會時說：“放下《金山》書稿的那天，我突然意識到，上帝把我放置在這塊安靜到幾乎寂寞的土地上，也許另有目的。他讓我在回望歷史和故土的時候，有一個合宜的距離。這個距離給了我一種新的站姿和視角，讓我看見了一些我原先不曾發覺的東西，我的世界因此而豐富。”[1] 張翎的“距離”說實際上是一種“他 者”的視角，經由這種視角，她獲得了一種更為豐富的差異性感覺。她創作《金山》的想法來自1986年在加拿大卡爾加里城外所見的華工墓地，2003年回國采風，她去了廣東的僑鄉開平，寫作的沖動再次浮現。后又醞釀了兩年，在收集到大量資料并經過反復思考之后，才在一張戴眼鏡的華埠青年的歷史照片的觸動下，引發了想象，動手創作這部后來享有盛譽的《金山》，這是她的文化記憶與他者視角相互交合的產物。

作家張翎

嚴歌苓寫《金陵十三釵》，選擇的故事與書寫的視角都是獨特的，里面有一種 “他者”的視角 (如寫妓女的人性光輝、牧師的良知等)。 《寄居者》依然如此，故事中的人物是與異國密不可分的，但故事的背景依然要放置在她能把握的上海，這便是本土經驗在發生著作用。待寫作 《芳華》時，她更是調動起早年的個人經驗，以一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過來人”的眼光，再度審視其中的故事，就有了別樣的體驗，同時又是充滿著反思性的。從林丁丁的 “他怎么可以愛我”的話語里，讀者會覺出時代的荒唐。

與此類似的還有陳河，他的《外蘇河之戰》選擇了少有人涉足的援越抗美的歷史，他到越南去親自觀察與感受，寫出了一個與《芳華》相類似但又非常有獨特性的戰爭與愛情故事，也寫出了一種政治與人性的沖突。趙淮海與庫小媛的戀愛剛剛開始，就被極 “左”的政工組長甄聞達破壞。從北京徒步到越南參加革命的趙淮海犧牲在戰場上，庫小媛則選擇了自殺。甄聞達出于內疚，決定到第一線部隊去任職，最后殉職于戰場，他的妻子江雪霖活在永遠的等待之中。陳河不僅是在寫一個荒誕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寫出了那種嚴酷環境中在人格 “面具”下復雜多層次而又閃光的人性。

借助本土經驗，又要超越本土經驗，力圖站在一種跨越東西方的視角，從人類的普遍性經驗出發去思考更為宏闊的精神世界的問題，這是海外華文作家的另一優勢。

旅荷華人作家林湄的兩部長篇小說《天望》與《天外》，叩問的就是超越家族、家庭、東西界限的精神世界的安放問題。《天望》涉及歐洲混血兒弗來得跨國婚姻的沖突，《天外》則 以移居歐洲大陸的一對華人夫婦的婚姻危機為線索，牽涉出歐洲社會在物欲誘惑中如何實現靈魂的超越與自救問題。作者巧妙地在作品中安置了一個浮士德雕像，讓其成為主人公郝忻的參照物，并讓其發生超驗性的精神對話，以構成一種世界性文學的普遍追問：人生的“小我”何以成為具有超越性的“大我”? 如何才能擺脫靈與肉的沖突、實現精神與理想的真正自 由? 這是自歌德以來的文學就不斷探索的課題，也是林湄帶有世界性的追問，這決定了她的創作具有一種靈性的精神。即使是在這樣的創作中，她的本土經驗依然是其創作的基礎與源泉，如《天望》中的弗來得，祖上三代人分別具有西班牙、英國和印尼血統，但他娶的妻子還是中國姑娘。《天外》則講述華人移民的物質欲望與精神、肉與靈的雙重沖突。

林湄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在一種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流離”、“邊緣”已不再是壞事，反而會“對作家的文學創作起著重大的影響，為創作‘世界文學’提供有益的‘土壤’”。當然，她還主張文學要有哲學的思考，“那么創作‘世界文學’的作家，不僅心志要高、眼光要寬遠，還需要博學廣見，不計當下得失，使跨民族、跨學科、跨時空、跨地域的創作書寫，能被東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所認同所接受”。[2]林湄從一個華人的角度去思考人類生存與命運中的精神安放和超越問題，體現了她在異域的一種理性思考。主張“靈性寫作”的旅美華文作家施瑋也強調創作要關注靈魂的縱向度，“因為小說關乎靈魂，是對生命的解讀”。她認為，文學不僅僅是記錄，“如何讓人看到生活記錄背后的靈魂呼喊、生命掙扎，日常生活中表象上沒有，卻在夜晚的枕上深刻地感受到的，才是文學存在的意義。‘文學’這副眼鏡應該是顯微鏡、潛水鏡、凸透鏡與凹透鏡，超越了生命的單純與物質的沉重，給人以想象的空間、思想的翅膀，揭示生命的多元，讓人不被世界捆綁，而可以做靈性的飛翔，這才是重要的”。[3] 她的小說《紙愛人》《放逐伊甸》等都具有存在主義意義上的生命追問。

在《放逐伊甸》中，戴航一出場就是一種靈肉分離的“懸浮”狀態：“那與肉體牢牢粘合的靈魂隨著風中飄散的頭發，向上騰飛”，“靈魂重新回到她肉體中時，她的肉體正浮游在污濁、混沌的空氣里。”[4]李亞從作家走向書商，精神的轉變成了一種很自然的過程。他原以為在商場只是 “以商養詩”，將來“出海”時他仍是詩人，但他卻低估了“商海”的“染 缸”作用，他的價值觀很快被在暗夜里數錢的快感沖垮了。同樣，旅美華文作家陳謙的《愛在無愛的硅谷》也直接書寫了女主人公蘇菊對“一種靈性的生活”的追求與叩問。《望斷南飛雁》中的女主人公南雁則更為直接地喊出“人不是隨機地給掛到基因鏈上的一環，活著更不只是傳遞基因! 而是要聽從自己內心的呼喚……”[5]

當海外華文作家調動起他們的本土經驗與文化記憶，用他們身在海外的獨有的文學 眼光去解釋生活、探索生活與世界的真相時，他們離世界文學不是越走越遠，而是越走越 近了。德國學者馬蒂亞斯·弗萊澤 (MathiasFreise) 在討論文學的普遍性與地方性關系時指出： “一般來說，所謂普世性，只要不僅是抽象，只能存在于地方性之中。情節和語義關系需要一個地點，導入普世性并使其顯現出來。”他還舉了帕維奇 (MiloradPavic)的《哈扎爾辭典》作為例子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從一個系統的角度去理解世界文學時，《哈扎爾辭典》 “將沖突轉化為象征，從而在社會和政治領域發揮整合作用。”[6]

同樣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印裔英國作家V S奈保爾 (VSNaipaul)的創作為據。奈保爾的多部作品如《大河灣》《重返加勒比》等，都涉及身份焦慮和心靈飄零的問題，也涉及文明的邊緣與中心以及地方性與普遍性的關系問題，但他既在多種文明之內又站在多種文明之上進行寫作，用獨特的文學眼光發現了生活和世界的真相。他說：“我的主題既不是我的敏感性，也不是我內心的發展變化，而是我的內心世界以及我生活的這個世界。我的主題就是對我自己所不知道的世界做出的解釋。”[7]奈保爾將個人的經驗、地方的經驗與對世界真相的探索融合在一起，創造出了他獨有的又具有世界性的文學世界，海外華文作家的創作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詮釋這種文學的地方性與普遍性的關系。

二

當我們談論海外華文文學的本土經驗的時候，我們還不得不注意到，本土經驗其實還可以包含另一層涵義，那就是海外華文作家的在地經驗 (居住國的經驗)。如果說祖籍國的故鄉經驗屬于記憶與回望的話，那么居住國的在地經驗則是海外華文作家創作的現實催發力和形成其創作風格與個性的重要成因，也是他們在異域創作的重要起跳板。

張翎的“江南三部曲”就體現了這種在地經驗，不論是寫那些不斷掙扎在打工與求學困惑中的新移民如涓涓、薛東、卷簾、望月、羊羊、劉晰等，還是描寫與他們關系密切的那些人物，如安德魯牧師、多倫多的荔枝閣餐廳的黑人女招待塔米等，都引人入勝，如果作者沒有在異域的時空里深深地浸泡過、體察過，是無法寫得這樣出神入化的。

加拿大華文作家曾曉文的短篇小說《蘇格蘭短裙和三葉草》也是這種在地經驗的成功呈現。如果說她早期的小說創作多是限于對她個人經歷的書寫的話，到這個短篇的出現，則邁出了書寫在地經驗的重要一步。那個具有傷感氣息卻又難以擺脫舊愛的加拿大水手肖恩，出現在海外華文文學的人物序列中，是一個短暫但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曾曉文在談創作體會時說： “我作為一個生活在非中文環境中的寫作者，或許也是被內心的渴望所驅使，努力在中西文化之間、不同族裔的人物之間展開平等對話。在早期的文學創作中，我的寫作多以‘經驗’即親身經歷和釋放內心的情感為主。隨著閱歷的積累、個人心智的成長成熟，視野變得寬廣，心態變得淡定，我轉向了‘體驗’，即感悟生命。”[8]這種尋求中西文化、不同族裔間對話的意圖，如果缺乏對在地經驗的體驗，是難以抵達的。盡管在這篇小說中，蕾與肖恩從心底 “伸出手指”渴望觸摸對方而沒有成功，但這種渴望卻充滿著溫情和綻放的人性。

與此相媲美的還有美國華文作家施雨的小說《你不合我的口味》，華人女性茉莉與來自法國的男友亞當斯在美國的社會環境中相遇和碰撞，他們“口味”的沖突就體現著一種文化的沖突。作者重點寫了這種沖突，但他們最后卻還是以愛情的力量超越了各自的“口味”走向了靈與肉的交融。施雨小說的結局與曾曉文小說的結局雖然不一樣，但同樣體現出了她對在地經驗的深度書寫。

這種在地經驗的呈現還體現在海外華文作家以華人的視角對居住國當地文化與歷史的深入了解并在其創作中加以融化。以華人的眼光向居住國的歷史與文明深處開掘，成為海外華文作家深潛東西方歷史與文明之后的又一創作通道。張翎的《金山》就帶有這種鮮明的印記，《金山》所寫華工在北美的歷史和當時的唐人街社會狀況，如果沒有相當的資料累積和對當地社會歷史與文明的親身體驗，是很難抵達歷史深處的文化再現的。 在《金山》一書的 “序”里，張翎一再地感謝那些為她了解唐人街及華人歷史提供了幫助的教授、醫生和朋友們。

旅居比利時的華文作家謝凌潔的中篇小說 《一枚長滿海苔的懷表》和長篇小說《雙桅船》，都是難得的海洋文學，在華文文學領域別開生面，它所涉及的歐洲歷史尤其是歐洲文明中某些貴族的歷史、宗教的歷史以及二戰歷史，對于讀者來說都是熟悉而又陌生的閱讀體驗。德國華文作家穆紫荊的長篇小說 《活在納粹之后》描寫了二戰時期猶太人與德國人、中國人之間的復雜關系，書寫了一個 “跨區域 (歐洲、亞洲和北美洲)、跨文化 (基督教、猶太文化、儒家文化)、跨語言 (德文、中文、英文)、跨歷史 (二戰前、二戰后)的文學世界”。[9]在這個文學世界里，歷史與戰爭是人物之間構成復雜關系的經線，而愛情則是超越戰爭、超越國度的緯線。這當中，有二戰時德國排猶的歷史，有猶太人進入中國的天津、上海經商并產生愛情的故事，也有戰后德國士兵在法國做俘虜與當地女人發生情愛關系的文學再現。小說中場景與人物性格的展開鋪就在一種廣闊的歷史視野之中。

東南亞華文作家的本土經驗并不局限在祖籍國的經驗，從較早的時候起，他們就開始關注世居的熱帶雨林與赤道國家的風土人情，他們對本土的表達與書寫則呈現出另一番欣欣向榮的景象。早在20世紀50年代，泰國華文文學就提倡以 “此時此地”為寫作的對象，一大批土生土長的文學生力軍成為泰國華文文壇的主力。如莊嚴的小說主要描寫泰國山芭農村的鄉野生活，鐘情的是巴塞河畔的社會現實。他的《巴塞河畔》《歸宿》《路與車子》《不祥的牛》《絕望》等系列小說，就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泰國貧困山城與鄉村生活的歷史再現。

菲律賓華文作家莊子明的小說《賣身契》寫出了當地華人面臨歸化現實所產生的復雜心理。主人公阿丁具有濃烈的華族感情，但迫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改變不愿意加入菲籍的決定。亞藍的《那屬于海的》寫出了菲律賓中下層華人老蔡一家三代經營海鮮業的艱辛。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吳岸的詩歌既具有中國詩的風韻，又具有鮮明的馬來西亞鄉土特征。詩人吳天才的詩雖然也描寫雙重的鄉愁，但他 “知道自己的根 在于赤道邊上的熱土”。[10]

馬來西亞華裔作家李永平的創作始終圍繞著的他出生的婆羅洲 (今加里曼丹島)展開，《婆羅洲之子》《雨 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讓人驚艷，《大河盡頭》使他獲得極高的文學聲譽。在這部宏大的小說中，少年“永”與他的荷蘭籍的洋姑媽克絲婷沿著大河逃逸與尋找，那層層叢林、荒莽大河、陽光下的岸上風光以及穿插在敘述中的原住民的歷史和故事，都是極富神秘性的在地經驗。小說通過華人少年“永”的眼睛將豐富的婆羅洲風俗層層剝開，展現出一幅幅堪稱水墨畫的東南亞鄉村圖景。那暴雨澆灌下的大河詠嘆調，怪狀叢生，里面翻滾著的是各種各樣的動物尸體與活體，還有上游被沖刷下來的房屋家具，等等，只有真正見過山洪暴發時的泛濫景觀才可以描寫出來。沿著大河去尋找圣山朝拜，幫助少年“永”完成了一次神圣的成人禮，這在海外華文文學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在地性表達。

三

對本土經驗的認識，最終應該是一種文學觀念和文學態度，而不僅僅是一種書寫技巧。在討論到文學的本土性時，評論家賀仲明指出：“本土性思想最基本的前提關系到對文學本質的基本認識。也就是說，它認為文學應該立足于本土社會和文化環境，其基本意義也在于此。一方面，只有立足于深邃而廣袤的本土生活，文學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創新意識和深度意識；另一方面，與之相應，文學的基本功能在于為本土社會服務。”[11]賀仲明所論雖然是就中國大陸的本土文學的本土思想而言，但它同樣是符合世界文學的發展規律的，自然也適用于海外華文文學。

對于海外華文文學作家來說，創作最大的困惑起初都是為了回答“我是誰”、“為誰寫作”以及主流還是邊緣等問題。出國移居，一出一入，雙重的人生經歷必然導致身份的分裂，跨文化的沖突凝結于心，總想找到一種情緒宣泄的渠道。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海外華文文學，在展示海外華人的生存掙扎和精神困惑、表現身份焦慮和情感歸宿方面都是很豐富的。有的作品著眼于海外華人個人奮斗史的書寫，甚至有些夸大和偏激，如旅美華文作家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和旅居新加坡的華文作家九丹的《烏鴉》。如何將居住國經驗和祖籍國經驗融合起來，如何將雙重人生經歷轉化為人生的雙重思考和體驗，如何在中外文化的沖突中實現文化的雜糅與重組，這就需要作家站在對文學本質的認識上去思考。而作家對文學本質的最完美抵達莫過于對人性與人生的探索，當“海外作家努力讓自己的作品進入人性深處，表現靈魂所經歷的種種磨難，并上升到悲憫情懷的高度”[12]時，其文學創作就得到一種境界的升華。

然而，超越身份、超越主流與邊緣之后的移民文學創作，并非拋棄個人的文化記憶，而是在保持特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記憶的同時，對東西方文化與文明做融合性的理解與重組，并由此突出個人的創作標記。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移居西方、有了西方的文化體驗之后，其作品既具有古老東方的歷史文化傳統，又有對西方文化的深度理解與融合。他的作品極有代表性地體現了當代移民作家能夠很好地處理“本土性”和“世界性”的關系以及東西方文化關系。

在海外華文作家中，嚴歌苓比較早地具有了這種意識。她在談創作體會時說：“為什么老是說移民文學是邊緣文學呢? 文學是人學，這是句cliche。任何能讓文學家了解文學的環境、事件、生命形態都應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邊緣。文學從不歧視它生存的地方，文學也從不選擇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產生文學正宗的地方。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應該生發正宗的、主流的中國文學。”[13]正因為如此，嚴歌苓的創作成就與影響力是比較大的。 從這一點來看，海外華文作家中能有意識地將本土性書寫上升到對文學本質認識的并不是太多，很多人還只是把本土性書寫當作故事的敘述技巧，或者用以增加異域色彩，所以故事敘事中總是呈現出內外兩張皮，不能很好地站在一種多元融合的立場上去進行文學的本質呈現。因此，如何將本土經驗(祖籍國的故鄉經驗與居住國的在地經驗)理解為在世界性背景下的個人經驗與普遍性經驗的融合，依然是海外華文文學需要繼續探尋和實踐的課題。

本土經驗還關涉到民族文化傳統和精神的傳承與延續。從本土經驗出發如何講好一個民族的故事，揭示出一個民族文化傳統與精神，的確是一個難題。但只要是用華文寫作，就難以避免會帶有民族的情緒與情感。在這一點上，海外華文作家與中國國內的作家是一樣的。而在如何處理好傳統與現代、故土與移居的關系上，則又關乎海外華文作家的視點與思想。如張翎筆下的中國人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都帶有創傷的痛楚，忍辱負重卻又深明大義，讓他們具備了民族脊梁的象征，但他們在異國他鄉的經歷，又使他們身上具備了新的質素，其故事由此而被賦予一種世界性的意義。在陳河的筆下，甚至還出現了在二戰期間加裔華人參加盟軍 走上抗擊法西斯戰爭前線的形象。海外華文作家書寫新時代新人物如留學生、海歸工程師時，與描寫老一代華人移民有了較大的差別，但在家國情懷和民族責任擔當上卻與老一代留學生的家國情懷一脈相承。如孫博、曾曉文《中國芯傳奇》中的海歸工程師袁焜就是華人新形象的自塑。如何在本土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海外華文作家獨特的審美視角和價值標準，并能與民族傳統與精神相承接，凸顯出華文作家的美學特色，具備一種獨有的民族性，是海外華文作家需要認真對待的新命題。

（原刊《中國文學批評》2019年第4期）